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钢琴作品中民族和声特色研究

王建中钢琴作品中民族和声特色研究【摘要】王建中对我国的钢琴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其钢琴作品以极高的艺术价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王建中的钢琴作品处处流露出与民族音乐的融合，在旋律、调式、曲式、音色、韵味等方面都突出体现了中国民族特色，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中国钢琴作品的概貌。

研究王建中的钢琴创作对于启发新一代作曲家的钢琴创作，乃至中国钢琴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前人研究的王建中钢琴作品的五声性音调、多声性的织体、具有民族特色的曲式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从王建中作品的取材、题材上，探讨作曲家创作思想的民族特色；从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特色，具体表现在音调、节奏、润腔、韵味等方面的表现，论证王建中怎样融中国音乐的民族和声特色于西方乐器——钢琴之中。

通过对王建中钢琴创作之民族和声特色的研究，本文试图以一名钢琴学习者的身份，分析其民族和声特色的具体表现。

全文分为四部分：一、王建中生平及创作；二、王建中创作思想；三、王建中钢琴作品的民族和声特色；四、总结希望通过对王建中钢琴创作之民族和声特色研究的论述，使钢琴学习者和钢琴创作者对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和声特色有更多不同的认识，为尽早建立中国钢琴学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关键词】王建中；中国钢琴作品；民族和声特色1.引言王建中的钢琴创作对我国钢琴事业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他创作的不同时期，不同时代都有出色的钢琴作品问世，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王建中的作品在体现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现代作曲技法相融合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

他的钢琴创作对我国现代作曲界、钢琴教育界都有重要的影响，被称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乎只写作钢琴曲而又有显著成就的作曲家之一”。

王建中共创作钢琴作品23部，其中包括钢琴作品、钢琴与乐队作品、艺术歌曲等多种体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应中国北京国际钢琴比赛委员会之邀创作的钢琴曲《情景》，在我国现代钢琴作品创作领域中有较大的影响，获2002年5月第二届“金钟奖”钢琴作品金奖。

王建中在充分挖掘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传统器乐曲为创作素材的基础上，运用西方作曲技法，将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特征：乐音的带腔性、音调的五声性、均分律动的非功能性和大量应用非均分律动以及织体的单声性等特点，融于钢琴创作中。

把钢琴音高不能游移的确定性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带腔性蹂合在一起，突出体现了钢琴作品的民族特色。

希望通过对王建中钢琴创作之民族和声特色研究的论述，使钢琴学习者和钢琴创作者对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和声特色有更多不同的认识，为尽早建立中国钢琴学派，尽自己的微薄之力！2.王建中的艺术生涯及创作概述2.1艺术生涯王建中，江苏江阴人，1933年9月生于上海。

我国现代作曲家、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王建中自幼喜爱音乐，受母亲的影啊而较早地接触了西方音乐，学习了钢琴。

他的父亲是一位化学界的老前辈，并不太主张他学习音乐。

1950年王建中从一所普通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作曲系。

一个学期之后转为钢琴专业，主要随著名教育家李翠贞先生学习钢琴，还相继随张隽伟先生和一位苏联专家学过钢琴。

同时，分别跟桑桐先生和陈铭志先生学习和声与复调。

1958年毕业后曾到沈阳音乐学院附中教钢琴一年。

后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先在附中教了两年钢琴，后来又在大学为指挥系及民乐作曲理论专业教和声课程。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学校贯彻“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国外的钢琴作品受到限制，王建中又被调到钢琴系搞创作来充实教材。

这期间，学校的工作和学习都不稳定，经常下乡，这段经历成为他创作的一个来源，《田歌》、《托卡他》等作品就是借用上海郊区的田歌和劳动号子音调创作而成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受到更加严密的控制。

在特批的陕北民歌五首中，王建中将其中四首改编为钢琴曲。

后来《陕北民歌四首》流传到北京，殷承宗非常喜欢，遂邀请他到北京中央乐团创作组工作。

这期间他改编了江青“指示”中被允许选用的《梅花三弄》、《百鸟朝凤》和应殷承宗演出需要而作的《五木摇篮曲》、《樱花》、《美丽的America》以及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等作品。

五年以后，王建中再次回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

1988年起，王建中担任了八年的副院长职务。

虽然公务繁忙，又坚持从事教学工作，但仍有佳作呈现。

1994年应首届北京国际钢琴比赛委员会之邀而创作的钢琴独奏曲《情景》，于2002年5月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钢琴作品金奖。

2.2创作概述由于王建中与钢琴的不解之缘和他对钢琴的情有独钟，使他成为中国少数以钢琴独奏创作为主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钢琴作品从数量到体裁都非常丰富，主要有：《云南民歌五首》(1958年)、《变奏曲》(1961年)、《托卡他》(1966年)、《田歌》(1966年)、《赤胆忠心》(1972年)、((浏阳河》(1972年)、《大路歌》(1972年)、《陕北民歌四首》(1973年)、《百鸟朝凤》(1973年)、《梅花三弄》(1973年)、《樱花》(1974年)、《五木摇篮曲》(1974年)、《彩云追月》(1975年)、《蝶恋花》(1976年)、《小奏鸣曲》(1981年)、《组曲》(1983年)、《诙谐曲》(1985年)、《情景》(1994年)，此外还有钢琴协奏曲《红旗渠畔》(1976年)和《走进新时代》(2001年)。

2003年王建中应美国友人之邀改编创作了古曲《渔舟唱晚》，钢琴作品己在美国公演。

除钢琴作品外，他还写有两首《四重奏》、《小提琴协奏曲》、一个声乐作品和其它一些乐队作品。

王建中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王建中创作生涯的过渡时期。

此间他完成了几次角色的转换，由学生变为教师，又由教学岗位转入创作领域。

就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的一些实践和尝试为他今后的成功积累了许多经验。

②“文革”期间：这是王建中艺术生涯中比较重要的转折时期，他开始“一本正经”地搞一些创作。

无论是钢琴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能显示出这十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

其间的作品大多经过千锤百炼，既不违背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原则又能在艺术上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中国钢琴音乐的代表作品。

③八十年代至今：八十年代以后王建中的钢琴曲创作基本上是对现代技法的探索和实践。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还是尽可能在追求五声性与现代技法的融合。

王建中广为人知的中国钢琴作品大部分是他的改编曲，如流传甚广的《陕北民歌四首》、《百鸟朝凤》、《梅花三弄》等。

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他又应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之邀完成了钢琴协奏曲《走进新时代》(杨立青配器)的改编创作。

此曲根据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同名歌曲(蒋开儒词、印青曲)改编而成，极具时代气息。

2002年《情景》荣获“金钟奖”钢琴作品金奖，说明王建中运用现代技法创作的作品也同样在中国现代钢琴创作领域颇有影响。

他的作品丰满且细腻，从结构到音乐意境都远远超越了原母体材料，具有既浓郁又清新的和声色彩和民族风格。

加之深厚的钢琴功底，使他在织体的编排上对钢琴的性能和表现手法都发挥得恰到好处，宜于钢琴的演奏。

娴熟的钢琴写作技巧、流畅自如的乐思，使乐曲悦耳动听又独具个性，展现了钢琴与中国传统音乐结合而散发出的迷人魅力。

3.王建中创作思想王建中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书香门第的家庭使他较早地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两种文化两个思想来源的交融，是王建中成长历程中，最初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开始，也是他士大夫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融会贯通的源流。

3.1历史中的士大夫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士与士大夫都是相当古老的称谓。

王建中的创作思想中的士大夫精神是指什么?又是怎样在他的钢琴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我们首先要从对士与士大夫进行朔源性的考察开始。

3.2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历史局限性3.2.1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士大夫自两汉以来，在历代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阶级的地位，是中国封建贵族官员的代称。

中国古代历史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以学者(文人)作为官员的主要来源，这种特殊类型的官员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士大夫”的社会阶层。

民间学士“学优而仕”，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封建政府成为文人官僚，由此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与士大夫政治，构成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方面。

中国古代社会对士大夫阶层赋予的崇高地位，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非常富于特征性的现象。

3.2.2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文化特征首先，士大夫阶级是一个贵族阶级。

其次，士或者士大夫构成了官员阶级，他们是封建国家的国务政事的承担者。

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封建士大夫还是一个拥有文化教养的阶级，他们是这个文明古国中发展出来的礼乐诗书传统的主要传承者。

身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阶级，他们由于来自科举选士，来自当时富裕的官宦家庭的子女，都曾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他们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来自士阶层。

士人拥有深厚的文化教养，从事哲学、艺术和教育等等文化性活动，科举制度构成了士人加入封建帝国政府的制度化渠道。

3.2.3士与知识分子在经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周政、秦政、汉政、新政等一系列复杂曲折的政治变迁之后，演生出来的特殊类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

其“君子治国”的政治理想，“士、农、工、商”的分层概念，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士大夫是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双重特质的一个阶层；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

士大夫精神发展到近代，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

3.3士大夫精神对王建中钢琴创作的影响与思考王建中一直在追逐时代发展下的政治文化和艺术走向，并将钢琴作品的的宗旨——把握民族特色与西方音乐时刻紧密相连。

他自幼深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在幼年家庭教育影响下，很自然地接触到家庭中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思想；在社会上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在大学时代积极参与、响应党的号召，插队、支边，符合政治对文化的要求和需要；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对钢琴创作的热爱，他积极参与文革时期的艺术作品创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90年代，出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职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进行更为有利于作曲事业的行政和教学、创作事务，重点创作符合时代潮流的现代作品，顺应社会的发展。

士大夫精神对王建中的影响有利有弊。

一方面，士大夫阶层本身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如前所述，自古以来士大夫潜心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士大夫文化符合了政治生活的需要，满足了政权对民众的教化，士大夫的存在具有它的合理性，这是几千年士大夫政治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