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2015 学年第二学期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

题目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学生姓名陈超阳

学号8

班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所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林媛

教师所属学院

成绩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正文： (3)

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 (3)

二、现今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3)

三、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变化 (3)

四、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的困局 (3)

总结: (3)

参考文献： (3)

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摘要：世界上恐怕再也难以找到像中国与日本这样微妙的双边关系了。从历史角度上讲,两国间有二千年的交往史,从官方到民间都有大量的人员相互交往,相互学习,有着惊人相似的文字。然而从甲午战争,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都建立在“软弱和分裂的中国”思维之上。中日关系自1972年复交以来,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近年来,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逐渐转向“政冷经凉”,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日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先对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大致的阐述，再者着重研究当今中日关系，最后分析日本文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对华政策

正文：

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

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日本人的眼中的中日关系有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受国际环境、中日各自国内状况及两国关系等诸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大体以冷战结构崩溃为一大转折点，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而这两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

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为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阶段。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以20年左右为一个时期，以十年左右为一个阶段，从邦交正常化到现在经历了从接近到友好、再从冷淡到恶化的过程。

1972年中日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下恢复邦交。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交往。从总体上讲，复交以来的35年，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好的全面交流时期，其中经历了前20年的“蜜月期”和后15年“重新定位期”。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后35年的历程，尽管合作与协调是贯穿其间的主线，但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可以得出三个阶段性特点:强调友好的70年代、经济主导80的年代和矛盾频生90的年代。7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它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反映了当时两国爱好和平的民众之间渴望交往，希望相互认识、加强了解的良好愿望。应该说，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是顺利的，基本上不存在、确切地说是尚未暴露出实质性矛盾。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加强经济合作是80年代中日关系的显著特点。70年代以前,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以民间形式进行，到70年代末形成了官民并举和由贸易向投资、政府开发援助、技术合作等方向的转变。尽管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与中日友好相悖的问题，如教科书事件、中曾根内阁集体参靖国神社事件、光华寮事件等，但总体上中日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关系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继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员的往来与复交初期相比成百倍增长，但是政治方面的摩擦不断，出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由70年代的友好第一、80年代的互利合作进入了合作、协调与矛盾、摩擦并存的新阶段。这些变化的

一个直接反映就是两国民众在相互理解与信赖方面的全面后退，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几度跌入“谷底”状态。中日双方的舆论调查也显示出两国民众相互认识与理解降至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充分说明了中日间矛盾存在的实情和问题的严重性。

二、现今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至现今，中日关系进入正常化以来的低谷。

2001年8月，小泉纯一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其后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坚持连年参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多,两国政治关系日趋冷淡。民意调查表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趋于下降。

2005年9月1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的大选。这一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之外。小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表明，小泉政府所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9月13日，共同社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小泉的支持率几乎达到60%。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却坚持认为，破坏中日友好大局，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只是少数政治家和小部分右翼势力。

《“对中国亲近感”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亲近感者占47.5%，而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占到48.1%,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超过了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

2002年在日本经历了人为制造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充满敌意的媒体煽动下，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为45.6%，“不感到亲切的”为49.1%。

日本内阁府2004年10月《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认“中关系不

好或不太好”的人占61%，比上次调查上升18.1%；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上次调查上升10.2%。这两项调查结果都是迄今最糟糕的。

据2007年12月日本《读卖新闻》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调查，63%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威胁最大，只有31%的日本人认为对华关系良好。在对华信任感的调查中，表示“信任”的仅有16%，“不信任”的仍然高达74%。自2004年调查中加入了“是否信任中国”的问题以来,2007年的不信任感是历年中最高的,可见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

三、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变化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以及在此文化中孕育形成的国民性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该国对外政策的倾向。日本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国家更不例外。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它其中不乏诸多优秀的成份,也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因素,二者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

日本特殊的民族性和民族心理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对日本国家政策的制订有着很大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功利性、其外交行为上的“机会主义”与“媚强欺弱”的特征实际上都是日本民族文化在政治实践上的折射。

分析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紧张的原因,首先与日本政府利用日本民族心理进行“靖国神社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煽动性政治”有直接关系。日本当局利用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为手段,在日本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并刺激曾经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邻国人民的感情,再利用邻国的反应转过来进一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向右转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