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由中原传入西域的是

汉朝时期由中原传入西域的是

摘要：“天可汗”唐太宗以其博大的胸怀促进了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尤其在佛教，音乐歌舞，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交流就更加频繁。唐太宗时期唐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不仅加深了汉族与西域各族的了解，而且拉开了有唐一代二者文化交流融合的序幕。

关键词：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佛教；龟兹乐舞

唐太宗时代国力强盛，太宗本人雄才大略，不拘于琐微，他统治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其对一切文化不间华夷，兼容并包，使唐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与融合。开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之风，更为太宗朝之后二者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之前首先要弄清文化一词的概念。可以说“文化”的含义颇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涵盖面也非常广泛，包括“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等等。”［1］本文以佛教，异族宗教，音乐歌舞和社会习俗这些文化符号为例，来对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开论述。

其次要论述唐太宗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就要先对唐代西域的范围加以概述。唐代的西域指“玉门，阳关以西以迄于伊兰高原地方俱属之”。［2］这一地区大概包括今天

的新疆以及中亚，西亚一带。这些地区在唐太宗时期已建立起诸多异族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太宗贞观时期得到了发展，并出现繁荣之势。

一、太宗贞观时期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

“尽管太宗不喜佛教，从他登基以后最初几年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来看，朝廷是维护佛教的。”［3］这主要是因为他刚刚上台立足未稳，不想因此得罪众多信仰佛教的属臣并想得到佛教界支持的缘故。太宗对佛教产生兴趣是在其统治的晚年，一部分是他受到了僧人玄奘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体每况愈下，想从佛教中得到慰藉。但真正吸引太宗的是玄奘西行求法游历西域诸国以及印度的所见所闻。玄奘是开启唐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而这一交流要从玄奘西行求法时说起。玄奘为求得佛法历尽艰辛，据史书记载他西行的第一站到达的是伊吾国，此国虽是西域小国但当地人笃信佛教。之后“玄奘于贞观二年初至高昌，逗留一月馀，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热情款待。”［4］高昌位于今天我国的吐鲁番盆地东南，其居民汉人居多，国王麴文泰笃信佛教，佛教是高昌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高昌的国教。玄奘在高昌讲经授法，高昌王希望玄奘能留在高昌成为高昌的佛教领袖，但玄奘予以拒绝。这是玄奘与西域诸国进行的第一次佛教文化交流。也是唐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的首次交流与融合。之后玄奘到达龟兹，这时龟兹已经成为了西域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当地佛寺众多“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

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4］可见龟兹的佛教之盛，龟兹人崇信佛法，信徒众多，而龟兹的佛教对玄奘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玄奘越过葱岭进入中亚来到撒马尔罕国，他为当地国王宣讲佛法，使撒马尔罕国王放弃了崇信已久的拜火教而转信国教。于是佛教在撒马尔罕兴起，这是太宗时期唐朝中原佛教文化对撒马尔罕国的强力渗透，是撒马尔罕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玄奘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在公元631年的秋天，玄奘终于到达了印度佛教的圣地以及最高学府那烂陀寺。这一古代印度的最高学府不仅规模宏大，藏书丰富，而且学者辈出。“印度的大乘佛教的许多大师，都曾在此地讲学或受业”［4］玄奘在此师从戒贤法师，整整学习了五年。之后他离开了那烂陀寺开始在印度的土地上游历。公元641年的夏天他踏上了归国之路，645年回到了长安。

玄奘西行求法在他沿途经过的西域诸国中，传播了中原的佛教文化。在印度学习的几年中，他认真研读了印度的最新佛法，将其带入了大唐。并在太宗的支持下亲自主持了从印度带回佛经的翻译工作。总之玄奘是沟通唐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及印度佛教文化的使者。他为二者以后的交流与融合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他回国后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不仅反映了西域诸国与印度的佛教文化而且涉及到西域诸国与印度的风土人情，是唐王朝了解西域的一面镜子。可以说贞观时期玄奘的西行求法开启了唐代

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序幕，他为唐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唐太宗时期西域音乐，歌舞向唐中原地区的传播以及与中原乐舞文化的融合

西域音乐在唐贞观时的传播以及与唐中原音乐的融合

西域音乐文化传入中原地区可以追溯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因为当时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时期，各种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到了隋代西域音乐在隋宫廷的地位更加突出。隋炀帝在隋初七部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域各国的音乐形成了九部乐。隋代的九部乐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其直接被唐朝继承。唐初的音乐以隋代为基础，它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大量外来和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唐代的宫廷燕乐。太宗在平定高昌后“在贞观六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部乐。”［5］具体而言唐初的部乐为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燕乐，高昌。这部乐除清商，燕乐，高丽乐外，大部分都是西域音乐。而从太宗贞观时到唐末，唐代流行的西域乐以龟兹部为最盛。贞观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火凤》曲，其中含有不少龟兹乐成分。据“《唐会要》称神符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高宗末其伎遂盛。”足见当时龟兹乐在唐初之盛。虽然贞观时期的部乐每部仍有着浓烈的地方特色，但随着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唐朝乐师不断学习演

奏西域乐，一些西域胡人也在唐宫廷充当乐师，西域外来音乐与唐中原原有音乐不断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出现了二者融合之势。

随着西域音乐在唐贞观时期的盛行，用以音乐演奏的西域乐器也流行起来。太宗时演奏音乐的乐器分为“八音”即一为金，二为石，三为土，四为革，五为丝，六为木，七为匏，八为竹。而在众多的西域乐器中以琵琶，箜篌，横笛最为常见。太宗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琵琶。“神符又为五弦名手，始用手弹，后人习为揍琵琶。”［2］可见西域乐器在唐太宗时的宫廷已经流行，这是因为在贞观时唐宫廷已有西域乐师的存在，而汉族乐师也大都精通西域乐器的缘故。这进一步反映了唐中原音乐文化与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域舞蹈在唐贞观时向中原地区的传播

西域诸国乐舞不分，胡舞在唐初的宫廷已颇为盛行。龟兹乐舞更是独步西域各国。唐朝著名僧人玄奘西行求法时路过西域诸国，他特别指出龟兹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4］可知西域诸国舞蹈以龟兹最为著名。唐初龟兹乐舞在唐盛极一时，当时著名的伶工白明达就是龟兹人“贞观时，白明达以术逾等夷，积劳积考，并至大官。”［2］可见龟兹乐舞深受太宗喜爱其伶工在当时的宫廷地位很高。龟兹舞在唐初宫廷的流行使民间也受其影响其也成为了民间百姓喜爱观看的胡舞之一。唐中原舞蹈又不断的吸收西域舞蹈的特点与风格，使二者达到了真正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