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百日维新的异同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百日维新的异同

相同点：

第一

从外部环境看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这种侵略

与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

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

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是《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

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

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

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

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它们都背负着救亡的历史任务。

第二

从运动的社会性质看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较完整的意义上说，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

可观的发展，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

虽经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

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

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初，

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

业工场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

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仍蹒跚在中世纪长廊末端的日本社会打

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

封建社会为出发点，旨在经过变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运动。

第三

从改革的内容上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两个运动所涉及、所要解决的，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

社会制度问题。戊戌变法诚然是个失败的运动，运动中的主干人物所提出的一系

列主张，包括光绪皇帝下的二百多个诏书，许多并未实行就已烟消云散。但就其

所提出的内容来看，诸如废八股、办新式学堂、开言路、裁减绿营、裁撤臃肿机

构、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办农会、商会、训练精兵、

奖励新发明，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

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

经济、军事、思想文化问题。而明治维新运动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

籍奉还、地税改革、废藩置县，以及“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大量输入西洋文化的措施

等等，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

第四

从运动的实行方式上看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

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的精英们，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

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

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

实现自身的抱负。

不同点：

第一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来看：

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

第二

从力量对比上看：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

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第三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来看：

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第四

从国际环境上分析：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