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

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朱熹的“理欲观”持批评的成分较多，而对其合理因素持肯定的成分较少，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以便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一“理欲之辨”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的热门话题。

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主张“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进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著名命题，并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1]。

他认为，“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

”[2]在这里，朱熹所说的“天理”的要义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这在学术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

但对朱熹的“人欲”之说在学术界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讨论。

以前有学者认为朱熹的“灭人欲”就是消灭人的一切生活欲望，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在朱熹看来，所谓“天理”与“人欲”之别在于，“合道理的是天理，循情欲的是人欲”。

在这里，“合道理”就是指符合“礼”，“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4]而“循情欲”则指按照个人欲望毫无节制地行事，这种过分的欲望就是人欲。

朱熹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1]这就是说，人要吃饭，这是合理的，是天理；而要求饭要吃得美味，这就是人欲了。

可见，朱熹对人们的基本生活欲望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此外，关于“天理”、“人欲”的含义，过去的解释多有片面之处。

就“天理”而言，以前一般人都认为是指三纲五常，即封建的伦理道德。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不全面。

其实“天理”还有两种重要的含义：其一，“天理”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

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这里说理是“形而上之道”，就是说，“理”是物体所以形成的法则或规律。

其二，“天理”还包含有思维规律之义。

朱熹说：“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

”[6]这里所说的“心之本然”，就是指人的心灵本身具有思维规律，人们如果按照“天理”进行思维，亦即按照心灵本身固有的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就会处事公平而且正确。

就“人欲”而言，过去人们将其解释为人的一般欲望，这也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朱熹所说的“人欲”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私意之欲”，即人为的违反自然法则的不正常的无节制的欲望；二是指“公共之欲”，即符合“天理”之欲，如饥食渴饮都是欲，但这种欲是公共的、不得不满足的欲，故这种欲不能称之为欲，而称之为“天理”。

朱熹所说的“灭人欲”，就是要遏制人的“私意之欲”。

朱熹认为“人欲”和“天理”是互相消长的，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应把握好分寸。

他说：“人只有固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

”[1]而“盖天理中，本无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入欲来”。

同时，他还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

盖缘这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这里所谓“安顿得恰好”是指“适中”之意。

因此，对普遍的“公共之欲”，不得不满足的欲，若分寸把握得不好，超出应有的限度，就会滑向私欲。

总之，朱熹认为，对自我的欲望予以自律和节制，进行妥善的处置，使之不违反“公共”的原则，即属“天理”。

那么，朱熹为什么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著名命题呢？众所周知，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朱熹作为宋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其道德修养论集中体现在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

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朱熹之所以将道德修养功夫围绕“存天理，灭人欲”来进行，这是因为：首先，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为了扬善去恶。

他认为，“天理人欲不两立”，而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就是公与私的对立。

在他看来，凡符合天理的就是公，凡属于人欲的就是私。

“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

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

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

”他认为，天理表现为仁义礼智等道德，人欲表现为利欲之心。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这就是说，公是人心固有的，私则是由于物欲的引诱而产生的。

朱熹继承了孔孟的道德伦理思想，提倡公利，反对私欲，因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他说：“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

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

是以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

若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

在朱熹看来，尽管人欲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立足于心常不泯而天理常明，而不能只满足于有时符合天理之心理。

同时，朱熹认为，革尽人欲和复尽天理是统一的，人欲革尽自然全是天理。

而革尽人欲就是要排除过分的私欲，是去恶；复尽天理就是一切按“礼”行事，是从善。

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扬善去恶，立公去私。

其次，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为了遏制人们对物欲的无限追逐。

朱熹说：“人欲者，此心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这就是说，人欲就像人之内心的疾病，如果不加以遏制，任其滋长和蔓延，其心必私，而且会日益走到邪路上去。

因此，他竭力主张从各方面阻止和窒息人之私欲的横流。

他认为，人的私欲是无尽的，只有“存天理，灭人欲”，用伦理道德去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遏制人们对物欲的无限追求。

再次，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为了说服人们用“道心”去改造“人心”。

朱熹认为：“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

”[3]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从人心出发去行事就是人欲，从道心出发去行事就是天理。

同时，他还认为“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

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

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

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5]因此，在他看来，有人心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人心与道心的关系，用道心去改造人心，坚持以“天理之公”去“胜夫人欲之私”，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使人心服从于道心，使私欲服从于公理，才能“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人欲逐渐消退。

总之，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看成是事关天理人伦的大事。

他把人的物质欲望分为合乎社会道德的“天理”与违背天理的“人欲”，主张“遏人欲而存天理”，要求人们抑制自私自利的“人欲”，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二过去一些学者认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要是为了抑制被统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而不是针对统治者和当权者的。

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

事实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协调好内部的关系和稳定外部的环境，也要求其统治集团的成员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度享用俸禄，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越雷池一步。

朱熹认为，心有“天理、人欲之异”，合乎天理者为“道心”，顺从人欲者为“人心”；出于道心者“公而且正”，出于人心者“私而且邪”。

因此，他不仅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克服自身的私欲，而且还告诫封建统治者要“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9]。

他说：“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术也。

……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

”[10]在朱熹看来，帝王如以“道心”治国，实行的就是王道政治，这与天理是相符合的；帝王如以“人心”治国，实行的就是霸道政治，这与天理便是相违背的。

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实行的是王道政治，以道心治天下，故天理流行，社会一片光明美好，到达了“仁”的理想境界；三代以后，帝王实行的是霸道政治，道心不传，故人欲横流，社会一片黑暗而混乱。

因此，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帝王是实行王道政治还是霸道政治的标准，认为顺天理仁义者为王道，挟私欲求功利者为霸道。

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后之君子能行其道，则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

固用之则为王者之佐，伊尹大公是也；不用则为王者之学，孔孟是也。

若夫齐桓、晋文，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

设使侥幸一时，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则固霸者之道也。

”[1]由此可见，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其普遍意义而言是修身的格言，而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政治准则。

这是因为，统治者的修养品德与国家的治乱兴衰是紧密相关的，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纲常名教，遏制统治阶级内部成员贪得无厌的私欲，无疑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

朱熹说：“如今当官，须是恁地廉勤，自君子为之，只是道做官合当如此。

”[11]封建统治者只有做到为政廉勤，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否则，其统治地位是难以巩固的。

三毋容置疑，朱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是以宣传和维护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为根本目的的，这就使得其理欲观具有很大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第一，朱熹的理欲观，从根本上来说，是为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服务的。

众所周知，封建的三纲五常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而提出来的，它的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实质是为了鼓吹封建等级的合理性。

朱熹认为，“三纲五常，礼之大本，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4]。

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命之性”和“天理人伦之至”，从而使他的理欲观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为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朱熹的理欲观，强调“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不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知道，人欲并非都是不合理的，其中也有符合天理的成分。

完全灭尽世间的人欲，必然会把人们引向禁欲主义的道路。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

”[12]这种批评显然是十分中肯的。

第三，朱熹的理欲观，宣扬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13]，因而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朱熹认为，“天理人欲，几微之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14]。

这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划分天理与人欲的标准是不确定的，同样一种行为，由于动机不同，在此人来说是天理，对彼人来说则是人欲，这就是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