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敦煌写本以佛教经典为主，还包括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它典籍，而且在佛经等卷子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丰富的公私文书，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书现分藏于英、法、俄、

中、日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为学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虽然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70年代末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学者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成为可能。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度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以很多重要文书无法识读。而且由于编目工作的局限，许多正背面都有重要内容的文书非看原件无法进行研究。从1985年开始，作者相继走访了各国大小收藏单位，包括英、法、俄及日本、德国、丹麦、瑞典、美国等较零散的单位，还有海峡两岸各个分藏单位，从而全面地接触大量写本原件，并在收集散见未刊文书及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上做出很大努力，有不少补前人所阙之发见。例如在第三讲《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中，作者从零碎的资料中辑出斯坦因到来以前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情况，并认为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后到1907年斯坦因进洞以前，流散出来的敦煌绢画和经卷中不乏精品。如原为廷栋旧藏、后经许承尧售出的卷子，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处。从已经发表的北大、上图、上博、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卷和作者经眼的台北“中央”图、天理图、弗利尔的许氏旧藏卷看，其中不乏精品。(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7-60页。)作者还指出，尚未经敦煌学者仔细调查的安徽省博物馆藏卷，从《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发表的《本际经》和《书信》卷子来看，也是早期流散出来的重要典籍和文书。(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9页。)再如，属于叶昌炽旧藏、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的《地藏菩萨像》，因其色彩过新，以致让研究者迟疑不定，而长期没有正式发表。1997年2月，作者有机会走访弗利尔美术馆，见到这幅学界寻觅已久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遂向馆方提供了其在入藏该馆前的流传情况和相关记载，在得到馆方许可后，予以发表，以便学人探讨。(注：

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Changchi:PioneerofDunhuangStudies)，《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NEWS)No.7,Spring1997，第5页。)这些早期资料的收集鉴定，不仅有利于全面收集敦煌资料，亦为散藏敦煌写经的真伪辨别提供了标本。关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流散、收藏、整理与研究的情况，作者曾著有《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注：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本书第五讲《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则增加了中国收集品的情况，重点在未刊资料以及近年来中外合作编辑出版海外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的工作。特别是自1992年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18000余件全部资料，此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学术界提供大量新材料。1991年2-8月，作者曾应英国图书馆之邀，去做S.6981-13677号非佛教文献的编目工作。(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7月。)由于这部分文书残片大多没有首尾和题名，而且所存文字极少，比定工作十分艰难。2000年，作者又把自己和其他学者对这些残片的陆续比定结果和改订意见，汇总发表。(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主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387页。)关于各国写本的编目工作，作者特别表彰了二战后在戴密微推动下，法国科研中心的敦煌研究小组对法藏敦煌写本的编目。与已刊敦煌写本目录相比，法目著录最详，每号内各项内容均一一分别著录。其优点在于著录详尽，可以让看不到原卷的人尽可能了解原卷的外观，特别是一些缩微胶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红字和朱印；其每项内容附有研究文献出处，与东洋文库目录相仿，虽然不够完备，但极便学者使用；目录按伯希和编号排列，便于检索，又用主题分类索引的方式做了统一安排。作者认为这是目前处理敦煌写本编目的可取方法。(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11

页。)由于广泛接触过写本原件，在整理敦煌写本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一问题上，作者多补前人所阙。如由于用敦煌写本补《全唐诗》的影响，敦煌诗歌一直是按同作者或同类诗的方法归类整理的，这样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写诗歌的内在理路，违背了原编者的抄写原则。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诗集写本著录为“白香山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也把它作为附录。然而最近发现的俄藏Дx.3865是紧接P.2492诗之后的诗册散页，两件可以直接缀合，俄藏卷除了接着法藏卷的白居易《盐商妇》外，以下还有李季兰诗(首句“故朝何事谢承朝”)、白居易《叹旅雁》、《红线毯》、岑参《招北客词》，显而易见，这个卷子只是唐朝一个诗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自己的诗集。如果不直接阅读文书原件，特别是全面掌握文书资料，是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作者进而指出：“可见敦煌诗集抄本的形态，与今人的别集不同，整理敦煌诗歌，应当充分尊重原卷诗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关联的其他内容。”(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77页。)作者认为，基于这种认识而精心整理敦煌诗集的著作，当推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此书不论从校录之精审，还是从忠于原文而言，都可作为今后四部书整理工作的典范。敦煌学自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近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今人的研究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深入。有关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鉴于中国已出版的有关“敦煌学史”的论著，偏于中国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了外国同行的贡献，作者在法国戴仁教授《欧洲的敦煌研究》一文基础上，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来审视欧美学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资料对东方学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资料对汉学研究所作之贡献，以及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个线索，为全面整理近百年的敦煌学学术史作准备。作者强调，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文书的深入研究。作者又专辟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的学术走向。作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