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与美的结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收稿日期：2012-04-22作者简介：赵洋洋（1988 ），女，汉族，河南信阳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2012年9月第31卷第9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ep.2012Vol．31No．9悲与美的结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赵洋洋（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摘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独特而宁谧，神圣而浪漫，浸润着颇具原始风味的淡淡忧伤。

这里有秀美的山水，有古朴的民风，有悲，亦有美。

作家为我们展示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作家笔下的湘西迥然不同。

这种不同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密切相关，本文从意识领域简单探寻蕴含沈老特殊人生经历和感悟的湘西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人生经历;湘西世界;悲与美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2）09－0058－03很少有作家能够像沈从文那样如此执著于构筑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唯美而浪漫，宁谧而神圣，即使是描绘血腥、屠戮也常常是以波澜不惊的基调。

他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独特，富有张力的人物形象，或纯洁灵秀如《边城》中的翠翠，或天性不羁如《虎雏》中的小士兵，或热情温和如《雪》中的远房姑母。

边城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是神秘而安详。

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作者气质与灵魂的投射，这种独特的气质和灵魂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密不可分。

多舛的人生经历孕育了他那种悲悯和博大的情怀，而这种情怀自然而然地投射在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湘西世界耐人寻味的悲与美。

一、湘西世界古朴、灵动的美1923年夏天，满怀对新世界的憧憬，沈从文从湘西走进了北京，从祖国的边地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在这里，浮华和奢靡代替了纯朴与自然，城乡文化的冲突在他的心中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他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这个文明的中心，一切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这让他变得惶恐，敏感，无所适从。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他还饱受着精神上的压抑，他孤独惶恐地栖息在小角落里，对周围的势利做派日益不满，而同时一种思乡的恋情也油然而生。

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召唤着他，于是，他把那份纯朴温情的思念诉诸笔端，用文字的方式来诉说对家乡的热爱，勾勒出拥有朴素情感、单纯观念，牧歌性环境的湘西世界。

（一）山水之美生性天真烂漫的沈从文从小便表现出了对自然的热爱，他屡屡逃离课堂去习读凤凰城内外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那本大书。

他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1］4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使他对自然万物特别倾心。

今天，我们从沈从文的作品中看到他性格中的那种热烈奔放，富于幻想的成分，即是深受家乡美丽的自然山水和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熏陶的结果。

因为这种成长过程中的熏陶，就萌生出了对诗情画意特别敏感的特质。

故此，一切情绪性的印象都能迅速地打动他，各种声音都能强烈地刺激他。

“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的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

……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2］136这是在一次归乡的途中，沈老无比欣喜地在给远在北京的妻子的信中描绘了置身于船上所见的两岸美丽的湘西风景。

安静的绿水青山、清澈透明的河水、溯流而上的小船，这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而深沉，和谐而动人，使人不禁生出游于画中的错觉。

此时置身船上的沈从文已经离家很多年，再次面对家乡的风景，儿时的记忆便穿越时空回到昨天，亲切的感觉让他激动不已。

曾经活跃在这片山水中的作者，恐怕正是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湘西本身的美和它加诸于人们的影响，而这种领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于是在写作的时候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边城》中描写湘西的水：“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

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

”如果不是作者曾经真实地体验过，就不可能把边城的风景呈现得如此灵动自然，富有情趣。

（二）人性之美自由烂漫的童年生活让沈从文有了在上学的路上在城南河滩看杀牛，在边街看匠人织簟子，在铁匠铺见识打铁的流程的机会，从而，他与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接触，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逐渐培养起对这些纯朴、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们的热爱，所以他的作品中始终可以看到他对这些人物的亲近与热爱之情。

《船上岸上》中，作者追记了一位当年离家时同行的好友以及夜泊时的见闻。

在这里，一位卖梨的妇人引发了作者的怜悯之情，他没有要那些该找给他的钱，但那位淳朴的妇人却非要再送他些梨子作为回报。

这位妇人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这份憨厚，怕是湘西山水孕育出的特殊的风情。

一片圣土养育了勤劳勇敢简单质朴的湘西儿女，山水的美好给予他们圣洁的灵性。

因此，这里的人诚实守信，淳朴厚道，不揶揄不做作。

在作者笔下一系列鲜活的形象中，湘西的女儿永远是闪烁着美好人性魅力的群体，这独特的人物形象给沈从文的字里行间抹上了一笔浓浓的温情。

翠翠、夭夭，萧萧等人物形象都有血有肉，富有个性，同而不同。

翠翠，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美丽而真诚，开始对爱情有了朦胧的感觉，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

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稚嫩的翠翠快乐而忧愁。

从翠翠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沈从文那份独特的忧郁气质，这种忧郁仿佛来自于大自然，美丽而纯净。

湘西特有的氛围孕育出的单纯的女孩，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在她的身上闪光。

她的那种朦胧而执着的追求，付出和守候，为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夭夭，拥有与翠翠不同性格的另一个少女，她同样成长于湘西秀美的山水之间，身上散发着自然的灵秀之气，机智而俏皮。

她“性格好繁华，人长得风流俊俏，一个东门大街的人都知道卖菜的周家夭妹。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

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

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这是一段夭夭在察颜观色中机警地与虎视耽耽的保安队长周旋的场景，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夭夭的刚中有柔、镇定自若。

她已具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和反抗性。

她没有翠翠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所以在幸福来临时，她毫不犹豫地拥抱，没有一丝的扭捏。

抢亲，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似乎是一个敏感的字眼，可发生在湘西那个特定的背景中，发生在夭夭这样一个极富勇气和胆量的少女身上，却是那样唯美而抒情。

二、湘西世界深沉、忧郁的悲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从表面上看是美的，但拨开美的外壳，我们可以看到内在的悲剧。

湘西世界不是只有清澈见底的小河；翠绿连天的高山，风格独特的吊脚楼以及世代淳朴的湘西人民。

它也有生存的种种艰辛和苦难，无奈和伤感；有民族冲突导致的血腥屠戮；有政治革命的刀枪剑戟，有人间皆有的酸甜苦辣。

但是，沈从文在描绘这些的时候，却不是以揭露和批判的语气来写，而是以冲淡平和的口吻来表现。

所以，仿佛这些悲也在以一种悲剧美的形式存在着，它是一种深沉，忧郁的悲。

（一）民族之悲湘西土著民族的生活与外部世界迥然不同，它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使湘西人民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凄凉情绪。

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原生态生活养成了萧萧懵懂的性格，她毫无知觉地接受人们安排给她的婚姻，嫁给一个不满三岁的婴孩做童养媳。

她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被安排的命运，从未想过逃离，甚至在她深受湘西民族特有伦理熏陶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反抗”这个词。

湘西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在她身上本能地发挥着支配作用。

我们可以从这个萧萧的身上看到更多的“萧萧”，她们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作者对她们的描摹实是一种平静而又浸透伤感的倾诉，再现了湘西土著民族的悲剧命运，这也就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

湘西地区的偏远、落后导致了人们的愚昧，残酷。

在沈从文的行伍生涯中就亲眼目睹了按许多血淋淋的现实：“关于杀人的记录日有所增，我们却不必出去捉人，照例一切人犯大多数由各乡区团总地主送来。

我们有时也派人把团总捉来，罚他一笔钱在放他回家。

地方人民既非常蛮悍，民三左右时一个黄姓的辰州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两千人，民六黔军司令部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左右，现时轮到我们的军队做这种事，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3］34咋一看来，仿佛作者是以一种平淡甚至冷漠的语气来讲述一段十分自然的经历，仿佛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不过是一件极普通，不值得惊讶的事。

其实细细品味，文章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反讽的意味，漫不经心的语气掩饰了强烈的愤懑，指责和无奈。

这正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悲凉和绝望，是对无辜牺牲者命运最深沉的哀叹，是对民族蛮性的指责，也是对这一民族的悲剧一面的最深层次的同情与无奈。

（二）命运之悲湘西人民偏僻，闭塞的生存环境仿佛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

他们无法摆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而在这种平静生活的背后，所有的人都被囊入命运的大网之中，无可避免地上演着一幕幕的悲剧。

《边城》中：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就这样以悲剧告终，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

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

仔细究察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误解，造成这场悲剧的更多则是命运的因素。

正如老船夫所感觉到的，摊派到自己身上的一分命运，说来实在不公平，可是，又一切无罪过，只应由天负责！湘西人民乐天知命，安于生活的现状，极其自然地按着民族世代相传的方式活着，他们没想改变什么。

可就是这些原生态的生命也无法摆脱潜在的流动的悲剧命运。

《边城》就是深刻地反映了湘西人们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这种惨痛事实。

沈从文本身便持有一种宿命论的意识，所以这个悲剧作为一个命运悲剧而存在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平凡生命主体的沉浮飘忽，折射出作家对人生命运的不可把握、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深沉的忧虑和思索。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有悲有美，这种悲美结合使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张力，从而使读者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

但在沈从文生活的那个全民皆对政治狂热的时代，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远离政治’的作品，因为与当时主流思想相悖而被放逐到文学的边缘。

甚至“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三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皆以反面形象出现。

”［4］93那么今天，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客观地评价沈从文，他真的是远离政治，不关心政治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沈老当然也具备文人特有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