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占领政策与日本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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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占领政策与日本历史反思
孟庆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日本政府从未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有过正确、深刻的认识。日本一些人一直不承认战败“投降”,只提“终战”,极力回避侵略事实,千方百计掩盖、甚至歪曲二战历史,在战争根源问题上一直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近年来虽然开始承认其侵略和殖民统治周边国家的事实,但依然缺少谢罪和反省的诚意。作为战后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具有主宰性的影响。对于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稳定,美国政府和美国占领当局的积极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对于日本政府和国民至今未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和责任进行深刻的反思,美国自然也难辞其咎。
独占政策的双重作用
美国早就谋划独自占领日本。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前夕就已做好独占日本、防止苏联势力进入日本的准备。1945年8月底,麦克阿瑟率40多万美军进驻日本,控制所有的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将日本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服务于其远东政策的大战略,主要有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和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散两大目标。美国出于上述战略利益考虑,对日本采取了既打击又利用的政策方针。
美国人大权独揽的盟军司令部在日本实行“间接统治”,麦克阿瑟成为日本的“太上皇”。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以外交、思想、文化而言,美国都是决定战后日本政体乃至全部命运的主宰者。纵观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及其随之进行的对日占领政策的调整,美国独占日本具有明显的两重作用。
进占日本之初,美国占领当局还能认真执行中、美、英《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推行以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两大原则为指导思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为了根除日本的战争潜力,“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在日本推行了民主化改革,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领域,基本上割除、改造了日本最富侵略性的机制和势力。麦克阿瑟直接干预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在美国占领军主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约4200名战犯嫌疑人中,约2500人被判刑,700余人被处死。这些措施对于摧毁日本战前军事封建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从而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扫清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民主力量的发展。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的日本战后重建政策和措施是成功的,特别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社会,其文化传统、民众心理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在战后很快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改造的目标,并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制度。
二战后,在日本周边没有能够真正影响美国对日重建政策的国家和力量。日本在国际社会没有同情者,“整个亚洲都对日本充满了憎恶;他们在世界上唯一可能的朋友是美国”。毫无疑问,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对日本施加影响。但在改造日本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利用自己在日本的主宰地位,使日本对历史进行应有的、有利于地区和平的反思,对因侵略战争给亚洲周边和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说,日本反省不力,军国史观复活,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日本的袒护和怂恿难辞其咎。
总的来说,美国对日占领实行的是一套实用主义政策。在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同时,为了
服务于反共目的,美国又在政治上强化日本的保守势力。结果是天皇制得以保留,旧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未被彻底摧毁;从1950年7月到1951年8月,先后有9万多名军国主义分子被解除“整肃”,恢复了公民权,为其得以重返政坛铺平了道路,因而军国主义的流毒远没有肃清。
在美国占领日本后期,由于美国对日政策变为扶植,使得对整个日本民族来说,战争责任问题被掩饰起来了。日本战后一直否认犯有战争罪的首要原因,应归咎于包括独占日本在内的战后美国远东政策。
东京审判留后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由多国法官组成,但审判始终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仅如此,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重权,享有“对法庭判决有核准、减轻和改变但不予加重之全权”。
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战后不久即转而对日本实行特殊的扶植政策,没有坚持认真执行关于严惩战犯的决议,也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首先,由于美国的宽容和默许,东京国际法庭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早在二战结束前夕,中、英等许多国家都要求将裕仁天皇列入甲级战犯,美国却不表态。联合国把天皇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同列为战争的最高责任者。许多事实证明天皇也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就连东条英机的供词都几乎使天皇受到起诉。此外,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1945年11月,天皇还竟冒天下之大不韪,驱车到靖国神社参加“招魂祭”,为在侵略战争中亡命的军人招魂。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多数法官,包括印度法官巴尔、庭长韦伯等都认为天皇有罪,但麦克阿瑟却决定对裕仁不予起诉(而这实际上是总统杜鲁门的决定),更谈不上被审判和判刑了,天皇因此就成了漏网的“大鲨鱼”。
其次,一大批重要战犯没能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受到包庇,经济寡头更是逍遥法外。
看看出庭受审的被告便可一目了然:受到审判的只有政治家、军人和思想家,而支持和推动侵略战争的垄断组织的财阀们却逍遥法外。军人中,被确定为甲级战犯的70人中只有28人受审,其余的皆被麦克阿瑟释放;至于经济财阀,麦克阿瑟更是在1947年8月30日下令释放了日本主要战犯中的垄断大亨,让其重操旧业,继续把持日本的经济命脉。这些人日后重返政坛,成为日本顽固坚持其战争史观,不认错、不反省的重要力量。
再次,美国还包庇日本战犯。
为了独占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有关资料,美国当局把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及其部下一律豁免,不予起诉,致使与此有关的战犯无一受到清算和惩罚。
一些资料显示,731部队曾对太平洋战争中的英美战俘进行细菌实验。根据1986年9月美国举行的国会听证会的证词,二战时的美国战俘曾做过731部队的试验品。关于这件事,“日本对此长期不予承认,美国政府则隐瞒不说”。被当作试验品的美国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回家时被告知,“要对其经历过的实验守口如瓶”。听证会后,美国陆军一名发言人称,美国没有“文件证据能确凿证明”美军战俘曾做过731部队试验品的说法,因为所有有关731部队的记录都在20世纪50年代末交还给了日本政府,美国没有保留副本。
1950年3月,驻日美军当局决定:在刑期期满之前,释放所有日本国内的在押战犯,从而破坏了国际法庭审判所应达到的效果。
无数事实证明,由于美国的控制和干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存在缺陷,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异常宽容,对战犯及其罪行的清查很不彻底,明显存有诸多历史遗憾和缺失,因而给日本的历史反思问题留下了极大后患,主要体现在:在数以千计曾被起诉和从未被起诉的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日后重返日本政界、军界、财界并担任要职,这不仅使日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