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文学与小人物

中晚唐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是传统文学前后演变的中介,更是正统文学向市民文学转变、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变的桥梁,我们从中晚唐文学中出现的许多“小人物”形象就能看出这一点。所谓“小人物”,是指与传统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士大夫形象不同的普通人物;有关人物的生活内容的描写,不再集中于政治生活而是转向世俗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晚唐传奇中出现的小人物。传奇在唐代文学中是新兴的文体,与市民文学距离最近。它属于叙事文学,自然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写得最出色的基本上是小人物。如《李娃传》中设计抛弃郑公子之后又舍身救助濒临绝境的郑公子的妓女“一枝花”,《柳毅传》中为落难龙女而赴龙宫报信且不愿“领赏”的落第书生柳毅,《昆仑奴》中为成全少主的爱情而冒险劫取一品勋臣家女伎的家奴等形象,都是一些地位不高、节行超凡、才能出众的人物,作者将其作为正面人物加以刻画,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学趣味。后来的戏剧和小说等通俗文学,深受中晚唐传奇的影响,不少名著就是在改编唐传奇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题材和人物形象上与其渊源甚深,如《牡丹亭》把柳生的地位下移,颇与唐传奇中的人物相仿佛。即使是宋词这种抒情文学,由于同属市民文学,兼之时代较近,也多受唐传奇沾溉,如宋词多次用“蓝桥”的典故,与裴铏《传奇》中裴航、云英的故事有关。晏殊词多次出现的词句“不如怜取眼前人”,则化自元稹小说《莺莺传》。至于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直接歌咏唐人传奇中的故事,与唐传奇的关系就更直接了,并成为传奇与戏曲小说的一个中介。

词是在中晚唐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新的抒情文体,也涉及到人物形象的问题,只不过词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为抒情形象。就词中的抒情形象而言,基本上是才子佳人,与此后戏曲小说中出现的才子佳人形象同属一个类型,如张泌《浣溪沙》中出现的人物:“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在这首被鲁迅先生视为描写盯梢的作品中,人物“佯醉且随行”的举动,颇接近《李娃传》中郑公子的行为,无论是“佯”还是“诈”,都有些狂而俗的味道。韦庄《思帝乡》词中对爱情的世俗化表达:“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在柳永词中则表露为“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过”的生活向往,到了《西厢记》发展为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渴盼。就人物对情爱的张扬态度而言,词、曲是前后相承的。

中唐开展的古文运动也创造了许多小人物形象。柳宗元不少传记类散文为小人物立传,一改以往多为地位较高的人物作传的传统,如《宋清传》中取财济世皆有道的药市异人、《种树郭橐驼传》中种树有方的郭橐驼。虽然这些作品带有一定的寓言色彩,但从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作者的寄意来看,现实气息还是很浓厚的,人物的性格是鲜明的。作者礼赞这些小人物的品行与智慧,在创作思想上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平民性。这对后来的古文影响很大,如宋人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为勇斗敌军的老妪立传,颇与柳宗元《童区寄传》的思想相通;甚至明人魏学l《核舟记》、张岱《柳敬亭说书》对各色人物才艺的刻画,皆堪与柳宗元继武。

受中唐古文运动和传奇的影响,中晚唐诗歌中的叙事因素大大增强,出现不少优秀叙事诗,这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是一大发展,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后来的市民文学。中晚唐叙事诗一改以往诗歌传统,不再以士大夫形象为抒情主体,而是大量抒写小人物形象,有些形象成为后来词曲、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杜牧《杜秋

娘诗》、《张好好诗》、韦庄《秦妇吟》等作品,在写小人物命运的同时或者寄托文人的身世之感,或者折射时代风云,在艺术构思上对宋词将身世之感与艳情融为一体,和《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将历史风云与男女爱情融为一体,也有不小的启发。

以上强调中晚唐文学中出现的小人物形象,并不是说以前的文学创作就没有这类形象,而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体现出的新思想、新情趣,并在后来的词曲、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中发扬光大,因而蕴涵着丰富的文学史信息。虽然这些作品的作者还是文人士大夫,但其思想性格与创作情趣都已经向市民阶层倾斜了。这无论是对后来的诗文,还是词曲戏剧小说等,都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