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研究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
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
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
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
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
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
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
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
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
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
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高晨霞
(忻州师范学院专科部,山西 忻州 034000)
欢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译文的准确与通顺等一系列问 题。这个时期的翻译被粱启超称为“未熟的直译”。到了三 国时期的译经事业,在南北均有了一定的发展,佛教也渐 渐融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随着对佛教了解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 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 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 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 论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史;佛经翻译;翻译理论“;文”和“质”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8881(2010)02- 0133- 02
了解中国翻译史的人都知道,在佛经翻译时期,一直 存在着“文”、“质”之争。正如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中所 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 丽”两派。佛经翻译初期是以“质”为主的,因为当时西来的 胡僧不通汉语,而汉地僧人对胡语和佛理的了解水平都不 够高,翻译工作进展十分艰难。“从翻译方法上来说,由于 当时是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译经僧侣对佛教经典抱有虔 敬态度,惴惴然唯恐违背经旨;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语言 学知识贫乏,不懂得忠于原文的条件,是要合乎译文语言 的全民规范,因此一般都采用直译法。”“贵本不饰”、“时有 不达”指的就是安世高时期译经的情况。早期译经数量不 多,人们对佛教了解甚少,所以,所有的佛经译本都受到了
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对佛经译文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译文,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要求具有可读性,早期那些笨 拙的直译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 要。而这些不断提高的要求和需求,为佛经翻译史上意译 派产生创造了契机。意译派的代表人物支谦,主张不死扣 原文,改“胡音”为“汉意”,注重译作的词藻文雅,在文字质 量上确实提高了,但却产生另一个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 简而不能尽表原意。”于是竺法护依自已的优势(曾游历西 域诸国且会 36 种语言) 出来纠正这种过于自由的意译倾 向。竺法护“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提倡存真偏质,反对随
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

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我国历史上,经文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开始于经文翻译,最早的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佛教翻译。
引言: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1999,11)。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操作对象是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是通过语言传播文化,因此传达原语信息才是翻译的实质。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从定义看,文化的定义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语文明两方面内容。
其中物质文化包括生产、生活工具和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实体;精神文化指人类大脑里的成就,包括思想、语言和其它超越结构的成就,如哲学、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
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人员,应该广泛考虑这两方面的各领域。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不仅仅是跨语言体系的转化。
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大多生存至今,就因为它们之间代代相交流、相互促进和发展。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王克非博士认为“翻译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意义的文化活动(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9,37)。
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翻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
没有口头或书面翻译,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会传到西方国家;没有翻译中国古代汉唐王朝的成就,不可能对其邻国尤其是韩、日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马祖毅,xx:18)。
中国的佛经翻译从148年安世高起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九百余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
可见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
佛经经文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承传也带来巨大冲击,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也相应地对中国文化带来不同的冲击和影响。
梁启超(2)

他还总结提出了翻译文学对一般文学的影响:
一是“国语实质之扩大”; 二是“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三是“文学情趣之发展”。
于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中国和印度 佛教史的,二是有关佛经翻译的,三是关于中印 文化交流的,四是关于佛经典籍考释的。1936 年
为了更好地推介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中华书局又将这些 文章专门从《专集》中抽出,编为单行本刊行,这便是著
名的《佛学十八篇》。梁启超通过对佛经的深入研究,
否定了“汉明永平求法”的传说,认为佛教输入的时间 “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 洛而在江淮。”他又提出《四十二章经》系晋人假托,并 不是中国第一部译经,这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虽 不能据以做为定论,但无疑对研究佛经翻译的起点可提供 一说。
一是佛经翻译当中直译和创造了大 量新名词,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
界、因缘、果根、不生不灭、无明、刹那 等,据统计达3.5 万多个。新名词自然和新 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的流 传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语言,而 且也使人生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二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所译佛经皆受外来 语言格式和色调的限制,流传既久,约定俗成,汉语语言即 注入了新的格调。佛经中译本和汉语相比,至少有十大不同: 佛经一般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既不用骈文家之绮丽词 句,亦不采用古文家之绳墨格调;倒装句极多;善于运用提 挈句法;一句中或一段中含解释语;常复述前文;词多连缀, 含无数形容词;同格的语句,铺排叙例,动至数十;一篇之 中,散文诗歌交错;全文多为无韵的一首诗歌。及至宋代, 随着佛经数百年的传诵,汉语中也或多或少渗入了上述十个 方面的特征。梁启超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 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 也。”这种看法符合佛典中译的历史实际。梁氏认为,以鸠 摩罗什为首的佛经翻译家,在佛经翻译中采用了通俗文体, 即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它为我国文学界开一新天地。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文史 纵 横
浅谈佛经翻译对 中国文化 的影 响
杨 玲
( 陕西 学前 师范 学 院外语 系 陕 西西安
【 摘
7 1 0 1 0 0) 要 】 本 文通 过分析佛 经翻译与 文化 交流发展 关 系, 探讨佛经翻 译对汉语言 、 汉文 学和 中国哲学方面的影响 。认 为佛 经的 圆融精 .
展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其形式多样并不断发四结语展变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其不变的和的精神内核却当翻译行为作为某个译者的个体活动时其动机具有偶然性和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受到了一致的推崇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不确定性但是当某类翻译活动成为一定规模并具有持续性的集体和发扬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 影响
神促使 了传统的儒 家和合精神 的发展 , 也丰富 了中国的哲 学思 想; 同时, 对中国文化 的语 言、 文 学发 生了很 大影响。 【 关键 词】 佛 经翻译 ; 中国文化 ; 汉语 言; 汉文学; 中国哲学
一
引 言 成 今天 的 汉文 学 。从 内 容上 看 , 佛经 翻 译促 使 了中 国文 学 的繁荣 , 佛经 的汉译 使发 源 于 印度 的佛 教在 中 国大放异 彩 , 随之 带 来 了 佛教 文学 中丰 富的想 象力 把沉 闷的古 汉语 解放 了出来 。例如 , 很 长 佛 学 的研 究 风 潮 , 不仅 开 创 了 中 国宗 派蓬 勃发 展 的新 面 貌 , 而且 丰 段时间, 我国最赋有想象力的作品要数庄周和屈原的作品了, 直 富 了中 国文 学 创 作 的 内涵 , 成 为 了中 国 文化 遗 产 非 常 珍 贵 的一 部 W J I 4  ̄经 的传 入 , 我们 有 了 《 封神榜》 、《 西 游记 》等小 说 , 期 中超 自 分 。正 是 由于 佛教 翻译 如 此特 殊而 重要 的地 位 , 在 翻译 理论 中 学 习 然 的想象人 物 哪吒 , 孙 悟 空和其它 拥有 超 能力的众 神 鬼怪都 深深 地 和 了解 它尤 为重要 。 吸 引了 我们 ,“ 三 头六 臂 ” , 上 天 入地 , 能 变身 形等 给 每一 个 中国儿 翻 译不 仅是 一种 简 单 的转换 符号 的过 程 , 更是 一种 承载 语 码的 童都插 上了想 象的翅 膀 。 文 化信 息用 另 一种 语码 转换 而来 , 进 而 推动 不 同 文化 间 的传 播 , 交 ( 3 )中 国文 化其 他 方 面的 改变 。经 文 翻译 对 中国 文化 的 影 响 流 和融合 。 对 于佛经 的翻 译亦 是如此 , 回顾佛 教在中 国的发 展历 史 , 深远, 并且渗 透到 了人 们生 活的每 个角 落 。电影 中关于和 尚尼姑 的 不 难 看 出由 佛 经翻 译 表现 出来 的 “ 圆 融 ”特征 和 中 国传 统 文化 更 生活 描述 , 关于人 们崇 尚佛 教的体 现 ; 音乐 中相关 的曲词 乐 ; 绘画 中 包 容性 的特点 。 以佛 教故 事和人 物为 素材 ; 中国每 个城 市都常 看到 的佛教 神像 和雕 二、 佛经 翻译 对 中国文化 的影 响 塑 。可 以说 , 没有佛 教 的传入 , 就没 有龙 门和 云冈石 窟中 的雕塑 ; 就 1 、 从 佛 经翻译 看 中 国文化 的 和合精神 没 有 敦煌 珍贵 的壁 画 和 飞天 。以上 种 种都 是 中国文 化 中不 可缺 少 回顾 中国 的翻 译 文 学 , 曾经 出现 过三 次 大 高潮 : 第 一 次是 在 汉 的部 分 。 走 进中 国世 代相传 的信仰 中 , 许多 的观念 都来 自经文翻 译 , 唐 时期 , 这 一阶 段 的翻译 主要 以佛 经翻 译 为主 , 其代 表人 物有 道 安、 老 人们 常 常提 到的 因 果报 应 , 善有 善报 , 恶 有恶 报等 都 是经 文翻 译 鸠 摩 罗什 及 玄奘 等 ; 第 二 次是 在 明末 清 初 , 主要 以 翻译 各 类经 书 为 对 中国文化 的改变 。 主, 如利 玛窦 对 《 圣经 》的翻 译等 ; 第 三次 则是 在中 国近代 , 此 时多 三、 促进 了 中国哲学 的改变 种文 体 的 翻译 相 继 出现 , 翻 译 的种 类 也逐 渐 开 始增 多 。由 此可 知 , 经 文 的传 入 也促 进形 成 了 中国 的 新哲 学—— 新 孔 学 。尽 管 传 佛经 翻译 从掀 起 第一 次翻 译 高潮开 始 , 在中 国历 史上 已经 延续 了上 统 的佛教 和新 孔学都 着重 强调 自我修 养 , 但 在 中国传 统的 哲学 中提 治理 国家 , 镇 压暴 动 ” , 而不 同与佛 教意 在帮人 千年, 究 其 原 因不 仅 受到 了当 时客 观历 史 条 件的 影 响 , 更是 由 于佛 到的 自我修 养是 指 “ 教“ 圆通 ”思想 起着 关键 的作用 。 超脱 凡世 已到达 得 道成 佛 的 目的 。新孔 学提 出 了 “ 上 帝 法则 的观 《 辞源 》 中解释 “ 圆融 ”一 词 为: “ 圆融 , 佛教 语 。破除 偏执 , 圆 念 ” , 主张 相信天 人合 一 , 一 旦天 人合 一后 , 他们 “ 治理 国家 , 镇压暴 满 融 通 。这赋 予 了佛 教特 有的 性质 一开 放和 包容 。因此 , 佛教 传入 动 ”的神 圣使命 就完 成 了。新孔 学的 显著 特点在 于 : 很好 的运用 了 中 国之 初 , 既能 保 持 自 己的 特性 , 又 能 与 中国 传统 的 各 家学 说相 互 辩证 法 , 在 批判 佛教 的 同事 再 吸收 了她 一部 分 的观 点 。由此 , 中 国 沟 通 和交 流 , 例如 , 用 顺应 融会 的态 度对 待儒 道学 说 , 并效 仿其 譬如 形成 了完 善的本 位论  ̄ 0 t i f " 值论 以及关 于 生活 的哲学体 系 。所 以, 佛 淑 世 化 民 的正 面 的社 会 作用 。中华 民族 在 悠 久的 历 史 中形 成和 发 教的翻译 为 中国哲学 注入 了新 能量 。 展 了 比较 稳定 的文 化 形态— — 中国 传统 文化 , 其形 式多 样 并不 断发 四、 结语 当翻 译行 为作 为某个 译者 的个 体活 动时 , 其动机 具有 偶然 性和 展变化, 是 中华 民族 智慧 的 结 晶 , 但 其 不变 的 “ 和 ”的精 神 内核 却 在 社 会历 史的 发展 变 化中 受到 了一 致的 推崇 , 并得 到 了不 断的 丰富 不 确定 性 , 但 是当 某类翻 译活 动成 为一 定规模 并具有 持续 性 的集体 和 发 扬 。“ 和 ”的 精神 解 释 为 “ 一种 承 认 , 一种 尊 重 , 一种 感 恩 , 一 活动 时 , 就必 然具 有深 层 次的 社会 文化 原 因 , 同时 也会 对译 入语 的 佛 教翻译 正是 如此 。仅仅 种 圆融 ” , “ 和” 的基 础 , 是和而 不 同, 互相 包容 , 求 同存异 , 共生共 长 。 社会和 文化 造成 具有深 度和 厂度 的影 响 , ( 叶小 文 ,2 0 0 5 ) 佛教 “ 圆 通 ”的思 想就促 进和完 善 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 “ 和合 ” 、 “ 圆 而 中 国传 统 文化 “ 和合 ”的 精神 内 涵与 佛 教 的思 想 中 的 “ 圆 融 ”的文 化 精神 特质 。佛经翻 译是 中 国翻译 史上 的一次 高峰 , 给中 通 ”极具 相 似 性和 相 通性 。因此 , 佛 教传 入 中 国 , 并没 出现 像 欧 洲 国的文化 内涵注 入了新 的活力 。 中 世纪 因文 化和 宗 教冲突 而导 致 战争 的现 象 , 反而与 本土 文 化相 互 融合 , 相 得益 彰 , 并且促进 和完 善 了中华文 明 。 【 参 考文献 】
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和考察翻译。
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笔译活动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翻译史上共出现了五次高潮,我们以翻译史上的这五次高潮来探讨翻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政治混乱,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又滋扰边境,内忧外患,普通民众无力通过现世渠道改变这一切,自然将关注投向了异域传入的思想。
佛经的翻译导致了佛教的传入,引进了一种新的东方思想。
佛教中的忍让思想、来世思想和色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对老百姓起到了一种镇静作用,弱化了老百姓对统治的对抗心理。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协调阶级矛盾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历代统治者不断遣人取经,设立译场,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
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在世界翻译史上都是少见的。
仅自汉至唐早期,已译出经传3616部,8641卷。
①中国佛教史记载,有大量佛经翻译是由政府支持的,虽然自南北朝至隋代有个别君主的确是佛教忠实信徒,但他们只占极少数。
佛经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分不开。
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完成了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相继获得迅速发展。
与欧洲各国相比,在明末清初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制度下,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进步。
而此时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华从事宗教活动,传教士把科技翻译活动作为其传教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
一些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士大夫,先后帮助耶稣会的传教士进行译述工作。
科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治学上的浮泛,一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弊,走上实学之路。
浅谈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及意义

浅谈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及意义19世纪的翻译活动是佛经汉译活动之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翻译高潮。
从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重视翻译,纷纷著书撰文,讨论“译书”问题,讨论的话题既涉及为什么要译书,也涉及该译什么书,同时也有对前人译书得失的批评。
但纯粹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讨论翻译的文章很少,中国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倾向于将翻译问题挪用为政治见解的表达渠道,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话语。
从后世、尤其是今天的立场看,晚清的翻译话语也许略显粗浅,但它折射出了晚清知识分子对翻译的认识和理念,故不失其历史意义和价值。
因此,本文将具体论述晚清翻译话语的发展过程以及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标签:翻译话语;翻译的功能意义;翻译选材;翻译的评价标准1.晚清翻译话语的四大发展阶段1.1 鸦片战争前的翻译话语1841年5月,林则徐督两广,他招募了教会学校毕业的外语人才作为译员,同时利用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如传教士、外商、海员等了解外情,并帮助翻译。
林则徐的翻译行为基本属于自发行为,既无计划也无对翻译问题的论述,因此他组织的翻译内容是随机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现实问题,功利色彩过于浓厚。
1.2 两次鸦片战争后的翻译话语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国人的封闭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同时开始思索御敌方略,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西书西报以知“夷情”。
总的来说,两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危急的国内形势,中国部分士大夫及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主动提出翻译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积极向外学习,翻译行为的政治化也由此开始了。
1.3 洋務运动时期的翻译话语19世纪60至80年代是洋务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是翻译实践成果丰硕的时代。
这一时期,政府、教会及民间三大系统出版几百种图书。
学外语、当翻译逐渐成为一种“举业”之外的谋生之道,而做翻译、谈翻译也不再是需要避讳的事。
翻译书籍及译介知识也成为普通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的经常性储备。
佛经汉译的历史和作用

K eyW ords.. Buddhist Scr ipture.. T ransla tion.. H istor ic im po rtance.. Soc ia l ro le
.. ..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 由当时迦毗罗卫国的
2. 1佛经汉译对汉语的影响
佛经汉译对汉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中国
音韵学的影响。微观上说, 佛经汉译对某些汉
字的读音产生了影响, 如伽叶的叶读sh..而不
读y.. ,
般若的般读b..而不读b..n, 道行的行读
h..ng 而不读x..ng 或h..ng, 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
读n..w..而不读n..nw.., 阿闍梨的闍读sh..而不
监护人使。玄奘的11种分工中, 前有译主, 即
译场主脑, 他精通华梵, 深谙佛理; 后有监护大
使, 乃饮差大臣, 受命于皇帝监阅译经。在具体
翻译过程中, 证义、证文在前, 主要负责审查原
文是否有讹误, 审查译文与原文意义是否有出
入, 保证了原文和译文的准确性: 缀文、参译、刊
定、润文在后, 主要负责对原文校勘, 对译文刊
还有一关于翻译的生动比喻, 即..翻也者, 如翻
锦绮, 背面俱花, 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赞宁对
中国佛经翻译理论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他..今立
新意, 成六例焉..。这.. 六例..主要是归纳译经
中的各种情况, 提出解决各类矛盾的方法, ..凡
诸类例, 括彼经诠.., 必须全面了解、融会贯通。
Aug. 2006
* 本文系属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 04C562 )的研究成果。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点及其对现今翻译的启示

河南大学题目: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姓名杨翠翠学号 104753110619学院外语学院年级专业 2011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名称翻译概论任课教师姜玲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杨翠翠(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摘要: 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并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思想﹑语言、词汇﹑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分析佛经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及采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入手,从而揭示中国佛经翻译传统的特性,即并非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认为的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归化原文,而是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些翻译传统以及这些传统译论对我们现今翻译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佛经翻译;翻译策略;翻译传统;启示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ScriptureYang Cuicui(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is the main stream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ith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reasons of using them.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r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lternately domin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us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maturity unti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wo principles’integration, not Lefevere’s ide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that Chinese translators always tend to acculturate.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are going to elaborate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deas of China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Key words: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traditions; enlightenment一、引言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梁启超一生与佛缘

梁启超一生与佛缘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
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梁氏这样笃信佛学,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身因素。
近代中国,研究和推崇佛学是知识界的一种风尚。
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都是佛学的宣传者和信奉者。
梁启超恰恰是在这种近代新知识分子的特殊选择中,走进了佛教的殿堂。
难以超越的社会潮流,使梁氏对佛学顶礼膜拜。
一般来讲,信佛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
晚清的知识界,缺少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
魏源、章太炎这些人在四处碰壁之后而遁入佛学是顺理成章的。
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4,第73页)梁氏在戊戌政变后精神沮丧,读佛经后拍案叫绝,大肆鼓吹;晚年他政治上接连失败,无法实施其改造中国的方案,又对‚五四‛之后的社会现状极端不满,心中之积苦不可言状,于是便用较多的时间钻研起佛学。
梁启超本身的悲剧命运决定了其在佛教的海洋里出没寻觅。
梁氏之信佛是从理念上去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具有较多的哲理性和研究性。
因此,梁氏在晚年写出了一批研究佛学的学术著作,涉及中国佛学史的沿革、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学理论等许多方面。
这在佛学研究史上是划阶段的优秀成果。
梁启超十分注重中国佛学史的研究,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简明而较科学地分析了佛学在中国的变迁,并结合社会、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论述了佛学消长的规律和原因,颇有见地。
佛学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说一样,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在中国的繁衍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流派,相互争斗。
梁启超对此十分重视,有过详细而深入的评析,并且和欧美的哲学流派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摘要: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汉语言的许多方面及人们的哲学思想观念,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及社会的发展。
本文从哲学思想、语言文化及文学等各方面探讨了佛经翻译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思想语言文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中国的翻译传统源远流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曾经出现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代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这三次翻译运动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相应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冲击和影响。
其中,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持续到北宋末年,历时1000多年,规模巨大,参译者众多,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
佛经翻译本意为宣扬和传播佛教,却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成为对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同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理论、建筑、绘画、雕塑和音乐艺术等众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拟从语言文化和哲学等各方面分析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一、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佛经输入后,印度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逐步与中国原有的老庄哲学相结合,到南北朝时,这般唯心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盛阶段。
隋唐时,佛经理论开始被同化成中国哲学,并出现了如天台华阴、禅冢等传授教徒的学校,他们利用佛经理论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问题。
宋代,新孔学开始形成,一方面它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它吸收了一些佛教成分。
佛教和新孔学二者强调自我修养,但传统中国哲学中,自我修养指“镇压暴动,治理国家”,不同于佛教,其意在帮助人们超凡脱世,得道成佛,新孔学派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就提出了“上帝法则的观念”,他们相信“天人合一”,只要天人合一了,他们的神圣使命“镇压暴动,治理国家”就完成了,很显然,新孔学派很好地运用了辩证法;批判佛教的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这样,中国哲学有了完善的本位论、价值论及关于生活的哲学体系。
第五讲: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 3.对我国语言方面的影响。(1)词汇。至少 有一千多词汇进入了汉语体系。菩萨、阎罗王、 世界、刹那、五体投地、因缘、果报、供养、 意识、解脱、一尘不染、有缘、意识、劫波、 魔鬼等。(2)语法。如是我闻。击于大法鼓。 供养于诸佛。后有了“打骂于他、取笑于我” 之类说法。(3)音韵学。反切法语佛经翻译 有关。《切韵》《广韵》等书,其中的辅音体 系和元音体系的建立,即受翻译的影响。四声 的确立,也与佛经翻译有关。
第五讲:佛经翻译的影响
2012年9月29
一、玄奘以后的佛经翻译
• 1.三大求法高僧之义净(635-713) • 671年由海路去印度,经25年,历30余国,其 中在那烂陀寺留学10年。700后独立翻译,11 年中共译出经律论56部,230卷。 • 2.佛经翻译四大家之不空 • 不空(705-774)是北印度婆罗门种,梵名阿 日佉跋折罗,幼年随叔父来中国,15岁拜金刚 智为师。741年从海路到斯里兰卡,遍游五天 竺,746年回长安,译经110部,143卷。
4.宋时的译经
• 宋赵匡胤印大藏经。982年,又建译场。到 027年,译经500余卷。后因缺梵文经卷, 译经时断时续。
二、佛经翻译的影响
• 1.思想界的影响。(1)佛经传入,其唯心主义 哲学与我国传统老庄哲学结合,到南北朝 时,这种思想已至极盛。佛教的传播促进 了道教的创立,佛道为争取统治者的支持 而相互竞争。范文澜提到佛道儒三家的关 系: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 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道则相互排斥; 儒家对道家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家对儒家, 则有调和无排斥。直至禅宗奠定后,佛儒 才获得调和,佛道亦沆瀣一气。
不空(705-774)
• 自玄宗迄代宗,皆为灌顶国师,官至鸿胪卿,封肃 国公。 • 翼赞三朝,近三十载。上至朝廷,下至藩镇,无不 结纳,声势烜赫。770年住持五台山,造金阁寺, 铸铜为瓦,瓦上涂金,费钱亿万。范文澜在《唐代 佛教》中称,不空临死遗言中,充分体现出其鄙吝 之心。遗书说:“其车牛……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 殊阁下道场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供养,并不得 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那是死也 不肯布施的了。不过,其遗言中又称“无殉利以辱 身,勿为名而丧道”,看来他还真是得道。
【精品】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关于佛经译文的总的特点,梁启超曾加以总结,归纳成十条: 一, 普通文章总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佛经一概不用(除支 谦流之译本);
二, 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
三, 倒装句法极多; 四, 提携句法极多;
五, 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
六, 多复牒前文语; 七, 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字而成之名词———一句词中含形容 格的名词无数; 八, 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致数十; 九, 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 十, 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
采取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方法,合理清晰地表达原文 的思想内容和深层意义,但是考虑到译语的通顺流 畅就得采取意译的方法以确保译文不但要符合目 的语的语法规范更要符合目的语所在国家的历史 文化语境,使之靠近译文读者。所谓准确地音译就 是保持源语言的音位特点,为汉语输入更多的外来 词汇。在译文的文体风格方面,玄奘主张使译文与 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尽量让汉译版的佛经突出源 语文本古雅朴素的风格。玄奘的翻译思想是严复 “信、达、雅”这一翻译准则形成的精神源泉。 另外,现代英语翻译教学中所涉及的一些翻译技巧, 例如增词、删词、拆分、合并、译名假借等也来 自于玄奘的翻译思想。
鲁迅指出: “魏晋以来, 渐译释典, 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 文人喜其颖
异, 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 遂蜕化为国有。” (1998 : 30) 两万多卷佛经 涉及了印度的哲学、文学、逻辑、医药、天文、文法、声韵、音乐、舞 蹈等诸多内容, 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发展的活力与清新的风格。其中不少 是极具文学价值的经典作品, 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题材不朽的源泉。 佛经中文学性很强的篇章不少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不朽的题材。 例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讲述的故事原型正是唐朝高僧玄 奘历经磨难、誓向西域求取佛经的曲折历程, 根据陈寅恪的系统考证, 该小说作者吴承恩在加工创作时借用了相关佛典里的许多情节。陈寅恪 指出, 孙悟空大闹天宫出自《贤愚经》、《顶生王缘品》里争夺王位的 故事, 沙和尚的很多情节源自《慈恩法师传》, 猪八戒来自义净翻译的 《毗奈耶杂事三佛制芘诌发不应长缘》, 孙悟空从须菩提祖师半夜得到 法术的故事, 就是佛经里禅宗五祖弘忍夜半传衣钵给六祖慧能传说的演 变, 还有, 《西游记》着力描写的九九八十一难取材于《严华经》里善 财童子的五十三参的情节。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
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
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
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有何影响

3.1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哲学重经验
认识,轻理论思维,注重对生活自身的探讨,轻视思考彼岸的问题。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传统思想便不断受到佛教思想的冲击。
首先,在人生观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首要探讨的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佛教认为人生一切皆苦,人生的目的应该是解脱生死,人处在无休止的轮回当中,宇宙万物也都在轮回当中,还将宇宙划分层次,有天堂、人间及地狱。这一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致使许多人相信,人生的确有轮回,人生的确有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要解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摆脱轮回。也使人相信人确实有前生也有来世,可能寄托于不同的形体中,可能在天堂,在人间,也可能在地狱。
其次,在宇宙观上。我国秦汉时期便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这一体系一直为儒家和道家所继承发扬。自佛教宇宙观传入以来,这一理论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各种争论。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故儒佛道三家就开始对有神与无神、宇宙的虚与实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宇宙和探索宇宙的奥妙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方面的影响问题进行探讨。
2.佛经翻译的概况
佛经的翻译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始于东汉,盛于隋唐,续至宋元,经历了草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后,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初期共译经书570部,译经多由外籍僧人口授,汉人笔录。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和竺法护。东晋至隋代这一阶段被称为佛经翻译的发展期,期间共译佛经3155卷,著名的翻译家及理论批评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他们不仅在实践上大有成就,在理论上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到了唐代,佛经翻译发展至鼎盛时期。据记载,此期的译经数量为玄奘的贡献最突出,他不仅译经达70部之多,译法更高超,或直译或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规也”。历经了发展鼎盛之后,到了宋元,在朝廷的支持下,译经事业虽还在继续,但在唐后期及周朝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已使其繁华成了历史。宋元之后,译经事业便告中止。明清两代,则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译为汉文的零星作品。纵观佛典汉译的历史,除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四大译师”之外,尚还有留下姓名的译者200多名,共译佛典2100余种,6000余卷(祁志祥,2000:76-79)。
佛经语言学浅论语言学

佛经语言学浅论语言学民国初年,梁启超写了一部《佛学研究十八篇》,其中有《翻译文学与佛典》一章,特别强调“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并论及马鸣所造的《佛本行赞》,实是一首达三万余言的长歌,虽然不用韵,然而读起来,却觉得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彷佛。
而其《大乘庄严论》则几乎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说。
能令读者“肉飞神动”。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更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
他认为佛经“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
胡适又认为,印度文学里有一种特别的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节奏文体重说一遍,这部分叫做“偈”。
中国弹词文学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受佛经的影响。
自梁启超、胡适以后,人们除了宗教的佛经、哲学的佛经之外,开始注意佛经文学的一面。
然而,文学和语言是一体两面的。
既然注意到文学的层面,自然也会逐渐注意到语言的层面。
事实上,当梁启超强调文学价值的同时,他也专有一节谈及语法及文体的变化。
他发现佛经一概不用“之乎者也”;也不用骈文家的绮词俪句;倒装句以及句中夹杂解释语的情况极多;又多重复前文语。
还有许多带有长串形容词的名词;散文与偈交错,而偈又无韵。
这些分析已经触及了语言研究的问题。
二、什么是“佛经语言学”人类利用语言传播自己的经验,累积共同的智慧,它几乎是整个文化赖以成立的基石。
所以,无论是中西方的学者自古都非常重视语言的研究。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尔雅》、《说文》、《方言》、《释名》之类的语言学专着,清代的语言文字之学更是达于鼎盛。
近几百年来,西方的研究成果超越了我国,所谓“现代语言学”指的正是西方的语言学。
真正了解语言,应该由四方面着手:语音、构词、词义与句法,这是语言组成的四个主要领域。
因此,“佛经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这四个部分。
所谓“佛经语言学”,也就是弄清楚古代佛经里面所说的话,包括东汉以后所有翻译为中文的佛教经典,也包括唐、宋、元、明各代本国和尚所撰写的禅宗语录。
梁启超翻译思想探析讲解学习

梁启超认为译文首先在于“学”通,此“学”即 书中的专门之学。也就是说,翻译首先要求译文表述 的内容必须在科学上是正确的。除“学”通外,优秀 的译文又要求“文”通。“文”通是指“译文”的 文字、文句与全文通顺流畅。但要做到这一点,译者 首先必须熟练通晓“原文”的文字、文句与全文。 所以“文”通,形式上是对译文表述的要求,实质上蕴 涵了对原文理解的要求。提倡在翻译中,可酌情发挥 “再创作”功夫。
《世界末日记》 《佳人奇遇》
《经国美谈》 《俄皇宫中之人鬼》
《卢梭学案》
《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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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翻译思想探析
梁启超对翻译理论和方法有重大贡献。他提倡 翻译西学,对翻译有独到见解。梁启超的翻译强 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 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 特殊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将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 法、救国之道。他在。 他把“择当译之本”列于三义之首。可以说 是抓住了翻译之本。
他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政治为先,应时而变 ”, 其中的“变”不仅表现在翻译兴趣方面,还表现在翻 译特色和具体主张上。另外,他翻译活动中的爱国 ——其中救国的本质——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始终如 一的。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地改变翻 译的兴趣和策略,达到服务于政治之目的。
1.采用所谓“豪杰译”,( 所谓“豪杰译”是指日本 明治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 翻译,他们为了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 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 和人物,或者任意增删内容,这种改编式的翻译被时人 称为“豪杰译”。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采 用的就是一种典型的“豪杰译”。)
从中国翻译史角度看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智库时代 ·119·百家争鸣摘要:源自古印度的佛教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便以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诠释和需求迅速传播,并经由中国人自己的发挥和创造完成了中国化。
在此过程中,佛经汉译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
佛经汉译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它拉开了中国翻译史的帷幕,推动了我国与亚洲乃至西方各国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从而证明中华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体系,其对佛教文化做到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创新。
关键词:翻译史;佛经翻译;中华文化;影响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4609(2018)09-0119-0003郝士民从中国翻译史角度看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西北大学,陕西西安 710127)两汉交际之时,源自古印度的佛教经由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后,逐步与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相适应,而佛经翻译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在东晋至隋代迅速发展,并于唐代达到全盛时期,衰落于北宋时期。
佛经汉译拉开了中国翻译史的帷幕,引发了首个翻译高潮,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的简要回顾,重点分析佛经汉译对汉语、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古典艺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简述(一)佛经翻译的起源佛教诞生于古印度。
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为了大力弘扬佛法,众多僧徒被国王派遣出国传教。
此后佛教传至西域地区,不少国家陆续开始信奉佛教。
佛教传至中国并得以盛行有其特定的内在原因。
汉武帝时,董仲舒创立了谶纬神学。
而佛教鼓吹人生极苦,要人忍辱修行的教义与谶纬之学正好相互配合,有利于统治阶级更好地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统治。
所以佛经传至中国以后最先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随后影响力急剧提升。
为了传播佛教教义,外来僧侣不断带来佛教典籍,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得以拉开序幕。
(二)佛经翻译的四个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到北宋末年,佛经翻译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为第一阶段,即起步时期;从东晋到隋代为第二阶段,即发展时期;唐代为第三阶段,是全盛时期;北宋为第四阶段,此时佛经翻译进入衰落时期。
作为翻译家的梁启超-最新文档

作为翻译家的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文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虽不是中国小说翻译第一人,他却是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者、译介政治小说的第一人。
他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翻译家。
因其“大力创办译书院,从政治的角度影响了我国的译业,以宏观论作用最大”,故方华文认为将梁启超、严复及林纾三人确立为清末民初时期的译界“三杰”,且梁启超应冠“三杰”之首。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搏。
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
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
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等,直到今天仍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为政治维新而译书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和他从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同时开始的。
1895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曾协助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
同年12月,清政府勒令《中外纪闻》停刊。
1896年3月,梁启超在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创办了《时务报》,他也是主要撰稿人。
这一时期,梁启超精力充沛,思想先进,他不仅注意到政治、经济问题,对文学艺术的价值与作用也很看重。
在中国文化界,他最早提出小说的社会效果向题,翻译外国小说也是他首先倡议的。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是与其维新、改良及爱国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专门论述了翻译西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翻译人才、如何从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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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研究摘要: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
梁启超对佛经翻译的研究及其文化意义对后人研究佛经,翻译史,佛教等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佛经翻译;文化意义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397—02一、引言从20世纪80年代,对翻译家的研究开始逐渐受到重视。
而近年来,翻译家研究已经成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一般来说,翻译史包括翻译家、译作和翻译事件三方面。
而翻译家是翻译史的主体,撰写翻译史主要就是在撰写翻译家的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
在翻译史中,对任何一个时代而言,翻译思想都是翻译家及翻译群体的精神成果和劳作结晶。
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活跃在中国翻译的舞台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翻译评论家。
他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涉及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诸多方面,他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促进了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对今天的翻译理论研究也有指导意义。
因此,梁启超的翻译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所占的重要地位,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梁启超佛经翻译及其文化意义。
二、梁启超佛学研究概述研究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是研究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研究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有助于使翻译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化,使翻译理论的内容系统化,使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及个人地位明显化;同时,研究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可以为当代学者提供研究翻译的经验和启示,提高他们对翻译理论的认知水平[1]。
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并非只是对西方的简单效仿。
从根本上说,梁启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集大成者,尤其是他对我国传统佛典翻译的研究方面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对梁启超在佛经方面的研究加以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翻译思想和方法。
梁启超一生中大约发表了三十多篇关于佛学的文章。
分别刊载在《地学研究》、《改造》、《哲学》、《东方》、《清华周刊》、《图书馆学季刊》等期刊杂志上[2]。
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整理和研究我国古代佛经文化史,写了十余篇文章,就我国佛经翻译作了深入的探索。
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中国和印度佛教史的,如《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观》、《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二是有关探索佛经翻译的,如《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三是中印文化的交流,如《佛教与西域》、《五千年前中国之留学生》(即《中国印度之交通》)、《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等;四是关于佛经典籍的考释,如《四十二章经辨伪》、《牟子理惑论辨伪》、《大乘起信论考证》、《说四阿含》等。
梁启超通过对佛经的深入研究,他否定了“汉明永平求法”的传说,认为佛教输入的时间“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
”他又提出《四十二章经》系晋人假托,并不是中国第一部译经,这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虽不能以此作为定论,但无疑对研究佛经翻译的起点可提供一说[3]。
三、梁启超的佛经翻译研究梁启超认为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大约处于汉末、三国两晋间,其标志为外国人主译,其特点是口授(口述)和笔受(笔译)分家。
在文体上就是“未熟之直译”与“未熟之意译”的启蒙时代。
这一阶段共译佛经近570部,其中、支谦、安世高(安清)、竺法护是最杰出的代表。
由于当时口授者并不熟悉汉语,笔受者也很少明白梵文的经意(“梵旨”),其所译经主要是修饰辞藻,希望取得世人的赞同。
因此梁启超说:“其在启蒙时代,词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曰未熟之直译。
稍近,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之意译。
”[4]稍后,人们才开始觉察这样的译经不妥。
比如后来罗什的弟子僧睿论旧译《维摩》时说:“见什(即鸠摩罗什)师后,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
”[5]这是译经的初期情况。
后来,道安主持佛经译场,精审已译经典,厘正译经文体,主张“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6]他未曾自己译经,但符秦时代之译业,实由他主持,翻译文本,由他厘定,所以梁启超称道安“佛教第一建设者”,“实译界之大恩人也”。
[7]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译”的翻译理论,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影响颇大。
梁启超说:“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
”还有一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一生译佛经74部,384卷,著名的有《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话》等。
梁启超谓“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彼为印度人,深通梵语,兼娴汉语,其所主张,与道安稍异。
”罗什尝与弟子僧睿论西方(指佛国的西方)辞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藻,……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罗什的认识和道安不同,在他看来,由于梵汉文体悬殊太大,完全的直译,令人难以理解,倘若加上意译,会使译经更加完美。
加之罗什“秦汉两娴,诵写自在;信而后达,达而后雅”,故僧肇评论他的译经,“陶冶精求,勿存圣意。
文约而诣(畅达),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
”所以罗什的翻译能做到“信而后达,达而后雅”。
[8]这是鸠摩罗什基本翻译思想。
他强调翻译必须传达原文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
另外一位佛经翻译大家是玄奘,直到他65岁逝世,全部精力均用于佛翻译,成就辉煌,贡献巨大。
他翻译主张意译与直译的结合。
玄奘精通梵文,译笔精美,译风严谨。
玄奘的译经与前代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唐代之前的译经“口受”与“笔受”分离为二,玄奘译经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意思独断,出语成章”[9],译文如何,全由译者一人决定。
由“口授”和“笔受”的分工合译,过渡到一人独译,这是翻译事业的一大进步,也是翻译质量得以提高的一大关键。
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彦琼所谓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也,大抵欲输外国学术以利本国,断不能以此责任楼诸外人。
自隋以前,诸经译主,什九梵僧,梵僧如罗什者,能有几人。
自唐以后,玄奘、义净自揽元匠,此则译业所由造于峰极也。
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10]翻译主体的这一变化,开创了唐代佛经翻译的新局面。
四、佛经翻译的文化意义梁启超明确指出:“凡一民族之文化,起容纳性愈富者,起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
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
故不惟思想界发生莫大变化,即文学界亦然。
”[11]从这个角度看,佛经的翻译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具有广阔的文化意义。
具体体现如下:首先是扩大了汉语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
佛经翻译当中直译和创造了大量词汇,例如众生、三界、法界、世界、因缘、果根、不生不灭、无明、刹那等,据统计达3,5万多个。
新名词自然和新思想、新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语的流传过程,不仅丰富和扩展了汉语语言,而且也使人产生了新的意境和追求。
然后是使汉语语法和文体发生某种变化。
所译佛经皆受外来语言格式和色调的限制,流传既久,约定俗成,汉语语言即注入了新的格调。
佛经中译本和汉语相比,至少有十大不同:佛经一般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既不用骈文家之绮丽词句,亦不采用古文家之绳墨格调;倒装句极多;词多连缀,含无数形容词;同格的语句,铺排叙例,动至数十;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全文多为无韵的一首诗歌。
及至宋代,随着佛经数百年的传诵,汉语中也或多或少渗入了上述十个方面的特征。
梁启超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
然此殆可谓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
”[12]这种看法符合佛典中译的历史实际。
最后是影响了中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创作,中国古代文艺中多可发现佛经的影子。
梁启超认为,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影响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和创作,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必然有所反映。
而且佛经本身就是上乘的文学作品,当其译为中文后,为许多人所仿效。
佛教文学至隋唐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学“结婚”,并繁衍后代。
梁启超描绘这个过程时说:“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及优美之国语为之移译,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醉心于其词绩。
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侄写法不期而革新,它的影响力乃直接见于一般文艺。
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用笔,受华严等之影响者实甚多。
即明清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之流。
”[13]关于佛经翻译上直译与意译的交替,梁启超曾说过一段很能揭示其规律的话,他说:“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
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
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
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
然而矫枉太过,话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
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
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14]梁启超对于中国佛经翻译阶段的划分及直译、意译交替的总结,无意有助于翻译史的研究,同时他研究这个问题还别有深意。
他说:“吾草此章,本图略述,及其脱稿,忽数万言,词太繁芜,惧致厌读。
然吾所以不避者,以我国吸受外来文化,此其为第一度,在国史全体上,实占最重要之位置。
……且今日则其第二度行至矣。
我先民之精神,在在足资奋发,其长短得失,亦一一可取鉴。
夫吾之言,则岂仅为望古怀旧而言也。
”[15]他认为近代的翻译事业,是继古代佛经翻译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借鉴佛经翻译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近代翻译的发展和提高,由此看来,他研究佛经,正如他从事其他文化学术活动一样,均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借古鉴今,以发扬光大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更好地促进、推动今日的文化建设。
五、结语梁启超在晚年开始专心研究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而且成果显著,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撰写了包括《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在内的十多篇学术文论。
在这些论著中,梁启超不仅经过仔细考证,提出了佛经翻译起始于公元147年(汉桓帝建和元年)即汉桓与灵帝间的推论,而且还较为细致地对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进行了重新的划分,总结论证了每个时期的主要翻译家及评论家的翻译成就,并对他们的翻译成就进行了评价,这些研究给后人继续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历史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启示。
参考文献:[1]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3.[2]陈士强.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校读记[j].书林漫步,1992:23—24.[3]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51—52.[4][5][6][7][8][10][11][12][13][14][15]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m].57,3,12—13,1,60,16,59,1,27,30,35.[9]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