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上)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
——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上）
王凤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可以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A.施密特、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可以视为“新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维尔默、奥菲、霍耐特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可以视为“后批判理论”。

概言之，“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早期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

“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体现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关键词] 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早期批判理论；新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

所谓“批判理论”，从广义来讲，是指思人们对文明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形成的理论学说，不仅包括康德传统的纯粹理性批判，更包括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狭义来讲，是指法兰克福学派“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

在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这就是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

简言之，从“早期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

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早期批判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这可以视为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早期批判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批判理论基本纲领。

格律恩堡（Carl Gr ünberg）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致力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对批判理论构建并没有实质性贡献，但他为社会研究所规定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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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KS04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10024）、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人文学科研究重大项目（2011RWXKZD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笔宝贵精神财富，并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以及所有批判理论家所继承。

然而，早在1931年“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①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就力图改变格律恩堡“重史轻论”的学术路向，并将社会哲学确立为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他认为，“社会哲学”（soziale Philosophie）既不是一种阐释具体社会生活意义的价值哲学，又不是各种实证社会科学成果的综合，而是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文化的意义、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的思想。

“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

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够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②。

到《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中，霍克海默强调社会哲学研究要与具体科学研究、一般哲学研究、纯粹经验描述、当代形而上学主流精神、世界观和政治考虑区分开来，但要与社会学研究叠合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整个社会、个人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霍克海默不仅为社会研究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而且还与马尔库塞一起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

他们认为，“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不是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

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不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理论，而是青年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理论,因而又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例如，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对立：首先，从理论基础看，传统理论以笛卡尔的《方法谈》奠立的科学方法论为基础，只研究命题之间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理论视为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它关注包括人在内的社会整体，并对之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

其次，从理论性质看，传统理论是超然物外的知识论，是缺乏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顺从主义；而批判理论则是批判社会的激进思想，是具有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批判主义。

最后，从理论目标看，传统理论仅仅是在认同、顺从、肯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批判理论则在批判、反叛、否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以求得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

③
第二，系统阐发否定辩证法，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早期批判理论到底有没有哲学基础？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确：尽管社会研究所早期核心成员④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赞同否定辩证法。

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将否定辩证法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否定辩证法”是什么？
传统辩证法（不论柏拉图、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矛盾双方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
①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王凤才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②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3, H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M.: Fischer 1988,S.20.
③Vgl.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Frankfurt/M.:Suhrkamp2005, S.205-259.
④从与批判理论关系角度看，我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视为社会研究所早期核心成员，而将W·本雅明、弗洛姆、诺伊曼、基希海默等人视为社会研究所早期外围人员。

认为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辩证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矛盾就意味着非同一；否定辩证法是一以贯之的非同一性意识。

因而，“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摈斥“否定之否定”这个传统辩证法图式，它应该摆脱同一性的还原主义传统，用非同一性原则代替同一性。

“改变概念性的方向，使之转向非同一物，这是否定辩证法的关键”①。

他认为，任何概念都不能与自身对象完全同一，因为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非概念的东西，即否定自身的非同一的东西。

因而，否定辩证法必须努力“通过概念而摆脱概念”
②，从根本上清除对概念的崇拜。

这样，否定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黑格尔与传统相一致宣布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即无概念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特殊的东西。

阿多尔诺从这种否定辩证法出发，对一切体系哲学、二元论哲学、本体论哲学在内的传统同一性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进行了内在批判；对基础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体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

当然，“对本体论的批判，并不想走向另一种本体论，即使非本体论的本体论”。

③因而，否定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方法又不是一种现实，而是意味着一种“反体系”④。

那么，这样一种否定辩证法能否成为早期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呢？笔者认为，否定辩证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思想，最早肇始于《哲学的现实性》，经过《理性与革命》、《启蒙辩证法》，最终完成于《否定辩证法》。

因而，否定辩证法是阿多尔诺对批判理论的最大贡献。

自《理性之蚀》、《启蒙辩证法》以来，早期批判理论家就将“理性”局限于“工具理性”，并对工具理性进行了严厉批判。

事实上，放弃了将理性作为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可能。

不过，《否定辩证法》使之极端化而已。

就是说，否定辩证法以非同一性为理论基础，以反概念、反体系、反传统为基本特征，以“被规定的否定”为核心，最终陷入了“瓦解的逻辑”⑤。

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辩证法不仅不是、反而解构了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并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⑥。

这样看来，哈贝马斯、霍耐特、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人的看法就是有根据的。

他们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缺陷之一就是规范基础缺乏理论论证，或者说根本缺乏规范基础。

于是，批判理论规范基础问题，就成为阿多尔诺之后批判理论家急于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如此，维尔默也不例外。

第三，全方位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使批判理论系统化并加以运用。

我们知道，《启蒙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试图阐释，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发展似乎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时候，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们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而是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⑦？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批判。

他们不仅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过程，而且阐明了启蒙精神的实现过程，就是进步与倒退相交织、
①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24.
②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27.
③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140.
④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10.
⑤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Suhrkamp1975,S.148.
⑥参见王凤才《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⑦Max Horkheimer/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Frankfurt/M.:Fischer1988,S.1.
文明与野蛮相伴生的过程。

因而断定，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那么，“启蒙理性批判”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批判？哈贝马斯说，《启蒙辩证法》“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①。

所以，“启蒙理性批判”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

但霍耐特指出，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从自然史而非社会史出发重构欧洲文明过程。

②因而“启蒙理性批判”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批判，而是一种自然支配模型批判，一种开放的社会批判，其中贯穿着病理学诊断。

维尔默认为，《启蒙辩证法》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试图把两个互不相容的传统，即启蒙理性批判传统与资本主义批判传统融合在一起。

③在笔者看来，所谓启蒙理性，就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进步为目标的文明乐观主义。

简言之，启蒙理性的核心价值就是，技术理性主义、个体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

因而，对“启蒙理性批判”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这个批判直接针对启蒙理性，但实际指向工业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

不过，需要纠正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读，即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科学技术、否定理性，甚至否定文明本身。

事实上，他们只是想矫正科学技术滥用、工具理性膨胀带来的工业文明弊端。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情绪化和片面化倾向。

二是需要纠正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法兰克福学派只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不太注重经济分析。

事实上，尽管早期批判理论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核心，但并没有忽视、反而比较重视经济学分析。

按霍耐特理解，在早期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中，经济学解释模型、社会心理学解释模型、文化理论解释模型相互补充④。

三是这个批判核心在于对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进步主义的批判。

尽管它是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悲观主义文化批判，但这种批判性反思是发人深省的，实际上是对工具理性霸权、价值理性被贬抑的强烈抗议。

这种批判立场，上承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卢卡奇等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下续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

因而可以说，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它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尽管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否定性批判占支配地位，这在阿多尔诺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指出，一切文化工业都是相似的，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看，文化工业都表现出齐一性，从而使个性成为虚假的；文化工业产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注重经济效益，并导致人格异化；文化工业通过广告诱导消费者，并通过娱乐活动或不断地向消费者许诺公开欺骗消费者。

总之，“整个世界都经过了文化工业的过滤”⑤。

虽然到《再论文化工业》⑥中，阿多尔诺有限度地承认文化工业的作用，但仍然像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一样，强调必须用“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代替“大众文
①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②Axel Honneth,Kritik der Macht.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Suhrkamp1989,S.49.
③Albrecht Wellmer, Zur Dialektik von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M.:Suhrkamp1985, S.10
④Axel Honneth,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Sozial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Frankfurt/M.:Suhrkamp1999,S.32—36.
⑤Max Horkheimer/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Frankfurt/M.:Fischer1988,S.134.
⑥阿多尔诺：《再论文化工业》，王凤才译，《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化”（Massenkultur）概念，仍然认为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并不是从大众自身中自发成长起来的、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也不是大众艺术的当代形态；而是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消费本身的文化工业产品，是技术化、标准化、商品化的娱乐工业体系，具有重复性、齐一性、欺骗性、辩护性、强制性特征。

它本质上是为了经济利益（即利润）人为制造出来的。

因而，它试图通过人为刺激的虚假消费满足给人们带来虚假幸福，最终成为一种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从而阻碍了个性形成发展和人的解放。

由此可见，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总体上是否定的，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无疑是他对批判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这不仅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振聋发聩的反思，而且对当代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像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一样，马尔库塞也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他认为，文明产生于“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即为了维持文明延续而不得不对性本能进行的必要压抑；工业文明产生于“额外压抑”（surplusrepression），即为了使文明永续而对性本能进行的附加压抑。

这样，工业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则是压抑性文明的顶峰。

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文明不断发展；但文明发展伴随着沉重的代价。

就是说，文明发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而是带来了全面压抑和精神痛苦。

可悲的是，人们在物质享受的虚假满足中，丧失了痛苦意识而充满了幸福意识，心甘情愿地成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

然而，尽管“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升华了的奴隶，但他们仍然是奴隶”①。

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悲观态度有所不同，马尔库塞试图在改造弗洛伊德压抑性文明论基础上重建非压抑性文明。

他认为，为了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必须重建新文明观念，确立新文明目标。

为此目的：一是要超越现实原则，重建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关系，协调感性力量与理性力量的关系；二是将工作转变为游戏，消除一切异化劳动和异化现象。

三是将性欲转变为爱欲，重建爱欲与文明的关系，通过性文化革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实现非压抑性升华。

当然，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并不意味着回归原始自然状态，而是寄希望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可见，马尔库塞对待未来文明的态度是相对乐观的，但最终没有摆脱悲观主义结局：“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能够消除当代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它不承诺任何东西，不显示任何效果，它保留的只是否定。

因而，它想忠诚于那些自身生活毫无希望，正在和将要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②
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批判有过激之嫌，但他不仅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特点，而且提出了某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与合理的见解。

正如李小兵所说，作为反潮流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思想是偏激的，其思想中的空想成份俯拾皆是；但他捍卫知识价值、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人的价值。

“马尔库塞的思想，表现出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独创个性：不是社会现实的建设者和辩护者，也不是人类原初精神家园的追忆者和眷恋者（像他的先师海德格尔那样）。

毋宁说，马尔库塞是一位面向未来的预言家。

”③从根本上说，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论是一种爱欲解放论。

尽管他极力反对将它理解为性解放论，但它对性解放确实
①Herbert Marcuse,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1998,S.53.
②Herbert Marcuse,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1998,S.268.
③参见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2001年版，“译序”第20页。

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况且，他试图通过性文化革命来反叛社会秩序也具有空想性。

不过，它以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压抑性批判为核心，以重建非压抑性文明、实现人的爱欲解放为目标，尤其是重建感性与理性关系、爱欲与文明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构想，对于克服工业文明弊端，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新批判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①为代表的第二批判理论家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这可以视为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新批判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早期批判理论反思。

按哈贝马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一是“非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在马克思著作中已经出现，到第二国际的进化论和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

他说，当马克思立足于存在与意识关系批判现代自然法和政治经济学时，同时也否定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内在规范价值。

三是马克思只注重生产力而忽视道德规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断言，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消失了，从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也就过时了。

因而，要想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有普遍生命力的社会进化论，就必须对之进行重构，即“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②。

然而，经过哈贝马斯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变得面目全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应该用劳动与互动范畴代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只是相对的；社会组织原则代替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和社会进化的动力；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学说再也不能到处运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

当然，这是哈贝马斯20世纪60—70年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苏东剧变后，哈贝马斯与许多左翼思想家一样，又宣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这是阿多尔诺之后的批判理论家首先要做的事情。

哈贝马斯可谓开风气之先。

在80年代初的一次学术访谈中，当霍耐特等人问到“早期批判理论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时，哈贝马斯回答说，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体主要现在：一是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而没有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经验分析，由此陷入了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中，从而使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

二是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不能真正把握理性的含义。

三是未能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客观地评价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总之，早期批判理论仍然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根据，始终未跳出主体哲学窠臼。

然而，运用主体哲学范式反思现代文明问题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所以，需要转变哲学范式：从侧重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主体哲学”，转向侧重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
①关于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学界已有不同分期法，这是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导致的。

笔者将之分为前期和后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称为前期哈贝马斯，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和现代性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称为后期哈贝马斯，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
②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