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期，国内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外有北方金贵族集团的入侵，对内有南宋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和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针对当时内外患忧的时局，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从理学上提出和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思想。

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学宇宙观。

首先，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出发，将“理”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产生万物的本源，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它是客观实际存在的，是自然界的主宰，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精神的本体；“理”必须靠“气”来体现，“气”的千差万变就构成“理”具体的多样化的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人自然是“理”与“气”的混合物，“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在人性上称作“天地之性”。“气”在人性上则表现为“气质之性”，它含有为恶的危险性，即“人欲”。“圣人君师”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才具有主宰人类社会的神圣资格，封建皇帝便成了“理”在人间的杰出代表者。他们的职责是“代天而理物”，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天理”。他认为人间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是千古不变的，是上天规定下来的，是天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间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必须以“天理”作为指导。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一切措施、方法，如德、礼、政、刑，其目的无非就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曰“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因为人们的“气质之性”不同，因而“人欲”的多少也不同，所以要针对性运用德、礼、政、刑四项措施，逐渐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针对屡教不改者只能以刑罚严惩之，决不能心慈手软。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尽绝“为恶之心”，因此，根本的措施还是教化。促使人们改恶从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准则和标准，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千古永恒的真理，它是理学的最高范畴。

第二，因事致宜进行变法和改革主张

针对南宋当时政权腐败、外族入侵及民不聊生的局面，朱熹从历史的观点来裁判“天理、人欲”。他认为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无不尽善”的时期，而三代以下则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的“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深感南宋“法弊、时弊”（即材木之心已皆腐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要起死回生，只有改弦更张，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不能死守祖宗法度。“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改变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使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一准于“天理”，光靠法律制度，哪怕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君主“心术”的优劣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有无不正”，为了改变君主的“心术”，他主张限制君主的独断专横。他确信，只靠良好的政体，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术”。

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君主的自我反省，弃除私念，树立“天理”，必将“无所往而不通”，“无所处而不当”，恢复三代的盛世便是大有希望的。

第三：“德礼政刑”，相为始终

在“德礼”、“政刑”的关系上，朱熹不是简单地重复儒家的传统观念，而是进行了新的阐发。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注意到“政”与“刑”之间，“德”与“礼”之间的内部联系；第二，从运动的角度去研究“德”、“礼”、“政”、“刑”四者的外部关系，并把它们纳入“存天理、灭人欲”的轨道。

朱熹继承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理论的基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作为统治方法的德、礼、政、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统一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盖三纲五常，天理民之大节而治道之根本也，故圣人之治，为教之以明之，为之以弼之”，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有轻重本末之别。他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位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深其本也”。在这里，朱熹不仅提出“政刑”与“德礼”这对大概念，又提出“政”与“刑”、“德”与“礼”这两对小概念。他认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制、禁令是统治工具，刑罚是辅助统治的方法；“德”和“礼”是进行统治的依据，而“礼”又是以“德”为基础。将“德礼”为本，“刑政”为“末”；而在“德礼”中，又以“德”为本，“礼”为末，（本为先，末位后），彼此相互依存，互为始终，不可偏废。

在这里朱熹所讲的“政”就是法律制度和法律，即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制禁令也），“刑”就是刑罚措施，就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强制力量。即所谓的“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朱熹的“德”是一种心理上的道德品质或善心。他要求统治者“为民以德”，就是在“爱民”的前提下，发挥统治阶者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召力量，“修德于己而人自感化”，使人民自觉归服。“礼”是制度品节，就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同时，“礼”还包含贯彻、培植这些道德伦理观念的礼教、教化。通过教化，使人们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并且出于内心的善恶评判而远恶近善。“德”是“礼”的依据，“礼”是“德”的保障，他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人的浅深厚薄不同，说明人的“气禀”的差异，正式这种差异的存在，所以，光有“德”还是不能是所有人都“有所感观而兴起”，此次，必须“以礼齐民”，树立区分“善”与“不善的标准”，使人们因“耻于不善”而“至于善”，从而自觉地服从统治者的“德化”）。

另外，在“德礼”和“刑政”的关系上，朱熹认为都是“天理”的产物，都是“理”的客观存在，二者都是统治的方法和工具。“理”的目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因此，二者在本质和目的上是一致的。在这里，朱熹将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说成是大伦大法，是作为人们一种评判人们行为善恶是非曲直的标准，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正所谓“有德则刑政在其中”；但“德礼”、“政刑”二者又是不同的，“政刑”是有强制性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