浅析荧屏上的恶婆婆形象

引言

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一个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便是一种写照。尤其在当今时代独生子女的个性，要与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恶婆婆现象难免出现。恶婆婆主要有两层界定，在这里需加以说明，其一，身份问题，不是血缘之母，但包含伦理意义上的母亲，即婆婆。其二，性质问题，这里所谓的“恶”并非是十恶不赦，也不仅仅是“坏的”“不好的”，在这里“恶”的本质是一种扼杀人生命活力的力量。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的痛苦和混乱，带有一定的破坏性。婆婆作为一个人，是有人性的，她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当婆婆被内外各种压力所逼迫时，一旦这种压力超过了她的忍受程度，她的人格就会发生畸变，隐藏在母性背后的恶就会日渐凸显出来。表现出恶的一面，即通常我们所说的“恶婆婆”。文本中所涉及的恶婆婆多是指，那些由于不合理的生活和不正常的情感经历，而在人格和心理方面，出现不同程度扭曲和病变的母亲形象。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禁欲主义的压抑，无疑是引发母亲异化为恶婆婆的重要诱因。同时我认为，如果过于简单的理解恶婆婆形象，仅仅把恶婆婆理解为“不好的”、“坏的母亲”，就过于肤浅，也会使文学史上存在的恶婆婆形象，失去其应有的存在价值和艺术魅力。同时，也会消弱文学作品所蕴藏的深层思想内涵。在这里应力求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辩证的分析这一形象。本文从古代、近代、现代的文章、小说、电视剧简单分析婆媳之间的微妙关系，恶婆婆形象出现的根源及如何在当今时代和谐相处。以此来综合论述恶婆婆出现的前因后果，以及以后如何避免恶婆婆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从而构建和谐家庭。

一恶婆婆的出现

在中国的传统中，家国同构，男主外，女主内，婆媳关系也就成为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我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对婆媳关系的规范，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也是淡化婆媳冲突，以婆媳和谐为主调。当然也有少量写婆媳冲突的作品，如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母亲形象也不再崇高甚至有些恶毒、丑陋。婆媳之战起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是只好我们可以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追溯到东汉末年。故事中的婆婆是一个典型的恶婆婆形象，生生拆开了一对恩爱夫妻，导致媳妇“举身赴清池”、儿子“自挂东南枝”的悲惨结局。这些作品多数简化了婆媳冲突的复杂原因，将人简单划分为好人、坏人。因为婆媳关系影响着家庭与社会的稳定，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对婆媳关系的规训与引导，不仅在史书上大书特书孝妇神话，而且在文学作品中有意淡化婆媳冲突，编制出婆媳和谐、相依为命的美丽图景，如《窦娥冤》、《琵琶记》、《秋胡戏妻》，书写媳妇隐忍屈从的美德。事实上，在封建宗法时代，在传统的大家庭中，由于女性生活空间和生命形态的极端狭小，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尖锐化，冲突是婆媳关系的常态。当然，在古代文学叙事中也有写婆媳冲突，如《聊斋志异·珊瑚》、《醒世姻缘传》等，但是这些作品往往简化婆媳冲突的复杂原因，将婆媳冲突处理成好人/坏人的道德对抗。而事

实上，婆媳冲突与个体的道德品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与古代文学不同，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冲突取代了婆媳和谐，拓宽了文学写作的领域。中国现代作家广泛吸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开始深入挖掘婆媳关系的文化内涵。在五四初期的现代文学中，现代作家纷纷把笔触深入到对恶婆婆的控诉和揭露上。对“恶婆婆”的控诉和揭露成为作家们批判封建陋习的一个出口。五四时期最早涉及婆媳关系的小说是叶圣陶的《也是一个人》和《阿凤》、冰心的《最后的安息》、苏雪林的《棘心》、石评梅的《董二嫂》、罗洪的《念佛》等。[1]真正将“恶婆婆”这一主题深入开掘的是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彻底颠覆了男权社会给予女性的贤妻良母的男性命题，进一步挖掘了婆媳冲突，尤其是年轻寡母与媳妇间所隐藏的情欲冲突。

在乡土小说作家中真正成功“突围”，显示出自己创作个性并在创作方法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的，是王鲁彦。20、30年代大部分书写童养媳的小说，都把对童养媳所受非人待遇的揭露与控诉作为中心，作家们看重童养媳的苦难史与非人状态，以此来阐发人道主义所张扬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真正将婆媳冲突作为叙述中心的作品集中出现在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乡土作家和一些女作家笔下，如许钦文的《疯妇》、王鲁彦的《屋顶下》、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等。

1937年以后的中国陷入了惨烈而悲壮的抗日战争之中，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由国民人格的建构过渡到拯救面临生存危亡的民族，许多“家务事，儿女情”的题材退出新文学作家的视野，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表现婆媳冲突的作品：巴金的《寒夜》。[2][3]有学者认为，汪母在作品中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她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汪母对儿子的极爱以及对媳妇的极恨让人费解，论文围绕如何理解汪母这一复杂母亲形象展开，首先，作者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汪母对于树生的态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上的，她一心要按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建立自己的家庭，要用传统的家庭模式来规范树生。在深层意识中汪母对树生的百般挑剔和厌恶是试图复辟旧有家庭模式、试图获得婆婆对儿媳的权威，但是却遭受失败，因而产生怨愤情绪。其次，作者又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探究汪母的深层心理。如若一个母亲能在丈夫或其他男人那儿获得正常的情感滋润，眷恋儿子仇视儿媳的心理就不会十分明显;如果不能，她就会把自己对异性的情感需求不知不觉注入到儿子身上，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心理就可能变态。[4]

在40年代的解放区，赵树理为婆媳关系写作赋予了崭新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叙事范式和文学主题。在《孟祥英翻身》和《传家宝》中，都有四种角色，即婆婆、媳妇、问题的解决者（新政权的代表）和婆媳关系的旁涉者（公公、丈夫、小姑子）；其中都有相同的、简单的结构框架——代表传统观念的婆婆跟代表新观念的媳妇发生冲突，婆媳关系的旁涉者加剧着这种冲突，问题最终被代表新政权的工作人员解决，媳妇的观念最终取代了婆婆的观念。小说中恶婆婆无理地挑起矛盾，造成了年轻女性的不幸，婆婆成了媳妇获得解放而必须越过去的一个障碍，年轻的媳妇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挣脱

了婆婆的束缚而获得了解放。这种重复的大团圆的叙事产生了一种权威的、静止的印象，确认并强化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种叙事也确认了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合法性。再看婆媳矛盾的最后解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解放区的婆媳关系叙事延续了20、30年代的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的思路，是对前两者提出的问题、存在的矛盾的回答与解决。在50年代之后的恶婆婆也渐渐脱离了父权的思想控制，显示出由于观念的不同造成的恶婆婆形象出现的倾向。本文在下面就论述各式各样的恶婆婆形象。

二形形色色的恶婆婆形象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的潮流席卷中国电视荧展现婆媳冲突的电视剧创作更是层出不穷。仅从名称上看就有《婆婆•媳妇和小姑》（2004）《婆家娘家》《媳妇》（2007年）《婆婆来了》等十几部，还有许多作品未以此命名却包含《呼兰河传》《金锁记》《幸福像花儿一样》《青衣》（2007年）等。婆媳题材电视剧初步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和传播景观不是偶然现象应该说它是当下中国文化的一种选择。这是由于它所展现出来的恶婆婆契合了当代中国观众的心理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无法调和的婆媳矛盾——建立在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个人自由、独立意识与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

（一）家庭暴力型

电视剧《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也是一位恶婆婆。她对对儿媳在肉体上的折磨是丧失人性的。12岁的黑呼呼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实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一个正正常常的人。[5]周三太太说:“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隔院的杨老太太说“那才不怕羞呢!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了三碗”，[5]老厨子说“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有二伯说:“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6]在婆婆和村人眼里小团圆媳妇因为没有表现出温顺乖巧、低三下四的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样子，而显得“出格”了。从此以后，我家的院子里，天天有哭声，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叫……[7]小团圆媳妇被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打，打昏过去了，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还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当众给她洗澡，洗一次，烫一次，叫一次，直至昏死过去。当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她的婆婆以为“拯救”了儿媳而心满意足。婆婆并非悍妇，她只是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办事。就这样一个活鲜鲜的生命被这个视女性自身价值比猪狗都不如的婆婆给活活折磨而死。

通过小团圆媳妇婆婆这一形象，作者也向读者揭示了传统文化中愚昧、麻木一面对国民的危害。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控诉了这个社会制度。西蒙•波伏娃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9]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波伏娃的理论进一步理解与其说是”形成”的，更准确的说是”打成”的，这两个恶母俨然己经异化为男权社会统治的工具。充当了男权统治的打手，愚昧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