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积累与现收现付比较

(一)关于两种制度安排的帕累托有效性

新古典养老金经济学对收入的再分配效应的评价,是直接以再分配在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果为标准的。一个特定的养老金计划,如果在增加了受益者福利的同时,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状况有所恶化,那么,就可以称其为帕累托有效的计划。

阿隆指出,在萨缪尔逊的“生物回报率”(人口增长率+实际工资增长率)大于市场利率的前提之下,现收现付制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他还指出,基金制将会带来一个使将来各代的生命期效应都减少的跨时配置。由此而引发了对现收现付和基金制的福利效应的一场持久的讨论。阿隆把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作为一个外生的给定变量来对待,困此,他所讨论的经济被称为“小型开放经济”(SMALL OPEN ECONOMY ),而现收现付达到帕累托有效的这个外生的前提,也被称作“阿隆条件”(AARON CONDITION)。

萨缪尔逊稍后又证明,在一个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是内生的封闭经济中,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也可能存在着帕累托有效的配置。这样,现收现付在福利效应上能够进行代际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就从阿隆的小型开放经济进一步推广到了封闭经济当中。

但是,阿隆的结论实际上还需要另外一个隐含的前提:既然人口增长率、实际工作率和市场利率都是外生的或事先给定的,一个现收现付的养老计划要想实现帕累托有效,它的融资率(即它的交费率或税收融资率)也必须不随时间而变化。如果融资率有可能随着时间而降低的话,那么“阿隆条件”就得不到满足。这样,就排除了融资率或交费率可变的情况。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斯普里曼。他利用一个无限交叠世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时间是无限的,在自由变化的交费率下(设定一个上限),除非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永远小于利率(在他的模型中是外生的),否则,现收现付制就总是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有效配置。而对基金制来说,当将来存在某个时期,从这一时期以后的所有各期内,“阿隆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它才会是帕累托有效的;否则,不管“阿隆条件”满足与否,基金制一般都不会实现帕累托有效的改进。

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是,不管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率外生的小型开放经济中,还是在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内生的封闭经济中,一个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安排总是存在一个在代际之间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的可能。如果代代延续不断,那么,每一代都会通过下一代的交费而增加福利,但是又不会有最后一代蒙受福利上的损失。但是,在基金制度安排下,与现收现付制的情况相比,下一代福利的不减少,是靠上一代福利的相对减少来实现的,所以,一般来说基金制中并不存在代际的帕累托有效改进。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在代际再分配的福利效应上的差别正好是相反方向的;前者是用下一代人的福利的减少去补偿上一代人的福利,由于代代延续的无限性,每个特定的一代都不会蒙受福利损失;而后者则是用上一代人的福利的减少来保证下一代人的福利的不损失。完全的基金制计划无论是对代际还是对代内来说,都不具备再分配功能。但是,现收现付计划对代际还是对代内来说则都具有再分配的功能

一)现收现付和基金制对于个人储蓄的影响

1.现收现付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挤出效应”

最先明确提出“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的是费尔德斯坦。他认为,社会保障会通过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一个力量是,人们既然可以从公共养老金计划当中获得养老金收益,就可以减少为了退休期的消费而在工作时积累资产的需要,这叫做“资产替代效应”(ASSET-SUBSTITUTION EFFECT)。另一个力量是,因为与财富审查有关的社会保障能够增加储蓄,因而可能诱使人们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在工作期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这叫做“退休效

应”(RETIREMENT EFFECT)。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力量对比。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个人储蓄会减少,如果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增加。

但是巴罗则认为,社会保障有可能为个人的代际转移支付所补偿,这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挤出效应;进一步地,假定不同的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工作能力、禀赋、税负以及社会保障覆盖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而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遗产机制,社会保障对于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应该是零。巴罗把社会保障看作是一个必须由政府强行实施的进行代际转移支付的制度,因而他在分析中引入了遗产动机。雷默尔和莱斯诺则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具有正的或负的效应,费尔德斯坦和巴罗等人作为理论基础的生命周期理论并不使用于解释个人储蓄行为。

上述争论表明,挤出效应假说是否成立存在不同看法,这同样反映在此后大量的经验研究中。芒耐尔,费尔德斯坦,费尔德斯坦和皮勒齐奥,以及克特利科夫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挤出效应的存在,但巴罗、达贝、考皮兹和高特尔,还有克特利科夫的另外一些研究却又以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从没有影响到具有正面的激励作用等不同的结论对挤出效应假说进行了否定。但是,到目前为止,挤出效应假说还是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挤出效应的实质在于,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向个人提供了在其退休以后享有一定的养老金收入索取权的制度化保证,这就使其有条件减少工作期的一部分个人储蓄。但这里所需要的一个条件,正是个人储蓄的目的只是把自己工作时的收入转移一部分作退休以后的消费之用。换言之,个人不存在任何代际的财富转移行为,这与“巴罗中性”赖以成立的条件正好相反。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个人在其生命期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工作期的消费和退休期的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要小于1,因此对个人而言,他(她)总是更偏好于当前的消费。如果这两个条件中有一个得不到满足,那么所谓的挤出效应就不能成立。这个主要是以现收现付方式进行融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背景而得出的结论,是否也同样适应于基金制的保障制度呢?

2.基金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戴维斯曾经利用生命周期理论讨论过养老金基金对于个人生命期储蓄的影响。他认为,首先,养老金承诺的非流动性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个人储蓄不会随着养老金收益的增加而一对一地减少。其次,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限制了个人自由借债的能力,意味着个人在其一生中需要较高借入的那些时间内,并不能够按照其整个生命期的消费计划进行消费。这样,强制储蓄(如养老金基金的交费)既不会因为借债也不会因为减少个人自愿储蓄而减少。第三,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工人可能希望提前退休,这也会使他(她)增加工作期的储蓄。第四,如果从当前消费转向未来消费的替代效应超过了可以减少储蓄的收入效应,那么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会为提高个人的总储蓄而提供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