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05年6月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3期Jun12005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 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 on)Vol122　NO.3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3

房文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本文就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描写展开论述,认为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其前后期女性形象的刻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展现贾平凹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及变化的分析,来揭示作家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感受与变化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贾平凹;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5)03-0127-04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贾平凹一直是作为一个特异而存在的,无论他的不合时宜还是他的独特怪异都被当作一种“贾平凹现象”。作家既注重自己独特的为文风格,又注重通过对故事和人物的搭建来表现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与透视,加上作家深厚的艺术底蕴,使得作品好读又耐读,因而多次出现“洛阳纸贵”的场景。阅读贾平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作家通常通过对女主人公的跌宕起伏的命运流程的刻画,凸现其性格的闪光点,展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人生意义的彻底感悟和新鲜解读。在贾平凹的前期作品中,差不多是“尽了全身去抒写女子的”(穆涛语),这些女子或美在诗意、或美在良善、或美在妖娆、或美在不可言传,作者仰视之如天上的星月一般,但从《废都》开始作家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废都》中,“庄之蝶成了神,对待女人犹如大佛顶施恩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1]。在其后创作中那种淳朴美丽的女性已不再复现,代之的是那些展示了复杂的“丑陋”的女性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展现贾平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的特点及变化的分析,来揭示作家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感受与变化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一、神化母爱的女性偶像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有关女神的传说和偶像比比皆是。中国就有女娲造人的神话,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出土了许多原始的女性偶像。这种神化母爱的圣母文化传统在中国虽然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却在心理深层制约着中国人的审美心态以及中国人对女性“美”的定义,更制导了那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的潜在创作。

进入父系社会,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女性的话语权随即丧失。尽管中国宗法文化对女性自然天性有过太多的束缚和压抑,传统文化中母性对男子的滋养影响和男权对女性的设计规范的双重作用下,仍生发了中国文化审美的女神化倾向,“原始女性崇拜遗存与中古男性意识的弱化共同造就了中国封建时代后期阴盛阳衰的性格走势,所以,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更强调其救助性和依赖性,即母性。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女性无论她是什么角色,都必须带有母性倾向”[2]。二十世纪虽然经历了多次文学运动的呼唤或许改变了人们对女性审美的态度,但对女神的塑造和向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美国学者卡罗·吉里根在《男性生命周期的女性》一文中谈到:“在男性的生命周期中,女性形象和地位是哺育者、抚养人、照看者、贤内助、人际关系协调人”。这类女神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屡见不鲜,她们有时是纯洁、善良的象征,如沈从文《边城》中的苗族姑娘翠翠,鲜明地突现了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的女神柔美的特征。有时是生殖与性的代言人,并在生活中合理地演变,成为母性权利的承载者和实施人,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中“我奶奶”的形象,便是这种高涨的生命力的最好见证。

这两种女性形象在贾平凹的作品中都有描摹刻画,他的早期作品《满月儿》中的满儿和月儿,充满纯真温情和山野芳香,它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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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稿日期]2004-10-05

　[作者简介]房文玲(19781-),安徽安庆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值不再是对人生入木三分的刻画,而是为新时期文学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满儿和月儿的纯净和美丽“在复苏的文坛上吹过一缕清新的春风”[3]。在之后的《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人家》中的麦绒和烟峰,《远山野情》中的香香仍都是这类型女性的代表。她们不仅有外形的美丽,更有内心的良善,这一批钟灵毓秀的女性与淳朴的生活相映成趣,而她们的形象由于其单纯的美丽,使得听烦了伤痛和苦诉的人们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对清新秀丽的向往,因而这类作品在新时期的文坛引起很大的成功。

尽管这类女性的美丽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但她们的单纯也带来了某种审美的平面化。作家从1985年的《浮躁》开始,都有意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突破。《浮躁》中小水用母性去温暖和抚慰金狗,在失去金狗后,她以极大的勇气甚或是殉葬式的坚忍的态度选择了婚姻,后来又义无反顾地主动追求新生活。这个女性人物形象饱满,比起满月儿式的单纯更具有人性的深度和品味推敲的余地。《天狗》中的师娘在两个男人之间无奈地周旋,但又不忍心伤害其中任何一个。四姨太(《美穴地》)为了追求爱情,不惜在往昔俏丽的脸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痕。她们都不甘处于被压制地位,以及传统文化给她们设定的种种规范。即使是黑氏(《黑氏》)在她那丑陋的外表下仍是一颗温情美丽的心,在苦难的日子从不泯灭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这样的女性,在自己的爱情追求上不断自主重建,以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承担了一切的苦难。她们都有“美丽而博大、神圣而苦难、平凡而难以企及的特征,是男主人公生命为之奋斗的动力和苦难的避风港。”[4]在作品中,贾平凹对她们身体上映现出的伟大的母性和崇高的母爱表现出深深的依恋。这类作为男性主人公生命启蒙者和庇护者的形象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可以算得上是作家真正的审美理想和生命偶像。

综观上述的女神形象,其个性或许不同,但都具有传统文化结构中女性某种理性的内涵。她们美丽、善良、贤惠,用她们的付出建构起属于男性的神话世界,却永远是理想和受难者的双重综合体,他们虽柔弱但坚韧,虽微弱但极富生机。因此,这一类女性形象获得了优美、崇高、绝少冲突和压抑的审美境界。

二、回归生命本真的“世俗化”

尽管“女神”形象亮丽鲜明,但显得高大而不可企及。而且这些女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由与其相关的男性来决定的,一旦她们完成了自己在男性生活中承担的使命,便失去了在作品中存在的意义,在她们身上,没有作为独立的“人”对于生活和自我的思索。从贾平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作家对女性复杂矛盾的情感。他在构筑起以“精灵女子”为主角的纯净的商州世界时,赋予那些山乡女子“精光灵秀”美好色调,把这些女子视为心中的“神”倍加珍惜。但这些女子多为传统习惯所束缚,屈服于异己的力量,她们呈现出男权社会的一切“美好品质”,但唯独没了自我,因为她们的自我和个性被温良柔顺、吃苦忍让的传统美德所抹杀了。

其实,贾平凹曾经在《浮躁》中通过金狗对这类“女神”做过一番辨析抉择:“英英对着镜子收拾好了头发,说夜不早了,她该回去了。金狗便将她送出门去,看着她一步步走进溶溶的月色中去,金狗心身全清醒了,脑子里出现了小水和英英两个形象,小水是菩萨,英英是小兽啊,人敬菩萨,人爱小兽,正是菩萨的神圣使金狗一次次逼退了邪念,也正是小兽的媚爱将金狗陷进了不该陷的泥淖中了。”[5]金狗在内心深处把小水当作菩萨,即“女神”,必须敬重而不可被欲望加诸其身。与菩萨般的小水相比,英英“小兽”般的形象更有诱惑力。与小水的清净贞洁相比,英英没有种种加诸于她身上的光环,但由于没有了这种种神化束缚,英英也就显得更真实、丰满、活泼。其后作家的小说创作试图超越商州世界,这种理性意识的增强使作家对商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1988年的《逛山》是作家妊娠之后的一次“撕裂”,《妊娠》中巨大的幸福和巨大的痛苦相伴随,不再是早期商州小说中的纯净与明亮了。《逛山》开始关注商州的匪类,这便构成了对“商州世界”的旷男怨女模式的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早期的商州神话。在《妊娠》之后,《废都》之前,贾平凹的女性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佛关》里面的兑子,《五魁》里面的新娘,《白朗》里面的压寨夫人虽然仍保持着商州女子的神韵,其行为却颇具现代性。

二十世纪90年代初,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嬗变,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疏离以及逐步适应了城市节奏,虽然来自农村的根性并没有使贾平凹认同城市,或许某种程度上还加深他对城市的戒备,作家此时的创作理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与穆涛的一段对话中贾平凹提到:“……我以前真不愿把女子写丑,认为女子投世就是来贡献美的。写完《废都》我是立意要写美女人,也要写丑女人。女子之丑在于凶狠、自私、啰嗦、泼赖、猜忌、虚伪和矫情……”[6]。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作家开始试图消解古典的理想女性,把目光投向完全有别于商山丹水传统女性的现代都市女性。他的作品中淳朴美丽、旷达悠远也变得如此冷峻丑陋。与前一段的创作相比,贾平凹这一阶段的平民化审美倾向愈加明显,并且通过自由从容的叙述,将民众生活内容描写得极富有原生态的质感,并通过对市井乡俗生活图景原汁原味的刻画,使其似乎具有了一种“审丑”的意味。这时候贾平凹的创作已经远离了他的圣地“商州”的文化理想,淳朴的人性之野地随之也被城市文明所遮掩,而前一阶段以神化母爱的女性偶像也被一些回归生命本真状态的女人所取代。

回归生命本真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俗化”,凡俗的女性是“世俗”中实实在在的女人,她们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与之相联系的就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偏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化沉重为无奈。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废都》,人间的烟火气骤然变浓,再也找不到小水一类的以宁静的心态面对一切磨难的超尘女神,围绕在庄之蝶这个生活在都市的身心疲乏的男性知识分子身边的是一轮世俗生活的月亮———牛月清。牛月清是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她并不能承担起贾平凹之前的作品中用女性精神照耀人类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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