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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店店长的个人简历关键字求职简历姓名:某某某性别:女婚姻状况:未婚出生年月:1987年9月民族:汉族政治面貌:团员身高:162CM学历:大专毕业学校:某某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商务英语求职意向工作类型:全职工作岗位:国际业务、管理人员到岗时间:随时到岗教育背景2006-09至2009-07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个人技能计算机能力:熟悉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Internet互联网的基本操作,较强的网络信息搜集能力。

:.语言水平:有较高的语言天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

已通过大学英语4级测评,英语读听说写流利。

熟悉windows基本运作及office、Internet基本操作。

工作经验2007-12至2008-02某某宾馆前台接待期间主要负责接待来访客人及入住客人,登记住客资料,协助服务员解决突发状况(如与外国住客在入住期间的服务沟通等)2009-02至2009-03某某商行实习外贸跟单文员为外商制作产品报价单,通过电子邮件向外商介绍我司当季最新款;向工厂下生产单,注明顾客要求,并督促厂方准时交货。

2009-03至2009-10某有限公司分店店长参与门店前期选址、筹备开张等准备活动;指导日常经营,解决店方与顾客之间的矛盾,灵活处理日常销售中出现的问题,如客人投诉,商品退换,店员服务态度等;安排收银员和店员上班时间,定期对店员进行培训,坚持“以服务带动商品”的销售理念,使日销售额由约1500元上升至约4000元。

自我评价开朗自信,不拘小节但不粗心大意,这就是我。

对工作认真负责,不算聪明但愿意去学习。

大学期间曾担任过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新闻部部长及宣传部负责人,积极细心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均受学院领导好评。

[]非正式问责机制与公共服务绩效7社团组织、非正式问责机制与公共服务绩效——评蔡晓莉的《民主缺位下的问责：中国农村的社团组织与公共物品供给》1如何解释政府绩效？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工作卓有成效，而另一些政府却一塌糊涂？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绩效差异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政府绩效的高低？作为一个恒久而常新的问题，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一直是政治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关键问题(罗伯特•D．帕特南, 2001)，也是最近以来公共行政和管理研究人员热衷于探讨的议题(Boyne, Meier, O'Toole, & Walker,2006)。

随着政府制度及其实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得到认识，经济学者们也开始将目光转向政府绩效问题(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 Vishny, 1999; 安德烈·施莱弗& 罗伯特·维什尼, 2004)。

围绕政府绩效的决定因素，存在多个学派的不同观点(吴建南& 马亮, 2008; 吴建南& 张翔, 2006)。

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主要关注政府的外部环境和政治体制，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本、民主制度等，而公共管理学者则更加注重政府的组织与管理。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学者们都对政府的问责机制情有独钟(马1笔者曾于2008年翻译了蔡晓莉博士的MIT开放课件《比较观点下的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2004秋季，课程编号：17.955）（链接：/OcwWeb/Political-Science/17-955Fall-2004/CourseHome/index.htm）。

由于这个渊源，笔者得以在该书作者蔡晓莉博士出版该书中文版之前就有幸一睹该书风采，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蔡晓莉博士提供的电子版及译文草稿。

由于系各章电子版，本文引用仅标注章数。

骏, 2009)。

政府不会自动运作并产生绩效，它只有在受到特定的问责机制的作用下才会产生绩效。

问责机制可以是正式的官僚机构和成文制度，如来自上级部门的绩效考核和奖惩，或者民主政治体制下选民的投票和议会的罢免；问责机制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制衡和约束，它们源自政府所处的外部环境，以一种社会关系、团体规范或大众舆论的形式存在，并同样能够发挥类似于正式问责机制的积极作用（如果不是更加奏效的话）。

这种非正式的问责机制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绩效（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的影响，即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蔡晓莉博士在其新著《民主缺位下的问责：中国农村的社团组织与公共物品供给》一书中的核心论题(Tsai, 2007)。

2蔡晓莉主要关注中国农村的道路、学校和饮用水问题，因为“无论身处中国的什么地方，农村道路、小学校舍和自来水设施都是各个村政权提供的最有实质意义、最具可比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

”（c3）她对实际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用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投资进行评估，采取6项指标衡量2000年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人均政府集体项目投资、村内公路硬化情况、人行道硬化情况、雨天可用教室比例、教学楼翻新情况和自来水设施现状（c3）。

像帕特南一样，她也使用多重指标来测量村级公共物品供给，避免忽视了政府对不同公共物品供给的权衡和选择(罗伯特•D．帕特南, 2001)。

调查结果显示，有些村硬化了公路，提供了自来水，并且将学校设施维护得很好；有些村却几乎无所作为（c3）。

到底什么原因才能解释以上各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差异呢？分析发现，经济因素、省际差异等与村级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甚至可以说没有积极影响（c3）。

提高村级政府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就能实现的。

钱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更好的道路、学校以及更干净的饮用水。

上级政府一方面没有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给村里足够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监督管理（c3）。

探讨政府绩效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决定因素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经济发展、正式问责机制与非正式问责机制（c1）。

第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对政府绩效的决定作用，认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会自动产生公共物品供给。

但地方政府绩效并不必然与经济发展相关，因为资金充裕的地方政府并没有义务将这些资2基于该书的实证研究论文中译本见：(蔡晓莉, 2006)。

源用于公共物品供给。

蔡晓莉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社区却提供了差别很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得两个相邻的村庄在政府绩效和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存在这么巨大的差距呢？”（c1）第二种观点认为自上而下的正式责任机制（如民主选举、绩效考核等）能够约束政府行为并激励其提供公共物品。

然而，蔡晓莉的调查却发现正式的官僚制度和民主问责机制并不能解释政府绩效的差异（c1）。

第三种观点，也是蔡晓莉所支持的观点，即认为政府绩效的差异来自社团组织的非正式问责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正式问责机制相同的地区，非正式问责机制成为左右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关键因素。

她将社团组织内部的规范和义务定义为非正式问责机制。

“即使地方干部不在乎选举压力和上级政府的制裁，但他们也许不得不面对社团组织建立的社区义务和规范，比如村庄的寺庙、教堂和祠堂等由信奉共同群体规范和道德义务的个体通过双向活动组成的集合。

”（c1）正式问责机制缺位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该书从三个阶段剖析中国农村的社团组织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前，传统中国文化对宗教、宗亲、宗族等纽带都是包容性的，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并有助于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与稳定。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使这种传承几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乡村治理的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民国以及历代王朝。

尽管这种控制在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地区都成功地杜绝了非法团体的公开活动，甚至像宗族和村庙这样的社团组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