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

《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观比较论1 我国古代一脉相承的英雄观说起英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器宇轩昂，顶天立地且有勇有谋的人，比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抗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的霍去病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

之所以崇拜英雄，源于原始社会古人对天灾人祸的难以预见、对大自然神力的畏惧敬仰以及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所引起的，他们急需有具备超人智慧、天生神力的神或半神来带领他们生存下去，因此在潜意识中产生了最原始的英雄崇拜思想，意图通过塑造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来动员和激励集体学习和崇拜这一人物，以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比如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伏羲造八卦等，它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是时代发展特定的产物和时代精神的人格体现，符合这一时期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

我认为古人的英雄崇拜是英雄一词产生和发展的雏形。

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发展，英雄的队伍得以不断壮大，但英雄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直到西汉末年班彪《王命论》和方望《辞谢隗嚣书》才开始出现了“英雄”概念。

但从史料看来，这时期的英雄仅在能力方面高人一等，其他与常人并无不同，社会地位也无高下之分，甚至连“英雄”二字的使用都极少出现，仅在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出现“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之语。

英雄观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汉末三国时期，王粲(177—217)编著《英雄记》，刘劭(180—245)《人物志》专节讲述英雄，首次明确地给英雄下了定义。

《英雄记》客观记录了曹操、袁绍、董卓等人的生平和事迹，对人物的善恶好坏同时记载在册。

刘劭《人物志·英雄》中认为英雄须具备“聪、明、胆、力”四要素，即“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力能过人。

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

”他认为英和雄是有区别的，有谋略且能决断的人为英；有胆略且武艺过人的为之雄。

只有聪明胆力兼备之人，才可称之为英雄。

并举了刘邦和项羽为例，首次给中国的英雄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

而通过三国时代人物的对话和故事，我们也能了解英雄概念的发展确实与三国时代的人物有密切联系，比如曹操和刘备的“煮酒论英雄”就当时各方诸侯是否为天下英雄展开讨论；诸葛亮《隆中对》称刘备“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等，可见英雄观念成形于三国时代并无大的争议。

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中指出：“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黄巾农民战争，郡太守与刺史制度已为宦官及其爪牙所败坏，地方政治紊乱不可收拾，军政大权落于州牧之手，凡能匡扶汉室，安定天下，文能经邦，武能拨乱的人，便可以称为英雄”。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乱世三国，立志匡扶汉室的刘备、文武兼备的曹操具备以上特点，无愧于英雄的称号，而当时人才辈出，有以上志向和能力的能臣不在少数，可见英雄观念的产生和推崇确实是大势所趋。

而时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在陈寿的《三国志》和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演义小说，因此英雄观念也就在小说中更加鲜明地延续和发展下来了。

元末明初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描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

尽管它没有《三国演义》有演义历史的真实性，但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观念，却是与《三国演义》是一脉相承的。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作家的原因。

相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样也是出自罗贯中之手，而经施耐庵整理和润色以出版，罗贯中著《水浒传》曾说：“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

”而施耐庵此人一生经历了元朝末年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又经历了激烈的农民起义。

他对朝廷不满，所以弃官，同时又拒绝张士诚和朱元璋的徵召，隐居一生。

他自己的行动，说明他是痛恶封建统治的。

在《三国演义》中写英雄信手拈来的罗贯中和有特殊人生经历的施耐庵的笔下，《水浒传》的英雄气得以延续和发展是再正常不过了。

其次是时代原因。

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宦官当道，残杀忠良，民不聊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民起义是必然结果。

而起义要获得胜利就需要英雄的出现，这又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所以在《水浒传》中，竭力鼓吹反抗封建朝廷的统治，歌颂落草为寇的英雄，歌颂农民起义的胜利是全书的主题。

得益于以上两个原因，因此英雄观念在《水浒传》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体现了社会绝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

可见在英雄观的形成和发展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和许多共性。

在英雄的身上，都熔铸了民众百姓的理想人格、审美观点和道德标准。

正因为两书主旨相同，故明人将其合刊，题为“英雄谱”。

但两书所塑造和刻画的英雄又存在各自的特点，值得我们细细比较和品析。

故下文将以英雄观为切入点，剖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书在这个母题上的异同点。

2《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英雄观的相同点2.1“义”是英雄行为的第一准则尚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无论是侧重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还是侧重刻画和歌颂水浒英雄的《水浒传》，都高举义的大旗，竭力讴歌和赞美义之力量。

在这两部书中，罗贯中和施耐庵都以义为中心标准，塑造了各类英雄形象。

像刘备、宋江等的仁义之为，或是关羽、武松等的英雄之举，都在义的光环下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为了义，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毫不夸张的说，无论是驰骋沙场的武将还是稳坐中军的谋士，在英雄的心中，义气当先是毋容置疑的，义是行为的第一准则。

在《三国演义》中，无论身处哪个集团，无论出身和结局如何，只要心中义的旗帜仍屹立不倒，无论大义还是小义，都一律加以赞美。

孔孟常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像一生秉持仁义做人的刘备，无疑就是仁义的化身。

在当时那个寸土必争、弱肉强食的割据时代，刘备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力量多么渺小，哪怕身无立锥之地，也始终贯彻仁义凌驾于生命的做人原则。

像第四十一回，刘备在与曹操的战斗中落败，准备弃樊城而逃。

刘备当时心里挂念的是樊城几十万百姓如何生存的问题，最后决定百姓愿随者便一同过江，哪怕带着百姓行军缓慢，会带来杀身之祸，他也义无反顾。

而后走投无路投刘表，刘表几度欲让荆州，甚至诸葛亮也欲让刘备接手荆州，可刘备就是不取荆州，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与刘表是宗亲，有兄弟关系，因而他绝不在寄人篱下情况下做出不义之事。

后来刘备入川，尽管刘璋无能，西蜀刘备若不取，也早晚会被张鲁和曹操等狼虎之辈夺走，可刘备念及刘璋与自己同为汉室宗亲，在部下都恳求其取西蜀时，也坚持不谋西蜀。

难怪乎学者齐裕焜在《明代小说史》中写道：“刘备以仁义立国，”确实无愧于当时百姓心中最伟大的“仁君”。

除了刘备的仁义，关羽的忠义也是《三国演义》的一绝。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写道：“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可见，在鲁迅先生看来，关羽就是忠义和义勇的化身。

关羽为将为臣，确实都以义字当先。

“降汉不降曹”体现了忠义之道；“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体现了兄弟情义；“华容释曹”表现了义不忘本；“义释黄忠”则是心心相惜的英雄情义。

除此之外，其他集团的代表人物诸如孙策、周瑜、张辽等也都是以义为先的英雄人物。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吕布。

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以“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来比喻万中挑一的优秀人才，吕布之勇世所罕见，有三国第一猛将之称，但为什么不能称为一代英雄呢？因为吕布不仅是猛将的代表，更是无情无义的代名词。

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

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是最客观的评价。

他为物欲杀养父丁原，贪女色弑义父董卓，被张飞嘲讽为“三世家奴”；后又降袁术、效袁绍、从张邈、投刘备。

既投了刘备却又偷袭徐州，背信弃义到了极致；后来被曹操击溃俘虏，部下张辽誓死不从，而他向曹操示好想投诚于曹操，而且还要刘备帮他说好话。

曹操回顾刘备曰：“何如？”刘备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闻言，即杀之。

吕布这样的猛将，向来唯才是用的曹操都不用，足以见吕布的不仁不义确实令人发指。

可见不仁不义者，在封建社会是被人唾弃的，又怎么称为英雄呢？《水浒传》的主旨也非常明确，以义一字来打造梁山聚义的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

无论是晁盖时期的“聚义厅”，还是宋江时期的“忠义堂”，“义”字始终是最鲜明和坚定的存在。

各路好汉在义字旗下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从“七星”梁山泊创业、三山聚义、白龙庙聚义再到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无不是为义所驱使。

而上至三十六天罡，下至七十二地煞，也都是坚决地贯彻以义为第一准则行动的。

比如宋江，宋江的仗义，天下人皆知，因而宋江有“及时雨”和“呼保义”的双重美誉。

书里是这么写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

端的是挥金似土。

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

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

简单的说，就是乐于助人，对别人推心置腹，以义行走江湖。

为了兄弟他可以两肋插刀，甚至不惜得罪朝廷，私放晁盖等重犯六人。

书中用了一首诗来赞扬宋江的仁义：“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

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

”难怪晁盖事后感叹：“宋江仁义，四海之内，名不虚传。

结交了这个兄弟，也不枉了。

”后来宋江上了梁山，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吸纳各方豪杰梁山结义，并带领着起义军杀贪官、斩污吏，败童贯，捉高俅，对梁山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以替天行道为宗旨的梁山，也就难怪宋江虽无雄才大略，也无高强武艺，却毫无悬念地坐上第一把交椅了，靠的正是一个义字。

2.2 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不同于西方骑士所崇尚的爱情至上思想，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重伦理关系的国家，有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传统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权、夫权至高无上，女性的地位只能被压制在最底层。

而且自古有道：红颜祸水。

中国历来有“女祸”之说，意指一旦迷恋于女色，就会招惹祸害，轻则祸己，重则亡国。

作为封建社会民众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自然要恪守忠君爱国、义不负心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很大程度是排斥女色和淡化家庭情感的。

在这一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书所极力推崇的英雄都是这方面的楷模。

“大义为先，私情为后”成为了英雄们的共识。

在《三国演义》中，花尽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英雄鏖战、虎帐谈兵和权谋相争的画面，极少有关于英雄儿女私情的描写。

我们常说的“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这句话似乎在三国世界里并不受待见，就连几个比较有名气的女人，如诸葛亮之妻黄氏、江东两大美女大小乔的描写也只是寥寥数笔而已，就算是真正花了笔墨所写的貂蝉，也只是被王允利用来行使“美人计”、使董卓与吕布反目，从而逼吕杀卓的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