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浅谈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一、民营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开大步，勇往直前。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全国已有3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解决了8000万人的就业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总户数已达800万家，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业产值60%、工业增加值40%、实现利税77%、出口额60%、城镇就业机会75%。民营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民营企业产值已“三分天下”甚至“二分天下”,并逐渐显露出它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以及维护供需平衡、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典型，是国家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总进程中发挥着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资本进入的行业领域，拓宽非公有制企业融资渠道，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这个论断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民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二、中国民营企业现状

（一）历史选择民营经济

中国的政治家和商界、学界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及新增长源。这个竞争力就是精英企业团队，它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经济波动的稳定器，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现在的国企虽是精英企业，但它特殊的职能决定了它无法像一般商业机构那样高效率地追逐市场机会，因而也就不能承担促进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大任，而只能对经济起到有限的稳定作用。外资虽然新鲜有活力，但它毕竟姓“外”，一有风吹草动便惊飞而去的“鸟群特性”，决定了它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强依靠。

于是，这一角色的承担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民营企业身上。20多年间，中国民企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贡献和经济活力大大高于国企，在某些方面甚至毫不逊色于外资企业。当然，中国民企也有自己的缺陷：企业规模小，总体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等等。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产生了再造中国民企的需要，才有了让民企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呼声。财富及进步就是在改变中实现的，历史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

这种提升不再仅仅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变革，甚至是一种革命。它不仅将对民企自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民企的观念、形象、组织、管理、技术、文化发生彻底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脊梁，中国经济自主权将因此而扩大。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中高度依赖外源性经济的特征，而使内源性经济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力。也就是从目前的出口替代转向进口替代，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经过进口替代这一环节的充分发展，其经济必然缺乏独立自主性，更谈不上任何竞争力，在同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较量中将会一败涂地。

而进口替代环节的充分发展比出口替代要艰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要称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一种革命的原因。但是，充满创新精神的中国人绝不会因此而却步，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人，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是中国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杨匏安、谭平山是中国人，他们已经为中国人树立了创新求变的榜样。在今天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创新传统和精神将会在经济领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最早在中国发育并形成气候的中国民营经济，也定会在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推动下更上层楼。

在现实呼唤民企的今天，在上上下下对民企的发展已形成共识的今天，再次出现民企风将

就着时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是历史的选择。

（二）民营企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1．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的加剧贫富分化、劳动关系失衡的矛盾

民营企业发展腾飞的起点始于改革开放，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正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至2001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达460.83万人。尽管从人数上看，他们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比例极低，然而，因为他们所支撑着的民营经济占中国经济总量的1/3，其经济绩效尤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其不断扩大的就业人口在维系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他们在中国的分量其实并不取决于其比例，而是与整个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分量相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势利益团体。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却日益加剧，据北京市今年初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该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底的4.7:1，全国的情势似乎比北京更为严峻。

由于传统民营企业的一些特点，如不可避免的家族式管理等，使得单个的民营企业常常具有排斥性的团体，形成“外人”很难进入其“信任圈”，以实现平等的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局面；其发展前期增长粗放，造成不少民营企业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落后，劳资关系失稳，企业寿命周期短，有的甚至搞“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加之民营企业中普遍缺乏甚至拒工会之类的能维护工人权利的组织，民营企业更易成为贫富分化引发的阶层矛盾和劳资矛盾的火力集中点，不断暴露出来的民营企业家不光彩的发迹史和官商勾结的丑闻正是印证了弱势群体对其的强烈不满。

2．企业家从政：体制的弱点和角色的冲突

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家成为强势利益团体，他们不可避免的要求进入政治领域，以寻求利益表达的途径，更好地实现其利益诉求。然而，在体制和角色两个层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获取政治角色似乎已成为民营企业家们一种热衷的方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本，将人大代表等称号当作一种荣誉和对社会地位的肯定，获得利益表达和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从法理上看，并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一开始就从制度上将民营企业家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这既不符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执政党扩大阶级基础的要求。反之，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正规途径，这部分在经济上拥有优势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采用非正规的途径实现其利益诉求，即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获取公共权力的“准使用权”，以此扩大自己的利益。我国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源于此。事实上，现行的制度没有阻碍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舞台。2003年在中国政治的最高舞台即“两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充当的政协委员已经到了100人，人大代表达到133人，大约都比上一届增长了5倍；然而更加耐人寻味的一组数字是，在年底公布的中国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有9％是人大代表，13％是全国政协委员，大约25％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这部分人处理好企业家与人大代表的角色冲突问题。按照代表制理论，我国奉行的是“委托说”，即人大代表要代表选区人民的利益，是人民派驻代议机关作为人民传声筒的人员，这自然要求代表拥有较高的素质和代表角色意识。那么，处在社会利益矛盾集结点上的民营企业家到底应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政治角色呢？民营企业家在以人大代表身份出现时，代表的应是选区人民而不是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利益。但显然，作为兼职代表，两重角色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不少人对于“人大代表”这一身份标签并未有足够的价值认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作为一种荣誉或是一种实现利益的途径。综观这几年民营企业家代表在各级人大中的表现，似乎仍然有某种角色混淆。比如，他们的提案绝大多数集中在如何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如何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甚至一些代表利用发言推销自己企业产品的现象都有发生。角色认同感不强引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利益表达机制不平等的质疑。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是影响政治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大代表中普通劳动者、城市平民的比例很低，他们的利益主要是靠一些学者来代言；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企业家阶层凭借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更多地进入政治角色。而且他们并不能摆脱企业家身份的影响，甚至完全有可能借此为本阶层谋求特殊的利益偏好，那么，作为社会弱势阶层，如何去拥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两者间本身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