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期，国内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外有北方金贵族集团的入侵，对内有南宋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和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

针对当时内外患忧的时局，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从理学上提出和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思想。

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学宇宙观。

首先，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出发，将“理”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产生万物的本源，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它是客观实际存在的，是自然界的主宰，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精神的本体；“理”必须靠“气”来体现，“气”的千差万变就构成“理”具体的多样化的宇宙万物。

自然界的人自然是“理”与“气”的混合物，“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在人性上称作“天地之性”。

“气”在人性上则表现为“气质之性”，它含有为恶的危险性，即“人欲”。

“圣人君师”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才具有主宰人类社会的神圣资格，封建皇帝便成了“理”在人间的杰出代表者。

他们的职责是“代天而理物”，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天理”。

他认为人间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是千古不变的，是上天规定下来的，是天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间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必须以“天理”作为指导。

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一切措施、方法，如德、礼、政、刑，其目的无非就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曰“存天理，灭人欲”。

一方面，因为人们的“气质之性”不同，因而“人欲”的多少也不同，所以要针对性运用德、礼、政、刑四项措施，逐渐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针对屡教不改者只能以刑罚严惩之，决不能心慈手软。

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尽绝“为恶之心”，因此，根本的措施还是教化。

促使人们改恶从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准则和标准，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千古永恒的真理，它是理学的最高范畴。

第二，因事致宜进行变法和改革主张
针对南宋当时政权腐败、外族入侵及民不聊生的局面，朱熹从历史的观点来裁判“天理、人欲”。

他认为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无不尽善”的时期，而三代以下则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的“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深感南宋“法弊、时弊”（即材木之心已皆腐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要起死回生，只有改弦更张，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不能死守祖宗法度。

“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改变方法是改变人心。

要尽除人们的私欲，使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一准于“天理”，光靠法律制度，哪怕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君主“心术”的优劣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有无不正”，为了改变君主的“心术”，他主张限制君主的独断专横。

他确信，只靠良好的政体，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术”。

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君主的自我反省，弃除私念，树立“天理”，必将“无所往而不通”，“无所处而不当”，恢复三代的盛世便是大有希望的。

第三：“德礼政刑”，相为始终
在“德礼”、“政刑”的关系上，朱熹不是简单地重复儒家的传统观念，而是进行了新的阐发。

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注意到“政”与“刑”之间，“德”与“礼”之间的内部联系；第二，从运动的角度去研究“德”、“礼”、“政”、“刑”四者的外部关系，并把它们纳入“存天理、灭人欲”的轨道。

朱熹继承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理论的基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阐述。

他认为，作为统治方法的德、礼、政、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盖三纲五常，天理民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教之以明之，为之以弼之”，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有轻重本末之别。

他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

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此其相位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深其本也”。

在这里，朱熹不仅提出“政刑”与“德礼”这对大概念，又提出“政”与“刑”、“德”与“礼”这两对小概念。

他认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制、禁令是统治工具，刑罚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德”和“礼”是进行统治的依据，而“礼”又是以“德”为基础。

将“德礼”为本，“刑政”为“末”；而在“德礼”中，又以“德”为本，“礼”为末，（本为先，末位后），彼此相互依存，互为始终，不可偏废。

在这里朱熹所讲的“政”就是法律制度和法律，即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制禁令也），“刑”就是刑罚措施，就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强制力量。

即所谓的“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

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

朱熹的“德”是一种心理上的道德品质或善心。

他要求统治者“为民以德”，就是在“爱民”的前提下，发挥统治阶者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召力量，“修德于己而人自感化”，使人民自觉归服。

“礼”是制度品节，就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

同时，“礼”还包含贯彻、培植这些道德伦理观念的礼教、教化。

通过教化，使人们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并且出于内心的善恶评判而远恶近善。

“德”是“礼”的依据，“礼”是“德”的保障，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人的浅深厚薄不同，说明人的“气禀”的差异，正式这种差异的存在，所以，光有“德”还是不能是所有人都“有所感观而兴起”，此次，必须“以礼齐民”，树立区分“善”与“不善的标准”，使人们因“耻于不善”而“至于善”，从而自觉地服从统治者的“德化”）。

另外，在“德礼”和“刑政”的关系上，朱熹认为都是“天理”的产物，都是“理”的客观存在，二者都是统治的方法和工具。

“理”的目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因此，二者在本质和目的上是一致的。

在这里，朱熹将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说成是大伦大法，是作为人们一种评判人们行为善恶是非曲直的标准，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正所谓“有德则刑政在其中”；但“德礼”、“政刑”二者又是不同的，“政刑”是有强制性的，而
“德礼”所要求的，是人们“知善之可慕”、“知不善之可羞”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而这种自觉行为不能靠暴力威胁来获取，只能靠引导和教育来启发。

因此，在治理国家时，不能不把“德礼”放在首位。

一方面，他反对“专任刑罚”，认为“专任刑政只是霸者事，只有“德礼”，才能使人民“有耻而格于善”而逐渐革除“人欲”，恢复“天理”，只能靠教化，普及教育方可有效。

在朱熹看来，“德”、“礼”、“政”、“刑”四种治国之策与人性论之间是息息相关和相同的，人的“气禀”
的“浅”“深”“厚”“薄”是有差异的，人们“气质之性”中包含的“人欲”的程度也不同，他把常人分成“气禀”最厚、厚、薄、最薄四类，而“德”、“礼”、“政”、“刑”这四种措施又分别以上述四类人为对象。

对气禀最厚者—导之以德—自觉服从，其他三类不从；对其禀厚者—齐之以礼—自觉服从，其他两类不从；对气禀薄者—导之以政—服从，后一类不从；对气禀最薄者—齐之以刑—被迫服从，“赏”“为恶之心”。

这样，经过“德”、“礼”、“政”三阶段之后对“不被教化”者施以刑罚，是理所当然，又是仁至义尽的，但刑及驱命而不能铲除其“为恶之心”，刑的作用至此就失去了威力，这就对“德礼”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刑罚不仅直接辅助“政”，也间接辅助“礼”，最终为“德”创造条件。

这样，便构成了由“德”中经“礼”、“政”而“刑”，又由“刑”而至“德”的相位终始的循环运动。

这个周而复始的“德”、“礼”、“政”、“刑”，好象永不休止的法轮一样，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逐次地，有目的地改造着“气禀”不同的人群，又轮番地，由浅而深清扫着各类人们的“人心”。

朱熹相信，只要这个万能的法轮不断旋转下去，就一定会除尽“人欲”，恢复“天理”，把人类社会载向尽善尽美的“天理”王国。

一方面，由于他把刑罚被说成“存天理、灭人欲”的正义手段，为封建统治者使用严刑、恢复肉刑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他把封建道德伦理观念获得理学的理论外衣后，倍增了迷惑性、欺骗性，加之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使封建道德伦理思想观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严重地桎梏着中国人民的精神活动，严重地压抑中国人民的权利观念。

综上，朱熹的“理学”，在“理”的理论外衣下，弥补了封建正统思想理论形式上粗浅直观的缺陷，具备了更缜密、系统、思辨的色彩，完善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思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从而使封建正统思想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然而理学的产生及其被奉为正宗的学术思想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应，又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家既斗争又融合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理学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巩固三纲五常，强化封建礼教进而维护日渐腐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因此才被统治阶级奉为教条，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这种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领域达七百余年都未曾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