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

浅谈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三教思想

作者：黄昱

来源：《文学教育》2021年第02期

内容摘要：进入宋朝，儒、释、道三教在思想层面上进一步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漸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为士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文化环境，使宋代士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作为宋代著名文人，苏轼无疑是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文人的代表，苏轼的散文也成为其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的重要体现。从苏轼的散文出发探究苏轼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吸收与转换对于探讨苏轼以及宋代文人处事态度和当时的文学状况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苏轼儒释道三教思想散文

中国古代文人思想呈现儒教、佛教、道教三教的对立与融合。进入宋朝，儒、释、道三教在思想层面上进一步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儒家提倡积极入世，鼓励文人尽己所能报效国家;佛教则教导文人随缘、淡然;道教追崇归隐和避世。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为士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文化环境，对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转化也让宋代士人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文化性格，与前此历代（特别是唐代）相比，其思想观念、处世心态与生存方式等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热情参与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轻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三教合一”化解了入世与避世的矛盾对立。作为宋代文人的佼佼者，苏轼无疑是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文人的代表，苏轼的豪放豁达的人生观展现了他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具体运用。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出现过由苏轼及其父、弟创立的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蜀学体系。前人对于苏轼三教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从苏轼的诗词入手。本文拟从苏轼的散文出发，分析苏轼散文里所体现的儒释道三教思想。

苏轼的人生经历十分复杂，自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人生经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轼的创作。苏轼前期仕途顺利，颇受皇帝重用，因而其诗文更多体现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包含忧国忧民的思想。自乌台诗案后，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打压，三度被贬，其诗文则更多体现佛教道教尊崇的归隐、无为，从积极进取转换为对平淡生活的向往、对人生风雨的豁达。

一.前期以儒教思想为主的仁政安民思想和排佛思想

苏轼早期的儒教思想受家乡崇儒风气和家学渊源影响。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四川眉州儒学风气历来兴盛，在苏轼为家乡所作的记文《眉州远景楼记》里有“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

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颇有名望的儒学家。在地方儒学传统和家学的教育下，苏轼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并以儒家经典所推崇的积极入世、忠君报国、仁政爱民为自己的目标。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礼部会试时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居第二名。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论述了古代圣明的君主以忠厚为本、慎于用刑的仁政思想。虽然此文中有些典故不可考，但文中所体现的诸如“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等仁政爱民，赏罚分明的治国思想实则是苏轼儒教思想的体现。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监察告院。此年元宵宋神宗为了讨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高兴，下旨在汴京订购浙灯四千多盏，在元宵收买时却压低收购价。苏轼对朝廷皇帝的做法极为不满，于是上书《谏买浙灯策》。在这篇谏文里，苏轼先指责朝中官员没有做到为人臣子的本分“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又批评宋神宗取悦长辈劳民伤财甚至“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痛陈贫苦制灯者是“卖灯之民，皆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为君者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否则就会失去民心，苏轼在《谏买浙灯策》所提倡的就是仁政爱民的思想，这与儒教思想的核心“仁”、“仁政”如出一辙。苏轼对儒教思想的吸收不仅体现在于对儒教积极处世态度吸收还体现为对儒教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的追求，在苏轼早期的政论、谏书中，以儒教思想为主的仁政安民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此外，苏轼早期思想也存在排斥佛教的部分。在苏轼治平四年（1067）所写的《中和胜相院记》里苏轼十分直接的指出佛教思想是难以成功的、荒谬的，他认为当和尚对于社会家庭没有一点贡献，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此文中的“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都是苏轼早期排佛思想的体现。

不难看出，苏轼早期的思想是完完全全的儒士思想，崇尚为国家社会做贡献，因此早期苏轼不喜佛教。苏轼真正转向佛教，是在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乌台诗案”给他带来的伤害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并在另外的宗教信仰中找寻出路。

二.后期以佛道思想为主的豁达超越思想

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后，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了自我探求。在阅读佛经、道家典籍与和尚道士交往的过程中，苏轼逐渐改变了早期对佛道教的看法，因此他在思想上呈现以佛道思想为主的豁达超越。南宋汪应辰说：“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无极，……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氏之说，尽欲以智虑臆度，以文字解说。”佛教追求的是超越生死和羁绊，认为人的死亡只是存在方式的一种改变，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道家则推崇“无为”，顺应自然归隐。佛道思想相结合呈现的就是一种超脱物外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

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年）在黄州所写的名篇《前赤壁赋》就是苏轼思想受佛道影响的集中体现。文中的“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和“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所呈现的超然物外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心理是道教思想的核心，而超越生死存亡的“无我”境界又是佛教所推崇的。在这里，禅和道双重宽慰让苏轼内心的痛苦得以解脱，从而达到内心的平静，也就达到了道家所倡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此外，在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年）改汝州安置即将离开黄州时应安国寺僧首继连之邀所作的《安国寺记》中，苏轼还详细地回顾了居黄州期间的生活及思想变化。苏轼从早期的排佛转变成“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这体现了苏轼经乌台诗案后转向佛老以寻求慰藉，思想开始向佛道倾斜的变化过程。

但苏轼的寻求佛老，与一般文人所指的以沉溺宗教思想境界回避现实困难，希冀成佛成仙不同，苏轼的转投佛老并非为了“出生死，超三乘”。在他的《答毕仲举书》中，苏轼谈了自己对学习佛老的体会和看法。苏轼寻求佛老其目的是“期于静而达”，是为了从佛老中汲取思想支持，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凡尘俗事的困扰中达到精神的超越，这也是宋朝大多数文人所追求的“仕隐”。

三.最終呈现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

在仕途通达时，苏轼表现出积极入世、忠君济民的儒家思想;在仕途处于逆境时，他又表现出道家的“无为而治”和佛家的“静达圆通”。苏轼行儒教之道，却又从佛老中为自己找到精神支持。苏轼对儒道佛三教思想兼收并蓄，批判继承，出神入化，从而构筑了诗人完美的文艺境界。在他的《南华长老题名记》就有“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的文字。苏轼在此文中肯定了佛教与儒教的同等地位，与以往的偏于一方不同，他的思想已经真正实现了三教融合。

纵观苏轼一生的文章，从前期关注儒教仁政爱民到乌台诗案居于黄州转向佛老思想，直至最后实现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交杂于一身，让苏轼的思想最终呈现儒教为主、佛老为辅的“外儒内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不仅成就了苏轼的文章，更成为了苏轼独特人格魅力的重要显现。

参考文献

[1]张玉璞.“三教合一”与宋代士人心态及文学呈现[D].曲阜师范大学，2009.

[2]李之亮注译.唐宋名家文集·苏轼集[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