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爱国传统

儒家文化与爱国传统

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厚实的文化积淀，而且中国也是四个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诠释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它的博大精深。在中国这片众多文化开花结果的土地上，你一眼就会看到一棵长得最高最壮的树，树上硕果累累，那就是儒家文化。即使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霜雨雪，它依然屹立不倒并且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壮，大有欲与晴天试比高的架势。在这棵大树上，有一个果实长得是最好最大的，那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大力倡导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从近代才掀起的，它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都没有中断过，这跟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息息相关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诸国之间常年互相混战，百姓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同时，在文化上统治者们也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因此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是在这时诞生在了鲁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他曾当过鲁国的一个小官，后来自己开办私塾教书育人传授自己的学说并游历各国向国君吐露自己的“仁”这一主张。他逝世后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言论而编著了《论语》，这是儒家文化的第一本著作，儒家也因此出现了。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有高潮有低谷，在一代代的儒家学者的努力下，不断的发展壮大，内容更加充实。近代开始儒家渐渐没落，但依然动摇不了它在中国史上甚至是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儒家文化中有很多思想都不适合现在，但爱国这一传统却是我们要一直保持下去的。

一、心忧天下，兼济入世。

儒家文化诞生于乱世，因此，儒家学者必然会产生忧患意识。其实忧患意识在儒家之前就已经产生，《周书•汤誓》：“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樯事而割夏。”文中的“恤”所表露的就是一种忧患心态。这一“忧患”到了孔孟那里得到了空前的身化，“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孔孟思想的基调。他们忧国忧民，也忧礼乐的失传，文明的散失。而这一强化的忧患观念，对古代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君子有终身之忧”已成为了一切有抱负的仁人志士的共同人格特征。宋代儒家学者叶适曾说过：“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文集》卷二），可见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君子，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它成为中国古代文

明不断进取的精神原动力。

儒家文化不仅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还主张文人学士要积极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是历代文人的座右铭。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儒家文化还主张救世，像孔子、孟子，他们一生都在积极投身于济世救民的事业上，游说各国国君，希望他们能够实行他们的仁政，而后代也有很多文人秉持这一信念不断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治理国家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已道出儒家的人生理想，非寄于一己之身性的安稳与圆满，而在于天下的治平，即济世安民。

儒家这种济世安民的追求，不仅给中国古代造就了大量的英雄豪杰，也培养出了一种深厚而浓重的对国家命运的挂念与关注之情，一种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国家的安危并不是寄托在少数肉食者身上，普通的民众也有义务和权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的这种心系天下的社会取向，既烘托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至上性，又为爱国情感的滋生，准备了浓厚的社会心理氛围，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这一心态的生动写照。

二、大公与爱国

修身、齐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没有国哪有家，所以他们最终的还是普遍利益而非个体利益。于是儒家尤其宣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和先国后家。这种尚公的集体主义倾向，为古代爱国思想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支持。因此，儒家从最一开始就强调了要贵公贱私。

公与私的利益指向之间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现实际遇的悬殊。而纵观中国古代文化，无论何家何派，大都倾向于扬公抑私。如道家老子虽尚无为自然，但也崇尚“公”，“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老子》第七章）。虽然在古代社会，国家都被打上了一个帝王的印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一位帝王都把国家当成是自己的私有的，然而先哲们还是崇尚公反对私，而且尚公有利于忠君思想的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代，君主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和象征，因此人们会不自觉得遵守法规，维护君主，这必然会导向对君主的效忠；换句话说，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由于君主被认为是社会利益的合法代表，公与忠君自有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故公必然有益于忠。

大公无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是独居的而

是以群居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必然我们就要面临公与私的选择。选择私利还是争取集体利益就会相冲突，有冲突就会争而乱，乱而亡。因此中国古代先哲所选择的方法即是强调社会与整体的利益，压抑个人的利益，亦即“大公无私”。在此过程中，“私”固然受到贬损，个人的正当利益也遭弹压，但这一代价则换来了群体利益高扬所滋生的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大公无私所烘托的整体利益的至上性，必然会引发先国后家的价值选择。历史上的杰出爱国志士，无不是遵循先国后家之政治与伦理准则，例如西汉名将霍去病、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这种价值选择也培养了大量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他们克己奉公，喻于义而制于利，他们会造福一方，他们所树立的公正廉明之气，既提高了政府的威望与形象，也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的信心，由此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也会随之加强，从而也就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三、忠君与爱国

“忠”本是喻意人的虔诚、诚实、敦厚的品格，它在人际交往中以“尽己”而表现出明显的诚信、无私与笃厚的特征。“忠”所表现的古代的一个普遍德目，也是人与人“相与”、交往的基本伦要求。孔子虽然很看重“忠”德，但“忠”在孔子思想中，只是“仁”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孔子最为推崇的是“仁”，它是儒家文化中居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而“忠”只是体现“仁”的某种要义的次要德目。

而“忠”之所以被选用来规范君臣间的行为，则因为“忠”的“尽己”与“无私”的品格，尤为“治人者”所欣赏，因为它尤利于其获得民心，以利于它控制人民，便于其强化统治。于是，在一个已出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化的社会里，几乎在“忠”刚表露出敦厚、诚实品格的同时，它很快就被移植到君臣关系中，使之成为君臣之伦的基本规范，即事君以忠。忠的本质是无私的事君，是尽己所能为国为民。

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不仅是指某个个体存在，也含有国家之意。君主常被作为国家的代表与象征。历史是上的改朝换代往往是以君主的存亡为标志的，一君亡则国灭。故而在古代社会，忠君必然涉指国家，爱国而不忠君，是不可想象的，忠君之举大都是利国利民的。其一是忠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反对叛乱与分裂；其二是忠君的尽己规定性，鼓舞仁人志士，揭露时弊，扬善抑恶，维护社会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