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笑冬

绛唇珠袖两寂寞孙笑冬那故事的结尾处说：一日，行至毗陵驿地方，正值大雪，一行人将船换在岸边，或去投帖访友，或去赏雪观景。

只贾政留在船里，慢慢写一封家书。

正写到宝玉失踪一节，踌躇不知如何下笔，忽见三个人影停在船头。

贾政出舱观看，原是一僧一道挟着一个光头的僧人。

贾政在雪光里细望，那光头之人竟是宝玉。

宝玉披一袭大红猩猩毡斗篷，脸上神色似悲似喜，贾政不及答言，便见宝玉在雪中向他倒身而拜。

大拜三次已毕，那僧道二人即向宝玉道：尘缘已尽，还不快走？转瞬之间，三人便飘然远去，贾政徒然追赶，何曾寻得一点儿痕迹？只是余下白茫茫一片旷野。

这一段故事我总是对自己讲了又讲。

红楼梦续四十回里这段批我记得最确，不知为什么，眼前总见那袭尚带尚带日日针线的大红猩猩毡斗篷拂在雪野。

也说，宝玉的似悲似喜写得真好，正像弘一法师临终之际颤颤写在纸上示以弟子的字句：悲欣交集。

宝玉终于悬崖勒马，决绝辞世，因为黛玉已然不在，因为现世只余空幻，而这决绝之中是有喜悦，极痛之际的快乐，也是有不忍，有不落不堪现世的解脱。

我把载着张爱玲死讯的报纸压在这部陪了我十几年的《红楼梦》下面。

张爱玲，贵胃世家之后，生于1920年，二十五岁之前写出她所有的重要作品，三十岁时从大陆至香港，数年后由香港去美国，这此后的几十年隐居异乡。

虽声名渐如日中天，后辈将她推崇为本世纪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她仍闭门谢客，亦极少再发表作品，外界对她的生活所知甚少，直至1995年9月8日，便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她被警察发现去世在加州洛杉矶她所租独居的公寓房间里，大约已死去六七日。

我的这部《红楼梦》已经泛黄了，衬得压在下面的报纸的黑色油墨字迹越加鲜明。

报道里有一段话让人不忍念下去，是谁看了都会落泪的，说：张爱玲身无长物，居所非常简单，没有家具，没有床，睡在一卷铺盖上面。

发现她的警察说，不记得她房子有什么家具。

我从不曾想到张爱玲会是一个如此绝对的人。

这样如宝玉悬崖勒马一般的绝对。

她完全可能选择另一种方式度过她的晚年，而以一个名作家如她，晚年纵使没有伴侣相随，也绝不会是寂寞的。

而她为什么不肯那样生活下去？她拒绝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而二十九岁时的爱玲曾快乐地说过：出名要趁早呵！可以后的几十年里她是请人代领颁发给她的终身成就奖；她不接受任何访问，不会见任何崇拜者，仿佛那一切别人视若珍宝的声名在她都只是隔岸的烟火，虽然绚丽眩目，却永远暖不到她身上，暖不到她心底里去。

但纵然如此，她也不必在晚年生活得这么孤单凄凉！我为她屈指算来，她在加州大学工作多年，总是有可靠的养老补贴；即使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在去世后只给她留下债务，她仍有这数十年的版税。

她的作品被她的同代人重新发现，被她的后辈人尊为杰作，从港台到大陆都是轰动，销售应是可观的。

她晚年的收入即使不是丰裕，至少应该能使她有一个舒适温暖的起居。

我想象傍晚时总该有人帮她做好温热的饭菜，盛在瓷盘里送到日益老去的她的椅旁。

那瓷器甚至不必是精致的，尽管张爱玲自己在审美上那么锐利和敏感，而身为李鸿章曾外孙女，她的手指也曾抚过瓷品里最妩媚的珍藏。

可是她晚年孤单一人，在租来的单室公寓中生活。

我写下时都要心酸——她使用的餐具是纸碗和纸碟。

几乎没有家具，她平时就睡在地毯上。

她不接电话，不回信，不应门，不与人来往，尽管她年纪已经太大了，甚至做不到将自己的公寓保持清洁。

她瘦弱得陌生人见到她也要吃惊。

倘若她腕上有年轻时戴上去的玉镯，这时大约也能够顺着她骨瘦如柴的手臂一直推到腋下。

而这就是我们的张爱玲，我们的《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的作者，我们在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而在我的心目里，曹雪芹之外便是张爱玲的名字了。

她死去六七日之后才被警察发现。

那时她躺在公寓的地上，双眼闭着，盖着一床毯子。

她的逝去本应是整个中文世界所注视着的，她临终的床前本应有人倾听她的每一句嘱托——但她甚至没有临终的床榻。

她独自在一卷铺盖上睡去。

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又有什么人能分担她的生和死，又有什么人和事能够陪她担当这最切身的一切。

她在那么年轻时便是独自承担生活，而她晚年的弃约应该也是来自她自己的选择。

看着那些描述她晚年日月的报道，我总不由得想起《红楼梦》中的一段——那段写黛玉误闻宝玉定亲时，怎样暗自定下神来，“一心只想速死”。

她不再进食，只表面吃些东西，且夜里不盖被子，若紫鹃替她盖上了，她待紫鹃去后再褪下去。

张爱玲晚年的日子，仿佛就是这样一心只求速死的。

或者，是因为她的心已然死了，她何尝还会再计较身外声名和日常生活？中文里至痛的一句话是“哀莫大于心死”。

我一直在想，也许是在五十年前的1946年，当张爱玲与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分手时，她的心就已经死了，她的结局就已经写定了，因为那是她为自己写下的，就如宝玉为黛玉写就的“窗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

”因为她在那年二月与胡兰成分离时对他说过：“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也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这段话来自胡兰成所写《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民国女子即指爱玲。

我初看时只是心酸，最后竟到落泪。

张爱玲与被后世称为汉奸的胡兰成初初相见便彼此相悦，那是1944年，爱珍大约24岁，《传奇》诸篇已出。

不久之后胡兰成与妻子因别事离异，张与胡便结婚了。

胡兰成写到：“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胡之才气领悟堪配爱玲，亦真能欣赏到她的好处，使她在那些聚首时日里，总是满心欢喜，每刻都如在梦中，不敢确定如此的幸福。

我从《流言》里知道，张爱玲之所以不媚惰，不文艺腔，不相信温情、亲情种种，全是来自她个人的家庭经历；她未经世俗，但在孤单置身于真实生活之中时，凝练出冰雪透彻的洞察力，成为一个最世故的无情的人。

胡亦数次提到，她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有喜悦，而没有感情；任是再欣赏的一件东西，她也不愿拥有，什么都是身外的，生之喜悦与悲哀皆是如此，她不想欲望任何天长地久的东西，那是靠不住的，她知道，甚至那些心爱的物件都留不住，去时要拗，索性初时即舍弃。

一直到她遇见胡兰成，第一个真正追求她而她也乐纳的人，她欲望一生一世，与他相守。

胡兰成的文字真好，明显受张爱玲影响，几有神似。

他录下的两人情语，皆历历在目。

而他写得越好，几乎越是要为爱玲而恨他——她不该将自己托付于他。

后面的颠沛流离，孤寒索居，都是必然的了。

尤其记得文学批评家水晶所写的访张爱玲，她穿着淡素的旗袍，居室如雪洞一般，而当年她是那样地热爱衣裳，甚至曾经以华丽奇特的装束闻名文艺界的——那些她曾有的生之喜悦，她在小说之外的现实生活里仅仅能抓得住的东西，在胡兰成离开她之后，也都慢慢萎谢了。

胡兰成并不是欺骗了她。

爱玲是一个太纯粹的人，由于她长年的孤单，由于她高傲的绝对。

胡却是中国文人水流花落之性，不知深情为何物；或可以直见性命，却不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当对爱玲有千钧重量的“签订终身”随着胡兰成的杨花水性卷到飘摇风中，当她千里迢迢地专为去他避难的城里看他，她在灯下与胡兰成和他当时的同居女友秀美对坐，“看看这房里，看看我（胡兰成）与秀美，直到夜深”，竟然是“啥不得走”的，真是使人为她难过，不忍再读下去。

她实在是爱他，不管这个人是汉奸，国贼，还是逃亡之人，她都会心甘情愿地陪他走下去。

“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我相信这是她那时最大的愿望。

但是胡兰成不能明白这种死生相系的感情的重量。

他一直在与别的女子来往，对于他，这并不损害与爱玲的关系；对于爱玲，却是情深无依，哀怨日深。

爱玲最后要他在她与别的女子之间选择，要他给她一个承诺：“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吗？”但他拒不肯言，这也是他的一种坦白诚恳。

“她叹了一口气，…你是到底不肯。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那时是1946年2月，爱玲26岁。

真是如他们私语中所吸过的：“…宛转娥眉马前死‟，这样委屈，但是心甘情愿，为了他，如同为了一代江山，而亦真是这样的。

”以张爱玲绝顶聪明之人，又有极强之洞察领悟，且绝不媚俗，也不讳言俗世，她的那本《传奇》完全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我一度同意傅雷所言，她的出现是“一个奇迹”；我曾以为只是那个时代偶降大任于她，她是为乱世之代言人，恰巧天才横溢，而非成熟的奇迹创造者——竟是错了。

细读她成名的作品，她对世界复杂性的把握，她对中国语言的造诣，实在没有现代作家能出其之右。

她作品的最大局限只在于：她对于整个世界没有感情。

她笔下的人和事总是满树枯枝远远地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把玩在手里，却不是真的，隔着几十年，几代人，几重世故，几重明晰去看，里面的热情慢慢地都冷了，融进苍苍的天色里去。

一个伟大的作家并非注定要爱这个世界，但她与世界总是有某种强烈的情感的联系，不管这情感是爱，疑虑，牵挂还是怨恨。

但若是张爱玲依着《传奇》那样的路子走下去，若是她仍然冷冷地在世界之外而生活，她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走到没有情感的所在。

强作情感，也就是《连环套》，《多少恨》，〈十八春》（后为《半生缘》）那样的言情小说了。

而这些小说大都写于1946年她与胡兰成分手之后。

胡兰成本来能够成为她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她本来能够通过他们的爱情去爱生活与同情生活。

对于作家如爱玲，写作更多是对于个人存在的表达，而非对形式完美的追求；一个深湛久长的爱情，一个沉着丰满的生活，将使爱玲与世界建立真正的情感的联系，将使她写出大气的作品，因为有同情而深厚。

也许有一天她终将达到雪芹作品那样怜借与不忍万物的境界。

然张爱玲所愿的，是如《非烟传》中的女子，“生得相亲，死也无恨”，却终未实现。

人既无依，便挣脱了与世界的真正联系，作品便无根基，后半生五十年，只有旧日作品的成就压在肩头，而枯枝不能开花结实。

她的新作，我在读《今生今世》时就已经明白，是再不能期待了。

绛唇珠袖两寂寞，未有弟子传芬芳。

这两句杜诗原句是水晶所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的卷首词。

这两句诗选得真好，那“绛唇珠袖”的绛珠二字又与黛玉前生所托的绛珠仙草偶合。

而脂砚尝言：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

这血泪之动，便不是雪地里大拜而别的姿态所能担待的了。

那旷野里的大红猩猩毡篷固然有回肠荡气之美，却仿佛宝黛在未经命运更变时所打的禅语，虽有领会，仍不过是谈禅，在未经悲欣前，怎能解悟！大拜而别一场实在是过于美了，如同一个优美苍凉的手势，而那毕竟是他人续貂之笔，真正的结局该是张爱玲自己也参与考证过的，那宝玉的沦落孤寒，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的凄惨故事。

因为所爱的人已经不在了，因为心已经萎谢了，这案上红灯，窗前皓月就成了身外之物，这现世就只余下最不堪的漫无止境的消磨。

可是仍然得生活下去，并不能就在雪地里飘然远去，而是还要忍受这几十年的弃绝，这几十年的孤寂。

张爱玲在早已写就的简单的遗嘱中说：我死后不要有任何仪式，将骨灰洒于水中或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