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一、闲适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钓”之趣和钓鱼时“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其具体方法就是将生活与人生审美化，以诗意来感悟人生。故闲适文人常常是一边享受现世的物质舒适，一边在文章中大谈精神之修养、人生之清雅，如王维等即是；但现世生活即使清贫窘迫，他们也能以生花妙笔将其“点化”得有声有色，诗情并茂，如陶渊明等。林语堂属于前者，事业的成功，物质条件的优裕，使他可以不必过于观照现实的苦难，而可以持更加开放的心灵、雍容的态度来抒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观照平凡人生的方方面面，以展示其从容达观的人生态度和自在舒坦的“闲适之乐”。这在其创作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领悟：

其一，将生活审美化，以诗意感悟人生。林语堂后期（主要指1927年以后）鼓吹悠闲生活、倡导悠闲哲学，就是想引导人们从超越的角度、以审美的心态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超拔出玄淡高远的人生境界。他较早出版的闲适散文专著《生活的艺术》就是一部教导人们怎样以诗意的眼光、闲淡的心境去发现和享受生活美妙的“百科全书”。林语堂此后的散文，虽也不乏讽喻世事与人生之作，但他更多的文章是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是怎样操持吃饭、读书、作文、品茶、吸烟、钓鱼、游名山、览胜水等闲散之事，他在行文中所表现出的闲淡平和的心境、高雅脱俗的情趣，使他所叙写的这些日常俗事都点染上他的个人风格，显现出他的个人情韵，从而在纷纭琐细、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酝酿和超拔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意境。如，在读书时，他可以体味到“一种探险”和“魂灵的壮游”；买鸟后，他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真纯朴和彼此亲和；品味秋天时，他可以体察到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的豪壮和人生之秋的古气磅薄；吸烟时，他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飞升；即使是躺在床上，他也可以体味到心灵清净，看见“人生变成了一幅更现实的图画”，等等。这样，经过林语堂诗意的眼光和艺术的心态的“点化”，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富于诗情与哲理，以至于在他的笔下，生活体验已升华成审美的玩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亦转化成一种知足自娱、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

其二，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林语堂是一个讲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人，对精神的逍遥自适与物质的丰厚齐全，他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态度，主张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因此，对于他十分崇敬的两个人，庄子和陶渊明，林语堂喜欢庄子的哲学，崇尚他的精神自由，但不喜欢他的生活，认为庄子过于愤世嫉俗，是个“避世主义者”和“弃世主义者”；而更喜爱和敬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不但具有庄子的超脱与自适，而且还热爱和享受了现世的人生，是个“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没有逃避人生的人，是个“最理想的哲学家” 。在具体创作中，他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舒适、享受的物质生活的肯定与沉迷。如在《言志篇》中，他宣称他“个人理想的愿望”是：随意舒适的生活、欢乐温馨的家庭，不拘成法的好友、可口的饭菜、合自己口味的藏书，以及周围有乔木、竹树、梅花的房宅。林语堂后来还以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概括了他的这种生活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兼具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既具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享乐的理想生活模式。对林语堂这种兼顾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的享受态度，鲁迅先生曾措辞激烈地批评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一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金、巡捕捐……单是这两项，每月就需银一百十四两，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近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当然，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现实中，鲁迅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况且，林语堂这种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闲适之乐”以及他常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某种满足感和炫耀之辞，使他高雅的闲适之趣的内涵常显单调、肤浅，且含有庸俗的杂质，他似乎只注意了“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