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歌

曹操的大半生处在东汉末年的动乱时期，可谓乱世英雄。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的精神。曹操诗歌最大的特色体现在其体式上的“突破”与“创新”。内容上将“小我”之壮志与悲“大我”之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艺术风格上的“慷慨悲凉”，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风骨”，其精神实质凸显无遗。具体地说，“曹公古直”[2]，其诗绝少华美的辞藻，喜从大处着墨，内涵厚重而气势恢弘，抒发感情往往跌宕起伏，个性色彩极为鲜明。从他开始，乐府诗实实在在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用其悲凉苦恨之调，以写汉末动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文风。

一、诗歌形式的大胆创新

曹操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诗歌，现存的二十多首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魏书》说“太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3]，确是实录。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4]（《汉书·艺文志》）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曹操首开以乐府古题自作诗的风气，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乐府自东汉以来，文士始多仿制，然

大都不过一二篇，其风未盛也。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人乐府，斯为极盛。”[5]究其原因，缘于曹操喜爱并精通乐府音乐，他今传诗作皆为乐府诗。“以乐府题叙汉末事”，曹操多用乐府旧题，叙汉末实事，也有少数自拟新题之作，如《对酒》等。借古题以写新事的，如《薤露行》、《篙里行》，以写汉末动乱，自曹操“旧瓶装新酒”以乐府古题自作诗之后，建安诗人遂风气仿效。而且启发了后人，如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等，都是沿着曹操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方向发展起来的。

沈德潜《古诗源》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6]先秦两汉是四言诗为主体的杂言诗时代，魏晋南北朝是渐次走向格律的五言诗为主体的时代，两汉诗歌中的文人诗与民间乐府民歌是泾渭分明的，建安魏晋时代，则出现大规模的文人效仿乐府民歌的拟乐府诗。曹操的诗歌以四言为主，保留着《诗经》中二句一行、四句一节的章法。同时还借用了《诗经》中的成句，化句为用，亦多用比兴。《步出夏门行》中比兴亦多，如《龟虽寿》，总共十四句，前六句全是比兴，且以比兴开篇。比兴既多且生动，使全诗韵味深长。曹操的四言诗还有自己的新创，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语汇，有着强烈的抒情性，融人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一个政治家的情怀。如《观沧海》中通过对渤海雄伟景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壮阔的胸怀；《冬十月》中通过对北地风土民情的描写，表现了诗人的民生优患意识；《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诗人宏大的政治抱负；《龟

虽寿》中“神龟”、“老骥”之喻，表现了诗人老而弥坚的进取精神和事业心。可以说曹操是继《诗经》后，更好地用四言诗来抒情言志的。但也出现了四言向五言转型的痕迹。曹操诗歌显示了五言诗的早期形态，是一种拟乐府诗，五言诗还没有从乐府诗歌中分离出来；曹操诗歌也确实着重表达着一种政治家的襟怀，一种言志诗向抒情诗刚刚开始转型的痕迹。

曹操诗歌亦不乏杂言体和五言体，而杂言体和五言体正是汉乐府民歌诗体的主要形式。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如写战争过后的惨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写家庭的贫困，瓮中无斗储，发筐无尺增，。直抒胸臆，直率，诗歌语言用字简约，不事雕饰。惯用铺叙手法，如《冬十月》写天气寒冷，“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路鸡晨鸣，鸿雁南飞；鹜鸟潜藏，熊署窟栖……”。比兴手法的运用在曹操的诗歌中也随处可见。《短歌行》用早晨的露水来比喻人生的短暂；《龟虽寿》以“老骥伏沥，志在千里”来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兴起，反复生发，加深了诗歌的主题。最说明问题的是《却东西门行》。诗曰：

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余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恺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渊，猛虎步高岗。孤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8]

曹操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歌特色，他的诗正是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营养之后，才显得更加动人。他将诗歌提升到一个汉乐府民歌未曾达到的领域，从而使诗歌表现鲜明的文人性。

“诗”与“歌”关系密切，新兴之诗体形式，大率皆由新兴之歌曲的变革更始而来：雅颂乐培育了四言诗，清商乐培育了五言诗，燕乐培育了词的产生，这正是中国诗歌之“诗”的宏观形体历程。歌之于诗的影响，都经历了由民间而向贵族，由民间乐府歌词向文人乐府诗的转型。两汉期间，文人五言诗和民间乐府诗是两个系统，两个发展线索，文人较少涉足于乐府诗的写作，直到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写作，才实现了文人诗和乐府诗的整合。文人大规模地学习、仿效乐府诗，是在曹魏时代及其之后的事情：“乐府自东汉以来，文士始多仿制，然大都不过一二篇，其风未盛也。至魏则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人乐府，斯为极盛”[7]。五言诗的成熟正是这种文人乐府诗运动的产物。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建成铜雀台，标志着清商乐和文人乐府诗创作的走向高潮，为五言诗的成熟准备了音乐条件和作者条件。曹操所倡导的清商乐和大力写作的文人乐府诗，正是抒情五言诗成熟的摇篮。

曹操五言诗显示了由言志向抒情转型的痕迹，并成为后来山水诗、意象写法奠定了基础。曹操诗歌对于悲哀之美的审美追求，正是整个建安时代的审美特征，如曹操《蒿里行》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歌中明显地呈现出由四言诗向五言诗转型的痕迹，在曹操早期五言诗中，明显地依靠使用虚字来凑够五言，是以四言诗

的写法来写五言，也呈现出由言志而转向抒情，特别是抒发悲情的痕迹，从而为建安诗歌的第二个阶段奠定了基础。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二、富写实精神抒雄心壮志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社会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曹操直接以汉末大乱为题材,描写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以《薤露》、《蒿里行》为代表，真实地描绘了天下动乱、生灵涂炭的苦难情景。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9]

——《薤露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