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银行发展路径与运行模式研究

三峡银行发展路径与运行模式研究核心提示：在后三峡建设与两江新区建设的过程中，重庆三峡银行在金融市场营销、信贷文化、跨区域经营、金融创新、网上银行、上市运营、风险管理、社会责任等方面该如何着手？本文对该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导读：任何企业都需要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的探索是首要任务、重要任务和核心任务。

但是现有的银行发展模式的研究大多针对的是大银行，针对中小银行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中小银行的发展路径是目前银行制度和银行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研究围绕这个课题展开，帮助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补上战略发展一课，实现中小银行发展的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

结合对国内中小银行成功实践的典范的分析，找出规律性，即适合三峡的实际，简单有效的战略框架，形成三峡银行的运行模式。

本文旨在研究中小银行发展路径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小银行生存价值、生存环境及发展空间，明确重庆三峡银行的市场的定位与发展战略，并依此提出对策。

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通过对国内中小银行成功实践的思考，进一步分析中小商业银行的生存价值、生存环境与发展前景。

2、提出三峡银行的市场定位与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峡银行的发展核心、发展契机、发展重点、发展突破、发展动力。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路径模式金融市场营销信贷文化跨区域经营金融创新网上营销风险管理上市运营企业责任《三峡银行发展路径与运行模式研究》目录第一章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现状第二章国内外中小银行成功实践的思考第三章城市商业银行生存价值第四章城市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前景第五章三峡银行发展的前提：定位与战略第六章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文化第七章发展契机：后三峡建设与两江新区第八章发展重点：金融市场营销第九章三峡银行信贷文化第十章三峡银行发展的机遇：跨区域经营第十一章三峡银行发展的动力：金融创新第十二章三峡银行发展的支撑：网上银行第十三章三峡银行发展的方向：上市运营第十四章三峡银行发展的保障：风险管理第十五章三峡银行发展的灵魂：社会责任课题组长：童海洋（重庆三峡银行董事长）副组长：周宏波（重庆三峡银行发展研究部总经理）范琨（重庆三峡银行直属支行行长）课题成员：姚俊何建明舒适岳传刚邹陶黄琦第一章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现状（一）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1、研究意义任何企业都需要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的探索是首要任务、重要任务和核心任务。

但是现有的银行发展模式的研究大多针对的是大银行，针对中小银行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中小银行的发展路径是目前银行制度和银行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研究围绕这个课题展开，帮助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补上战略发展一课，实现中小银行发展的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

结合对国内中小银行成功实践的典范的分析，找出规律性，即适合我行的实际，简单有效的战略框架，形成我行的运行模式。

重庆正在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以及后三峡的建设为重庆三峡银行带来了很好的发展契机。

对重庆三峡银行的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让重庆三峡银行又好又快地发展，并且为在摸索中前进的其它中小银行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活动提供可行的借鉴。

同时，进而为金融全面开放背景下的我国商业银行在战略分析、选择、实施和评价调整等各方面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2、研究内容本课题旨在研究中小银行发展路径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小银行生存价值、生存环境及发展空间，明确重庆三峡银行的市场的定位与发展战略，并依此提出具体对策。

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通过对国内中小银行成功实践的思考，进一步分析中小商业银行的生存价值、生存环境与发展前景。

（2）提出三峡银行的市场定位与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峡银行的发展核心、发展契机、发展重点、发展突破、发展动力。

3、研究方式（1）分析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力争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历史进程和横向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相结合，以期对时间工作有所帮助。

（2）分析路径本文以金融理论为基础，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了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因素，进而指出城市商业银行如何构建发展模式，打造金融生态，从而探索重庆三峡银行运行发展模式。

（二）影响中小银行发展路径的因素分析1、利益集团是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利益集团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

制度选择不单单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利益比较，还取决于某一制度变革的成本和收益，尤其是各变革中各方力量对比，即使制度变迁能提高资源配置，带来社会财务的增加，但由于利益团体的对于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有些人可能从中得益，有些人可能受损，收益的人将支持制度的变迁，而受损的人则会反对这种变革，最终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失败。

银行改革不仅是经济过程，同时也是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在内的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有的利益集团出于主导地位，有的出于从属地位，银行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地位的利益团体，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在较量、磨合和妥协中选着保持相对效率和相对利益分配的变迁路径和制度安排。

中小银行作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理所当然也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2、需求影响因素（1）地方政府对中小商业银行的需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部门比银行更为重要，地方政府一般不看重对银行的控制，因为那是银行隶属与财政部。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地方间的经济竞争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表现为金融支援的竞争，金融支援的竞争表现为金融机构的竞争，地方政府为推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有着扩张本地区金融规模的冲动，有着设立中小银行的冲动，并尽可能得对其施加影响以求达到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就业的目的，一种源于地方政府本省融资与利益的最求。

（2）经济结构对中小银行的需求不同的经济结构对金融服务有不同的需求。

国有银行主要服务于国有大型企业，而在我国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60%左右，拥有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的广大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业，由于其先天企业实力不足，后天又受到体制内国有银行的“歧视”——对于体制外部门的融资需求需要支付同样地信用评估和监督成本，使其更偏向于与体制内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信贷需求的国有企业建立信贷联系，而繁荣经济、推动创新、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体制外中小企业催生了、促进了体制外中小银行的成长。

3、中小银行制度供给因素对地方而言，要想使得本地区经济快速房展、收入的提高，只有两种可以选着的金融渠道，一种是从国有银行获取信贷资源，另一种是从非国有银行获得信贷资源，如果非国有银行不存在，那么地方政府职能出国有银行获取信贷资源，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向国有银行“寻租”的一个巨大空间，就会诱发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反复博弈，从而持续推高地方向国有银行获取信贷资源所需支付的交易成本费，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成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国家必须开辟新涉取收益的新渠道，够不断的涉取收益以补偿成本，然而国家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涉取收益的渠道显然与国家理念相违背，是无法存在的。

因此，国家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就是一种最为合理的选择，其最为有效便捷的方式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地非国有银行金融组织体系获得不断扩展的机会。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也意识到，体制内国有银行体现的是国家政府主导下资金运用的优先顺序和额度控制，往往忽视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而中小银行所面临的基础性金融安排与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安排是没有不同的，也是准入限制、科学管制等金融措施，通过积极组建中小银行也可以实际支配资金，只不过需要以市场融资需求为口号向国家和中央银行索取中小银行机构审批指标。

4、地下金融冲击力因素（1）地下金融现状地下金融是指货币金融当局以及统计核算部门未观测到的金融活动及其相关的金融组织、市场等金融要素与运行机制。

据李建军团队测算，2003年国内地下信贷规模大约为7405-8164亿元，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规模的比重为28.07%，中小企业约1/3多的融资来之于非正规金融途径，不到50%的农民能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款。

截止目前地下信贷规模可能已达数万亿元人民币——尽管我国政府并未就此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从包头市的亿万富翁金利斌事件（价值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生意，仅欠银行1.5亿元，但欠个人债权人与地下钱庄共计12.3亿元人民币）中我们或许能够相信。

（2）地下金融产生的原因我国金融体系结构单一，主要以银行机构为主，在有地区或者领域存在金融网点缺位，且正规金融部门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而广大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由于先天实力薄弱，后天又受到银行“歧视”，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资金，而其自身发展需要对资金的不断需求，自有的内生资金不能满足其需求，只能另寻途径。

于此同时，由于我国实行存款利率管制、通货膨胀等原因，银行贮蓄利率长期维持在负利率，加之国内投资渠道单一，导致大量资金流出金融系统转入利息较高的地下金融，以追求高额利润，从而为地下金融的发展提供资金池。

（3）地下金融的影响地下金融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促进金融机构的改革，但其长期的存在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且潜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不断膨胀的地下金融对宏观调控政策决策提出了挑战。

首先，地下金融对资本与储蓄的影响。

我国主要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资本与储蓄的均衡对于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

不同经济部门净金融投资的流向与流量，能够反映本部门资金的余缺状况，金融交易部分的资金余缺，应该与实物交易部分的资金余缺相等，且不同部门的资金净流量对资本形成与国民储蓄的偏离均有影响。

地下部门的净金融投资，会减少或者增加其他部门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导致资本形成与国民储蓄发生偏离。

这种偏离对经济的增长有影响，如果其负偏离过大，容易加剧经济的衰退，正偏离过大，又会助长经济过热，增加宏观调控难度。

其次，地下金融对外部经济均衡影响。

地下金融流量中的跨境流动资金，无论是对汇率，还是对国际收支的实际均衡都有影响。

跨境流动的地下资金，由于是游离于国际收支统计核算之外的对外资金收支，会造成实际外汇存款变化与国际收支记录的货币存款项目变化出现较大的差异，扩大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额，从而国际收支均衡程度便失去准确性，再次，非正规金融组织冲击。

非正规金融组织促进了金融组织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开拓。

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供给滞后，引发金融组织创新，形成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随着借贷关系的不断延伸，非正规民间借贷逐步发展起来，希望政府通过政策干预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扩征的，常常因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导致管制成本过高而使得政策的选择陷入困境，在各方博弈，在证明非正规金融组织是有效的，或者有实力与政府进行谈判和交易后才被推广，这样民间金融就有了一个从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