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

内容摘要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如何恢复人们的平等，他认为要消灭人们的不平等，只有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而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利的转让。卢梭要求“一切人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他认为，只有这种转让才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利的“利维坦（怪兽）”，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利的政府，而是有民主权的公意政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

关键词：天赋人权公意国家的产生缺陷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制的产生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天赋人权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自然人生活在绝对孤立的环境之中，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独立的，这时的人没有“你的、我的”财产观念，没有道德关系，所以无所谓善恶，人们的本性是淳朴的，没有任何要危害同伴的想法，只有两种天赋的情感：自我保存和怜悯。它在自然状态下起着法律和道德约束作用，使人们和谐相处。他说“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们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从这种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还进一步批判了霍布斯等主张的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卢梭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异于在说，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正如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皇帝所说的“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或者说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二、公意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契约论，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利的转让。在转让什么、转让给谁等关键问题上，卢梭的回答与他的前辈都不同。霍布斯要求把除生命权以外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代理人，洛克要求只把财产仲裁权转让给代理人，卢梭的要求却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卢梭说，只有这种转让才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既然把自己交给所有人，也就不是交给任何一个人；而人们既然把自己支配的权利交出来了，也获得了同样的支配所有参加联合的人，那么，也就得到了与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等价的东西，而又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所有物。”就是说，每个人并没有失去自由的权利，却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自由权不会被任何人的权利剥夺。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利的“利维坦（怪兽）”，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利的政府，而是有民主权的公意政府。所谓公意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公意并不等于众意，不等于所有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是没有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它是在扣除众意中相异部分之后所剩下的相同部分。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永远是公正的，不会犯错误。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

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

三、国家之产生

卢梭认为，人们为了自存才不得不让度自己的权利从而组成国家的。总而言之，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正是如此，所以国家的立法权属于也只能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它是不可转让、不容分割、不能代表的。卢梭还认为政府的产生，并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本身的目的。政府只是人民为执行契约而创设的。他认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他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象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这就是国家之中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政府就是在臣民与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中间体，它的职能就是使二者相互适应，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护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

四、社会契约论的缺陷

1.前提之无法证明

卢梭提供的整个理论似乎是可以自足的，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思路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和他一样的结论。但是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为卢梭提出的假设或者前提为真，因为“任何从错误的前提推导出的结论，其正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卢梭的那些假设是否能遂人愿呢，或者说其说明足以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呢？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卢梭的前提的正确性与否之论证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是无法直接证明的。卢梭借助原始社会之假设来证明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然而我们对于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的了解，或者说原始社会的了解，所借助的是对现存的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可是，这些原始部落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底有多大共通之处。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即使这些部落真的原始社会的部落的承继，它们也经过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发展，他们的近况并不足以说明古人的情况。因而，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否自由而且平等或者自由平等有多大限度，依然是值得怀疑的。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这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因为在可以考证的社会形态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处于一种扩大和上升的趋势的。

其次，人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达成了所谓的社会契约之无法证明。当时人类社会居住本身的分散、交通的不便利都使得以那样一种全社会的公意达成契约成为不可能实现的行为。

2.前人不能为后人立法

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或者法律的产生，乃是基于人民的合意。而我们知道，后人并没有参与社会契约的制订过程，而且往往在他们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之后，他们也没有明确地表示现行的社会契约是合乎他们的意愿的并承认该契约对他们的那种强制性的约束力。相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前人未经其同意而擅自加于他们的。于是，社会契约论将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1).人是否生而自由平等的？如果是，那么前人的契约自然无法约束后人，哪怕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因为，后人享有和他们对等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权利。如果不是，那么社会契约是如何达成的。

(2).如果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而自由的，那么，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在这样一种悖论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论将如何存在？

3.强调公意不利于人权保护

在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中，涉及到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利的先后问题。卢梭认为人民的权利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正是人民让度其权利的结果。至于人民是全部转让还是部分转让其权利，卢梭的观点是人民让度其全部权利组成国家，再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范围。这实际上将人权于消极的境地。一般来讲，法律中自由的含义是——“法不禁止即是自由”。而卢梭的这种理论恰恰相反，人们自由

的范围和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而此外法律未加以规定的，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授权根据，所以必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就此而言，使人权的范围大大缩小，是极不利于人权保护的。

此外，卢梭在书中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忽视了个人之权益。由于，卢梭深深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各种弊端和压迫正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为了消灭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卢梭过分地强调了公益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完全把自己纳入到共同体中去，并且消灭自己的个性，这样这个社会才是完美的。因此，他同时也抹杀了个性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忽视了对个体予以保护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续的作用。

因此，尽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由于卢梭社会契约论本身所在的这种人权观的实质，也必然地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种种悲剧。

五、结论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

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有何区别

社会契约说是17世纪和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社会契约说是对国家神权说的直接否定。它的两个基本功用是：解释国家的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关于霍布斯，洛克，卢梭三者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因该理解为：这是以“自然状态”作为事实前提，社会契约论的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各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是非本质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逻辑线索在霍布斯那里已经奠定了，洛克和卢梭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霍布斯的继承者，尽管他们结合时代的需要对社会契约论作了较大的改进。

关于三者之间的区别，由于篇幅问题，我就简单的概括一下：

霍布斯：代表作《利维坦》；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由于自然资源匮乏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战争状态。在此前提下，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就可以很好理解了，即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的描述过于糟糕以及霍布斯对于秩序的渴望有关，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人放弃管理自己的权利，赋予某一拥有强大力量者（即利维坦），并承认他的一切行为。由此可见，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还没有脱离神学影响，而且具有专制的特点。

但是不可否认，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已经提供了西方主权文明的基本逻辑线索，即“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主权文明”。后面的社会契约论的经典作家如洛克和卢梭都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逻辑线索，对社会契约论提出了更加细致、世俗化和适应时代需要的修正。

洛克：代表作《政府论》；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人们自觉的依据自然法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自然状态的标志是没有共同的裁判者。洛克将作为理性规则的自然法引入了自然状态之中，并且赋予每一个遵守自然法的人以自执行的权力，一定意义上洛克的自然状态已经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尽管还远不够完备。洛克的“社会契约”则是因为自然状态时时的受着战争状态的威胁，所谓的自由与平等存在但缺乏保障和极不稳定，因此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的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属于有限政府原则，这一原则将作为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基础。同时，由于社会契约中人们自由的保留，人民在逻辑上便保留了对政府的抵抗权或革命权，如果政府违背社会契约所附加的基本义务的话。

卢梭：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卢梭对于人类“自然状态”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即《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看来，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人在丛林里健康、自由而平等的生活着。但是随着文明不知不觉发生以后，自然状态的美好日益遭到破坏。卢梭同时承认美好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可能通过从文明社会的简单后退实现，而必须重新设计社会社会制度。卢梭在这里是美化了“自然状态”，从批判现实的

策略来讲，这种美化可能反映了一种“述古”与浪漫的情怀，借古讽今，以求改变现实。因此，在这里卢梭与霍布斯和洛克都产生了距离，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关注的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改造，这一改造的规范起点就是社会契约，而改造的对象也许可能就是霍布斯或洛克版本的社会契约所要达到的文明社会。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反映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中。卢梭在这部书中首先论证了强力不构成权利的基础，只有同意才构成权利的基础。“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卢梭在这里对于强力的看法与霍布斯是接近的，因为霍布斯同样论证了个体力量不可能作为强力构成稳定的秩序，只是霍布斯更多的是在事实的意义上言说，而卢梭则更进了一步，在合法性或道德的意义上否定强力可以构成权利。卢梭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是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卢梭是要在个体自由的世俗基础之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使得个体的自由不妨碍这种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同时已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又不至于危害个体自由，个体的自有与共同体层面的整体的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们高度集合成了一个意志，即“公意”——这是共同体本质意义上的最高意志，而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程序产生的统计意义上的“众意”。

为求此目的，卢梭反对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中间组织，主张直接民主和政治参与。因此，在社会契约的具体内容上，卢梭便坚持“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我们看到尽管卢梭的逻辑是坚持在个人自由的世俗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却充满了神圣性。如果说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过程充满一种“恐吓气氛下”（这可以理解为是霍布斯所故意制造的）的功利选择以及洛克的社会契约过程是人们相对从容的工具理性过程，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则是一次道德的转化，即被文明所扭曲的人性在缔结社会契约的一瞬间，由于个体所拥有的全部都已让渡给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并且个人也立即的成为整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仿佛立即分享了他们集体表演的“道德转化”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逻辑想象，也因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成为三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中最富美感的一个，卢梭所提出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的实践便充分展示了卢梭理论的巨大冲击力，尽管这种巨大的冲击力常常是破坏性的。

卢梭版本的社会契约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无论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得到政治实现，因为直接民主受到特定的时空的限制，只能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比如希腊城邦）实现。代议制民主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被证明可以较好的解决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建构问题，同时又能够较好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对于代议制政府，密尔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

斯宾诺莎在国家学说和方法论上深受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霍布斯的影响。他用演绎推理的方法，阐述了社会契约论和政体主张。②自然状态是斯宾诺莎国家学说的前提：人在自然状态下拥有自然权利。

③人们经过社会契约组成社会，就必须放弃部分自然权利，把判断善恶和实施惩罚的权利交给国家掌握，由国家执行。④在国家中必须保证个人的政治和思想自由。⑤理论上，所有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自然的，它与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最相符合。⑥各种君主政府事实上只是贵族政府，所以君主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