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救荒思想的特点pdf

点。制度上的腐败虽然可以加剧灾荒， 但并不能作为灾荒 大为有济”［１］ （第一卷， Ｐ８１７）。官吏在救荒时拥有的“荒不择路”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 １０－ ３１ 作者简介： 祁 磊（１９７９～）， 男，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灾荒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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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无能和灾荒的惨烈。 ３．如 何 看 待 平 民 的 问 题 。皇 帝 把 万 民 当 臣 子 看 待 ，“王
者为民父母， 四海苍生， 皆其赤子也”［１］ （第 一卷， Ｐ１９３）。地方 官以 父母官自居， 而在贫民眼里同样持这种态度， 但这种态度 是不正常的， 它阻碍了救荒的效果。明清时期， 官府虽然更 多地提倡民间救助、乡绅救济、宗族救荒， 但这仅作为整个 国家荒政体系的辅助， 以弥补国家的财政不足。作为一种 权力与荣誉只下放到乡绅与富豪阶层， 并且对这些人仍然 留 有 戒 心 。一 是 害 怕 这 些 地 方 势 力 取 得 很 高 的 威 望 而 削 弱 了地方的行政权力； 二是害怕这些人在救荒的名义下敛财 勾结， 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因此他们的活动一般受到了官 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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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和救荒有关， 并以“义 ”名之， 可见 百姓及修 志者对 这 些 慈 善 行 为 的 道 德 评 判 。朱 轼《广 惠 编 》引 陈 龙 正 语 ：“回 天 变 ， 不 如 结 人 心 ， 结 人 心 不 如 救 人 命 ”［１］ （第 一 卷 ， Ｐ１７０）， 因 此 道 德判断的作用很大。
二、伦理化倾向严重
无论作为国家的荒政， 还是社会层次的救荒， 从伦理 角度讲， 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 。这种标准 与儒家的“忠”、 “孝 ”、“仁 ”、“义 ”密 切 相 关 。朝 廷 与 地 方 官 府 并 不 把 救 荒 作 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而从政治角度进行诠释， 而是从道德 伦理的角度进行理解。“率土之滨， 莫非王土”是帝王的理 解。皇帝把天下百姓作为“赤子”来看待， 各级地方官也以 父母官自称， 如俞森在《郧襄赈济事宜》中说：“汝等在本籍 受饥饿愁死亡， 是你本籍官府的事； 今在我襄阳， 是襄阳官 府的责任。”并且其认为此等流民，“虽非襄阳之赤子， 要属 朝廷之赤子”［１］ （第一卷， Ｐ１４１， Ｐ１４３）。灾荒期间本来职责统一的救荒 行 动 演 变 成 了 以 虚 拟 血 缘 关 系 为 特 征 的 救 荒 活 动 。这 种 行 为的道德谴责力度很强， 甚至有时官吏在行政执行无误的 情况下， 由于救荒效果不理想， 就有可能遭到朝廷的训斥 或同僚的弹劾。
著感应之理， 使修人事”［１］ （第一卷， Ｐ７４１）。丞相本掌阴阳之政， 要 也。非富无以行善……实藏富於民之至计， 凡以不积谷不
负重大责任。洪武帝罢丞相， 结果是虽然集皇权、相权于一 足救饥。故能藏谷者为之弛役行赏。使民晓然知富之见重
身， 而灾害、饥荒的责任全都由皇帝自己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担下来。《明经 於上。而各保其富焉”，“窃恐志在救贫。而弊先扰富也。夫
清时期救荒思想的特点 对于理解 传统社会 救荒的 思维模 时期对灾荒认识程度不高的一种表现。这些观点打上了农
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其特点如下：
业社会的烙印。在灾荒期间， 官吏也要诚心祈祷， 因为“一
诚所感， 万类俱通， 怨天尤人者， 徒增罪戾耳”［１］ （第一卷， Ｐ２９３）。明
一、科学认知程度不高
代王守仁答佟太守书曰：“古 者岁旱， 则 为之主者 ， 减膳撤 乐， 省狱薄赋， 修祀典， 问疾苦， 引咎赈乏， 为民遍请于山川
世文编》与《皇清经世文编》都有向皇帝的上疏， 如《明经世 周贫者之急， 不可以扰富。留富者之余， 斯可以救贫”［２］ （卷十，
文 编·卷 四 八 》彭 时 上 疏《灾 异 陈 言 疏 》一 例 ， 本 是 彗 星 经 《劝输》）。在方观承的《赈纪》里， 有诸多劝乡 绅富豪灾 时救荒
天， 群臣认为是上天示警， 于是 要求皇帝“忧切于心 ， 诫谕 的呼吁， 如《劝论助赈 示》、《劝谕 业主恤佃 示》、《劝谕富 户
所谓的科学认知程度不高， 是指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 有省咎自责之文， 有归诚请改之
下救荒思想对灾荒的起因以及某些救荒措施是否适宜和
祷。”［１］ （ 第二卷 ， Ｐ５４４）
怎样看待民众在救荒中的作用上都有先天的不足。
２．对 救 荒 措 施 是 否 适 宜 的 认 识 。 除 了 像 仓 储 备 荒 、以
与不足， 也深层次地暴露了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的缺陷。
在 救 荒 方 面 ，“人 治 ”化 的 倾 向 也 相 当 明 显 。 明 清 学 者 对 荒 政 中“人 治 ”与“法 治 ”的 关 系 多 有 论 述 。 明 林 希 元 云 ： “救荒无善政。使得人犹有不济， 况不得人乎。”［１］ （第一卷， Ｐ２９６）虽 然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这种“人治”体制多有批驳， 但官吏 在论述时仍宣扬“有重罪无赎之理， 然能多出谷救荒， 则虽 枉 法 以 生 一 人 ， 而 实 救 数 千 百 人 之 死 ， 亦 权 道 也 ”［１］ （第 一 卷 ， Ｐ１７）。而且“不论已死未死， 有枉不直， 困于狱中， 天地未有不 为之震怒， 而见于灾异者也”［１］ （第一卷， Ｐ３１７）。如乾隆七年 （ １７４２ 年） 因旱降旨清理刑狱， 以感召天和［１］ （第一卷， Ｐ８１５）。
一卷， Ｐ２５５）。可见对灾荒起因的认识主要认为是王政不德， 天降
二 卷 ， Ｐ３６）这 些 措 施 本 身 具 有 争 议 性 ， 如 度 碟 救 荒 、捐 纳 救 荒 、
伐罪， 而平民百姓也认为灾荒是上天降下的。（ ２） 各级官吏 保富等就是欲筹集民间资材以补国家财政之不足。“惟有
的腐败无能。官吏、胥吏的腐败是明清时期荒政的一大特 悬爵赏以劝急公， 取富民之有余， 补灾黎之不足， 于救荒之
关键词： 明清时期； 救荒思想； 特点 中图分类号： Ｆ１２９＝４８， Ｆ１２９＝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８６９１（ ２００７） ０１—０１１３—０３
由农业生产方式产生的中国传统救荒思想在明清时 的原因。灾荒的发生有其自身的规律， 而官僚和百姓都把
期业已成熟， 其特点也在明清时期得到集中体现。理解明 官吏的腐败无能当作灾荒的重大原因。这实际上成了明清
清代朱轼《广惠编》虽认为“福利者， 释氏之说也； 感应 者， 老 氏之说也 。事不 经 ， 固 所 弗 道 已 ”［１］ ， （第 一 卷 ， Ｐ１６５） 但 作 者 引司马光《家训》曰：“积金遗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积书 遗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 以为子 孙长久之计。”［１］ （第一卷， Ｐ１６７）在清人著《救荒良方》中的《赈荒福 报》中大量 记录了 这 样 的 事 例［１］ （第 四 卷 ， ， Ｐ６７６～６８９） 可 见 时 人 对 因 果报应的一般态度。
由于救荒行为的道德判断标准， 加上传统文化中巫蛊 的神秘气息， 道德评判加入了因果报应的因素。《社仓考》 叙述一例， 当湖陆氏其“先世两代出粟赈饥”， 而今世“三代 皆有九卿”［１］ （第一卷， Ｐ１３３）。文中认为出粟于社仓可以积福， 如父 母庆寿， 出谷祈神祝福； 求嗣许愿出谷， 以求神佑； 病愈出 谷， 以谢神佑等等。陈留曹姓“每年租课所入， 除衣食足用 外， 尽以济乡里之贫乏者。自高曾以至今， 未尝少替， 已历 五世百有余年矣”［１］ （第二卷， Ｐ３６）， 因此在水灾之中安然无恙。
中国传统救荒思想的伦理化倾向的不足之处主要体 现在其道德评判力度过大， 从而阻碍了人们对灾荒及救荒 措 施 的 认 知 程 度 以 及 救 荒 制 度 、法 规 的 完 善 与 执 行 。 虽 然 救荒中的伦理化倾向严重， 但仍然维系着中国 ３０００ 年的 救荒理论与救荒措施， 规范着人们在灾荒期间的道德标 准， 其作用不可小视。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１
明清时期救荒思想的特点
祁磊
（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中国传统社会救荒思想在明清时期业已成熟， 是符合中国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的。其特点主要是科学认知程度不 高； 伦理化倾向严重； 人治化倾向严重； 治标、治本、天命观共存。
群臣， 同加修省”， 在《明经世文编·卷四五》林 庄敏奏疏 中
通融周急示》等［１］ （第一卷 ， 。 Ｐ６０８￣６１０） 对这些措 施的争论 主要是 利
也认为“吉凶不僣在人， 而 天降灾 祥在德”， 因 为他们认 为 弊孰大的问题， 尤其是捐纳在清代成了流弊甚深的问题。
“盖灾异之来， 固不虚发， 天意所在 ， 亦有难知 ”， 并以古圣
官府除了对平民的 一些自 助活动， 如 吃野菜、节 俭储 粮等以外， 并不认可平民自身的救荒行为， 不把平民自己 出于生存本能的行为作为整个社会救荒的一部分。
在传统社会， 除国家荒政制度以外的救荒思想都被官 府 乃 至 整 个 社 会 所 忽 略 。虽 然 这 种 忽 略 并 不 影 响 民 间 各 层 次的救荒思想与救荒措施的执行， 但这种整体的忽视毕竟 阻 碍 这 种 思 想 的 进 一 步 完 善 和 发 展 。这 种 思 想 由 中 国 的 皇 权结构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所决定， 而又不利于皇权结构 的稳固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 最终将危害国家荒政 的效果及民间救荒的系统化。
道德判断还不止这些标准。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 （ １５９４ 年） ， 钟化民赈济河南，“赎还民间荒年出卖妻孥四 千 二 百 六 十 三 名 ”， 以“全 人 父 子 、兄 弟 、夫 妇 之 伦 ”［１］ （第 一 卷 ， Ｐ３８１）。掩埋枯骨在中国也是积德之事。“（ 明） 陈俊， 任丹阳税 课二年……岁旱， 出谷济饥， 伐木为槥， 收葬无主者凡三千 人”［３］ （卷八）。
这些措施是否适宜， 具有因时、因地的特点， 如劳潼之
王为例，“古之王者， 以祸福无不自己出之者， 故每遇灾， 必 《救荒备览》曰：“夫常平之法， 惟官可以行之。至社仓之设，
恐惧修德以消弭， 而天应之”。这种奏疏在《皇清经世文编》 则随地随人可行也。大约开仓、赈粥、劝募等事， 止可救老
中比比皆是。明朱元璋认为“亢旱为灾， 实吾不德所致”［１］ （第 弱之贫民； 兴工、补葺、宴游等事， 止可救工作之贫民。”［１］ （第
１．对待灾荒起因的认识。（ １） 王政不德， 降罪以下。自 工代赈、蠲免赋税这类经 常性措 施外， 还有 一些救荒 措施
汉董仲书提出“天人感应”以来， 灾害饥荒就成了上天伐罪 经常引起争论， 如是否度碟救 荒、捐纳救 荒、是否保 富等。
的证据。“《洪范》庶征， 凡雨旸之愆合， 关人事之得失， 所以 例如保富，“窃谓善人者 ， 国家之 正气， 富民 者国家之 元气
三、人治化倾向严重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是 一 个 宗 法 农 业 社 会 ，“礼 制 ”与“法 制 ” 相并行， 非常重视人治的作用。人治化是建构在自然分散 的 小 农 经 济 基 础 之 上 的 。相 对 于 西 方 近 代 化 与“法 治 ”相 对 应的法制体系， 它不但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治”体系的缺陷
“从来积德之事， 无有大于岁饥赈济邻朋者也”［１］ （第 二卷， Ｐ５５）。 这 种 道 德 准 则 是 建 构 在 中 国 农 业 的 、血 缘 的 社 会 体 系 之上的， 以虚拟的血缘伦理来代替国家的法规制度并执行 其功能， 以道德的责任与义务来替换国家的职能。灾荒的 起因、救荒措施是否适 宜及效果 如何、赏 罚论定完 全以道 德伦理来评判， 而不 是建立在 以往知 识、经验基 础上的科 学论定。
一旦发生灾荒， 整个国家就会以道德来评判， 首先是 天子不德， 上天降愆， 若皇帝开明， 则自观自省， 采取各种 措施救荒； 若皇帝乖戾， 则会把责任推于官吏； 而在灾荒区 域， 官吏贪污腐败， 百姓群起而攻之； 若其清正廉明， 民众 则期望其采取有效救荒措施。
在地方志里，“义行”、“义筑”等条项数不胜数， 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