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悟读荣新江先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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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读荣新江先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朱鸿君这个春节没有一丝儿年味的,没有爆竹的喧闹,更见不到拜年走亲访友的人脉。
其实也好,守望着一方清静过得还算充实。
但我的心其实早就已经飞到了任职多年的吐鲁番学研究院,三年多,我都没有去过一次。
首任院长谢辰生先生年前带着百年的收获与付出驾鹤西归了,接下来研究院的许多工作还得继续有序展开,这其中少不了还要麻烦全国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各路人保驾护航。
正想着如何协助新任书记多年好友张勇同志,把研究院的工作再上层楼,就收到荣新江先生一月十五日亲笔题签的,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权威作品集《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
这是天意吗?我真的说不清楚,我记得就是收到快递的那天,整个姑苏城都被满天的雪花淋湿,盼望几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降临了。
水池边上竹林旁那株移植多年的腊梅树开得特别茂盛,满枝头绽放金色的光彩,阵阵腊梅的清香在雪融中不断地扩散开来,逗得几只小鸟在枝头的树丫上跳来蹦去,吱吱地发出悠扬的鸣叫声。
这场大雪掩埋了一切,唯独剩下美丽和宁静。
那一夜,我在书房里一杯清茶沉淀下浮躁的心,伴随着荣新江先生的丝绸之路十八讲,踏进了月氏、斯基泰与丝绸之路前史,在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东征的血色月亮的照射下,和荣先生一同见证了月氏及其西迁。
当初我真的搞不懂,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是塞克人、波斯人、月氏人、恹哒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蒙古后裔、印度人、吐蕃还是党项人?我真的分不清楚。
正如当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0年穿过里海门户时,中亚西部进入了历史的光照之下。
在战胜并控制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他就转向了大夏与阿姆河右岸地区。
该地区最晚在埃斯库罗斯生活的时代就已经被希腊人所知晓。
当时的疆域扩大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在亚历山大铁蹄征服之下,伊朗东部各部族,大夏人、粟特人和一些塞克人部落首领们只能被迫接受。
于是就在中亚西部建立了希腊的统治。
反正当时整个人类迁徙、融合、动荡、安息,一切都要看胜利者的笑声落在那一块土地上。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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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
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
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
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
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
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
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
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
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
”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
敦煌写本以佛教经典为主,还包括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它典籍,而且在佛经等卷子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丰富的公私文书,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见。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书现分藏于英、法、俄、中、日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为学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
虽然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70年代末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学者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成为可能。
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度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以很多重要文书无法识读。
“敦煌学概论”教学大纲一、说明(一)课程性质敦煌学概论是面向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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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概论”教学大纲一、说明(一)课程性质敦煌学概论是面向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专业的一门选修课。
(二)教学目的1、了解和认识“敦煌学”的产生及其百年发展历程。
2、认识敦煌学的丰富内涵,增进对文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了解。
3、开阔学生学术视野,形成关注国际学术前沿的自觉思维,强化多学科、 综合交叉的学术训练。
(三)教学内容了解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百年学术发展历程; 蠡清敦煌历史沿革及与丝绸之 路的关系;回顾敦煌文物的发现、流散与收藏现状;以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 经济、民族、中西交流、宗教、文学、民俗、艺术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为平台, 全面展示敦煌文献与石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四)教学时数本课程的教学时数为30学时。
(五)教学方式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辅以相关图片及影视资料,指导学生研读敦煌 古文献,通过提问、讨论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本文导论教学要点:“敦煌学”的形成及内涵、敦煌学发展历史及研究领域。
教学时数:2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 “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1、何谓“敦煌学”2、敦煌学研究的旨趣和难点第二节 敦煌学史概述1、欧美的敦煌学研究2、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3、二十一世纪转型期的敦煌学考核要求:把握敦煌学的学术概念,了解敦煌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及现状。
第一章 敦煌历史沿革教学要点:敦煌的历史兴衰及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教学时数:2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 敦煌的地理位置1、敦煌与中原的地理关系2、敦煌与西域的地理关系第二节 敦煌的历史兴衰1、两汉至魏晋时期的敦煌2、隋唐时期的敦煌3、吐蕃统治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4、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考核要求:了解敦煌与古代丝绸之路兴衰的同步性以及敦煌文化产生的历史背 景。
第二章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物的流散教学要点: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学术探讨、敦煌文献的收藏与整理教学时数:4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 发现藏经洞1、王道士其人2、藏经洞的发现3、藏经洞的原状第二节 藏经洞封闭原因1、废弃说2、避难说3、末法说第三节 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1、法藏敦煌文献2、英藏敦煌文献3、俄藏敦煌文献4、其它考核要求:了解藏经洞封闭原因研究的前沿信息、掌握敦煌文献的收藏现状。
王圆箓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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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圆箓评传王圆箓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但由于他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且被牵连进藏经洞经卷大量流散的事件中,他因此成为撰写西北道教历史时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
现通过对近些年发表的文献资料的归纳,对其生平与功过作一番陈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王圆箓生平略述第一个关于王圆箓生平的材料,当是《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1],全文如下: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
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
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
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
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
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2]事也。
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
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
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
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
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
树木垦田,成绩卓著。
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
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
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从这篇碑文可以看出,王圆箓在敦煌的教务活动大致为五点:第一,营建太清宫,包括改建三层楼和修建三清宫。
改建三层楼之事,另见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此楼原为晚唐归义军时期高僧洪辩主持营建,是三层洞窟外的木构殿堂建筑,明清以后严重残破。
由于藏经洞就在下层洞窟北壁,为了加以保护,王圆箓动员当地士绅,于藏经洞发现五年之后,将其重新修建起来。
第二,补葺千佛洞。
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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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高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编者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由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阅读书目》,在该委员会2002年年会上已获得通过,并正式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
现将书目公布于此,希望通过此项工作,正确引导学生的读书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学教学改革的深入,提高教学质量。
说明开列本书目的目的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读书的门径,以便通过阅读巩固其基础知识,扩大其视野,培养其创新能力。
因此,在开列时力求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前沿性和可操作性。
对入选书目,首先考虑历史本身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教材和工具书,除极个别情况外,原则上不予推荐。
对一些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史稿》、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及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剑桥世界史”系列,因卷帙过大,暂不推荐。
对中外文史料,因卷帙繁多,数量极大,本书目除推荐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外,其他不再推荐,各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在教师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目对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只具有指导意义,各校教师完全可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特点予以增删。
此外,本书目是在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列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学生基本阅读书目》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共同完成的。
一、中国古代史1、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
2、米新夏主编:《史记选》,中华书局1990年。
3、冉德昭、陈直主编:《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
4、王仲荦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65年。
5、余嘉锡:《士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敦煌学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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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的《敦煌学十八讲》,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关于敦煌学的教材。
我们课堂上讲的敦煌学也基本上是以此书为依据的。
而读了此书之后,对敦煌及敦煌学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首先是对敦煌的了解。
我对敦煌在历史上名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书中提到“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取名“瓜州”,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敦煌。
这里的敦煌是由于北魏“六镇起义”而将敦煌镇改为瓜州。
而书中前面提到的西汉时设立的敦煌郡,下设敦煌等六个县。
书中还有“唐武德五年,唐改瓜州为西沙州,治敦煌,在常乐县置瓜州。
”“贞观七年,去“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书中频繁出现“瓜州”“沙州”等州,但是,稍微分析便知其所指并不一致,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都是指敦煌。
当然,我们所指的是古代,现代的瓜州是甘肃酒泉市的一个县。
关于瓜州的诗句,唐代岑参有“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还有唐代李端的《晓发瓜州》,宋代陆游有“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
”大体上来说诗文中的瓜州并没有指敦煌,而是指西北边塞。
这可以算是文学和史学的差异一个表现。
第二点是对敦煌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敦煌一词的原意是辉煌盛大,我想这种辉煌不仅是指经济上的,还应该是文化上的。
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各民族文化在此交汇,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可以说敦煌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
这种文化特质使其本身就具有了国际性。
而近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藏经洞文献后来的走向使得敦煌学更具备了国际性。
可以这样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世界”。
所以我们的敦煌学研究更应该积极走出去,而不是关在屋子里搞研究。
书中指出应当看到在对于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
作者还另起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收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学术走向。
这就对敦煌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点是对于敦煌文物流失感到痛惜。
敦煌宝藏中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法器等等,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及中亚,南亚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语言、艺术等都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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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1级社会学专业摘要:通过叙述敦煌的历史,展现敦煌无可估量的价值;回忆建国前后敦煌学的荒芜,解读“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的背后事实;以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提出莫高窟的保护,展望敦煌学的未来。
关键词:敦煌郡、中国之心腹、敦煌遗书、季羡林、保护石窟。
敦煌,一个诱发奇想的地方,一段遥远神秘的历史,一种举世瞩目的艺术,一宗丰富浩瀚的遗书。
敦煌正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进入了艺术的殿堂,研究的圣地。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至今,经历一百多年的漫长曲折时间,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奇迹般地形成、发展,正向世界展现一处大漠深处绚烂辉煌的艺术长廊。
早在上古时代,敦煌就有人居住,从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到魏晋敦煌初兴,再到隋唐时期,唐廷与西突厥和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中,敦煌与河西成为“中国之心腹”,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东西文明的交汇,敦煌也在经济发展和战略地位方面达到极盛,但从中唐以后,敦煌慢慢由盛而衰,随着中原王朝都城的逐渐向东、向北迁移,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下降,至元、明、清,敦煌成了偏远地区的小城,最后沉寂了。
今天的敦煌市,是甘肃省西边的的一个县级市,位于著名的“河西走廊”西端,东临安西县,西与新疆的若羌县接壤,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毗邻,北与新疆哈密市相连,总面积31200平方公里,幅员辽阔,但绿洲面积只有14万公顷,其余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山地。
莫高窟就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下,是敦煌石窟群体中的代表窟群,在现编号的492个洞窟中,保存有公元4世纪至14世纪1000年间的45000平方米壁画、3000多身彩塑和5座木构窟檐,而莫高窟藏经洞保存了从公元5世纪初叶到11世纪初叶共600年间所写的文献,其中以佛教经典为主,也有道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经典,还有经史子集四部书、官私文书。
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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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阅读书目》,在该委员会2002年年会上已获得通过,并正式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
现将书目公布于此,希望通过此项工作,正确引导学生的读书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学教学改革的深入,提高教学质量。
说明开列本书目的目的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读书的门径,以便通过阅读巩固其基础知识,扩大其视野,培养其创新能力。
因此,在开列时力求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前沿性和可操作性。
对入选书目,首先考虑历史本身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教材和工具书,除极个别情况外,原则上不予推荐。
对一些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史稿》、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及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剑桥世界史”系列,因卷帙过大,暂不推荐。
对中外文史料,因卷帙繁多,数量极大,本书目除推荐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外,其他不再推荐,各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在教师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目对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只具有指导意义,各校教师完全可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特点予以增删。
此外,本书目是在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列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学生基本阅读书目》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共同完成的。
1.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中华书局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版或多次重印。
2.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3.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5.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1年。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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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因而它既是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并已编目有序号的敦煌藏文文献达5000卷之多,仅次于敦煌汉文文献而位居其他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民族文献之首,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实乃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最为珍贵的古文献之一,对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在历史学方面的资料价值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古代文明的黄金时期,为后人学者留下了丰厚的藏文古文献,除了佛教经典论著之外,大致可分为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书和敦煌文献四大类。
这些藏文古文献为研究藏族古代文明提供了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敦煌文献更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文古文献中不仅保持了原貌,而且内容丰富,正可谓包罗万象,它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法律、地理、文学、语言、民俗、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科技等。
首先它在历史学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为以往研究吐蕃历史主要依据藏文伏藏文书,而伏藏文书大多又经过后人佛教徒的发掘润色或重新编辑,从而使资料的原始性或真实性大打折扣,并形成一种新的特色,正如陈庆英研究员指出:“藏族古典著作中,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
往往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
”这给历史学家描述吐蕃历史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对注重实证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很不适应去辨别或引用此类史料。
自从1940年以法文出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后,才引起国际藏学界对吐蕃历史的极大关注。
当时藏学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藏族古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敦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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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 兴盛 衰落 丝绸之路 藏经洞 流失
引言:对看完《敦煌学十八讲》这本书的一些个人收获
《敦煌十八讲》这本书全面地讲解了“敦煌学”让我了解了何谓敦煌学,敦煌的历史,“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以及“敦煌学”的研究对于我国以及世界的贡献。可以说有关敦煌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提及,但是对于我来说阅读起来是好的,能够让我多了解一些有关于敦煌的信息,但是若说具体谈这本书的内容,每一个方面都说的话显得内容太过驳杂,找不到重点。于是我着重将这本书中有关于敦煌的各方面的历史介绍一下,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敦煌的历史》
------政权的交替、石窟的兴起、丝绸之路、经卷的发现与流失
学院:教育技术学院
姓名:刘晓
学号:201211012904
【摘要】: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接连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干道,就从这里通过。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潍坊中学2022-2023学年下学期高一年级语文质量检测(1)(含答案)

潍坊中学2022-2023学年下学期高一年级语文质量检测(1)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敦煌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8月在大阪的演讲中提出的。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也提出了“敦煌学”一词。
他们所指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敦煌文献。
1981年,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说法的流传,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调研,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社会各界,从党政机关到学术机构,从学者到民间人士,都开始关注敦煌。
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讨论敦煌学的概念及学科建设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敦煌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的讨论,影响最大的当属姜亮夫和周一良先生的意见。
早在1956年,姜亮夫先生就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学的概念和内涵:“全部敦煌学的范围,是相当大而繁复的。
从主要的内容而言,应分两大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像、壁画、绢画及木建筑(窟椽)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
但以必然不可少的参证比较资料来说,则敦煌一带的汉墓,乃至于考古上的一切发现,也都是重要材料。
扩大到全个河西,全个西域,乃至中亚细亚的一切文化历史,莫不与敦煌相涉,要结合来研究才行!”由此可见,姜亮夫先生所定义的敦煌学范围比较宽,除了敦煌的文献、艺术外,还包括敦煌周边乃至新疆、中亚地区的历史及出土的文物。
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姜先生又作了《敦煌学规划私议》的书面发言:“说到敦煌学,内容是相当复杂的。
狭隘一点的人,只把写本、刻本、卷子算作‘学’。
在我的私见,则莫高窟的各种艺术品也是‘学’;绘画、雕塑、石刻、木构建筑,无一不在整个历史文化范畴之中,而且也各有其原理、原则、方法在其中,为什么不能是‘学’呢?凡属在莫高、榆林的一纸、一牍、一画、一字,乃至一草、一木,莫不可以作为六朝至北宋这个长时期中的文化遗产。
敦煌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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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敦煌》有感学号:2009012049 姓名:刘武斐说起敦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莫高窟的壁画,壁画飞天至今仍令人震撼。
再者想到的莫过于那愚蠢可气的王道士了。
而文章结尾也链接了历史。
一展中国的兴衰荣辱史。
看后,我不禁笑骂王道士之愚钝之滑稽,也感叹当时朝廷之腐败之荒唐。
就这样使得中国之国粹之灿烂文化被窃取被偷售。
行德岂不痛哉!拼死藏些个经卷最终被个蠢人给卖了。
还不如毁于那熊熊大火中来得光荣来得壮烈。
那些经卷岂不痛哉!以那样一种不堪的方式被带出了自己的故土。
对经卷本身也是种侮辱吧。
1988年为庆祝中日建交20周年,中日合作将此史诗小说拍成大片。
所以此片意义非凡。
《敦煌》讲述的是北宋年间,谭州举人赵德行睡觉误了殿试,万般沮丧中于京城街头遇一位西夏女子,为其贞烈性格感动,开始去西夏求学。
边关战乱赵体会到了人生悲欢离合,并邂逅了回鹘公主和皈依西夏的汉军领袖朱王礼。
之后他辗转于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经历了西夏王朝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
朱王礼为了尊严和爱情刺杀西夏王李元昊,未遂身死。
西夏围攻沙州,赵德行将数万卷佛经藏于了今敦煌千佛洞中。
看完后,不自觉的我联想到动物世界中雄性对于雌性交配权的争斗。
女人,尤其是尤物娇娃,如同和璧隋珠,当属于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那位美艳无比的回纥公主。
赵德行钟情于她。
但是赵没有能力保护属于自己的爱人,被朱王礼横刀夺爱。
朱王礼痴恋于她,但是朱也没有能力保护属于自己的爱人,被西夏王李元昊强行掠去。
赵是一个读书人,少了几分血腥。
所以他只能无奈的投入浩瀚的佛学世界,慢慢解脱了自己。
而朱不然,身为武将,他选择了死,用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朱死了,在千军万马之中,他无疑象一块小石子,被威仪浩大的西夏王霎那间就碾成了粉齑。
只能说,朱王礼和赵行德都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
因为他们并不够强大,所以美艳的回纥公主被西夏王抢夺是必然的。
就好像所有美好的事物最后总是被最为强大的人物所拥有一样。
《敦煌》全文以主人公赵行德的瞌睡误考为开端,走访西夏等地为经过,最后在战乱中藏经书为结尾。
大学历史经典文献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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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大学历史经典文献读书心得篇一:大学历史必读书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中华书局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版或多次重印。
2.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3.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5.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1年。
6.刘起釪:《古史续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8.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9.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
1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XX年。
《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
12.荣新江:13.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韩儒林:《元朝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孟森:《明清史讲义》(上下),中华书局1981年。
16.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
17.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
18.[美]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
*************************************************** *******************19.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下),中华书局1980年。
20.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
21.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
2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四卷),中华书局1991年。
历史学本科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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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专业阅读书目(推荐)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200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1998)、《中国史学名著》(三联,2000)、《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简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商务印书馆,1986年。
年。
[意]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英] 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1999年。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记忆与修养》二、古籍类《诗经》、《论语》、《孟子》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2年。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商务印书馆,1958年。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本,中华书局1984年。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三、中国史类许倬云:《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
学习历史必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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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必读的书 1魏晋南北朝史: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何兹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马列史学,但不影响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2宋元史: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邓广铭文集和“四本年谱二本传”
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二臣》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黃宽重《南宋史研究集》
包弼德《斯文》
3隋唐: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岑仲勉、陈寅恪
4明清史:
王钟翰和孟森最牛最推荐
5其他:
杨念群《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
严耕望《治史三书》
经济史: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王毓铨《莱芜集》
艺术史: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敦煌学十八讲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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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很喜欢历史,但是对于考古却没什么兴趣。
因此,虽然一直觉得敦煌学很神秘,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和考古紧密相连的学科,因此,之前并没看过有关敦煌学的任何书籍,也没看过与之相关的其他东西。
崔老师的“考古与出土文献”科,开始激发了我对敦煌学的兴趣。
本着要完成作业的目标,我试着读了一下荣新江老师的《敦煌学十八讲》。
敦煌学着实博大精深啊,资料多,范围广,年代长,就像序言中荣新江老师引用周一良老师的一句话“敦煌资料方面是一场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
”荣老师把这么多东西浓缩进一本书里,而且条理很清楚,这着实不易。
向他老人家致敬。
关于这本书,虽然名字是”十八讲“,不过,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讲主要讲敦煌历史,第三、四、五、六讲主要讲敦煌文物,其他的,这是讲敦煌学研究。
可能这样分并不合适,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第一、二讲,荣老师用了大量篇幅以及大量影印图片给我们讲述了敦煌的历史。
敦煌的历史很早,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敦煌真正在中国历史上确立地位的,则是在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以及张骞出使西域,为敦煌历史开启新的篇章。
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吐蕃、归义军、西夏元明清时期,敦煌史和所有的历史一样,有着自己的盛衰与变迁。
第三、四、五、六讲,我觉得是这本书,甚至整个敦煌学的核心,因为没有这四讲的内容,就没有敦煌学的出现。
藏经洞的发现以及后来各支探险队的“考察”,不仅让尘封几百年的三界寺文物重见天日,而且开启了整个敦煌学的大幕。
当然,这也是敦煌学中最涉及国家民族情感的那部分。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这么多无价之宝惨遭流离,这自然是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
而且,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虽然近来有些人开始为王道士平反,但是,我深深觉得他的行为不容置疑,自始至终都是完完全全的卖国贼行为。
对于外国人对敦煌的掠夺,我们自然要记住,但是,更应该记住的是国人的做法——瞧瞧我们自己人对自己的东西都做了什么!之后的内容,则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了。
论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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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1年/2月/17日/第011版理论・史学论敦煌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郝春文一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首先提出的。
1989年,日本学者池田温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中,指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已使用敦煌学一词。
池田先生并未直接否定中国学者的说法,只是委婉地指出,在1930年以前,“敦煌学已经部分地使用了”。
2000年,王冀青发表《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一文,具体论证了石滨纯太郎使用敦煌学一词要早于陈寅恪。
没有证据表明陈寅恪先生使用敦煌学一词是否受到了石滨纯太郎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陈先生振臂一呼,敦煌学才在我国学术界广泛流传开来,并激励几代中国学人投身敦煌学研究。
所以,池田先生所说在1930年陈寅恪使用敦煌学之前,敦煌学一词只是“部分地使用”(在小范围内流传),也是事实。
如果从1925年算起,敦煌学一词已经流行了85年。
80多年来,这个名词的内涵、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
起初,敦煌学不过是指研究敦煌文献而形成的新的学问或新的学术潮流。
以后其范围逐步扩大,学术积淀也日益深厚。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逐渐把敦煌学看作一门学科,与此同时,有部分学者不同意把敦煌学当作一门学科,也有学者继续模糊地使用着敦煌学。
这样,我们可以把敦煌学分为两种不同属性的对象来进行讨论。
一种是作为历史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一种是作为学科概念的敦煌学。
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学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见仁见智、见人人殊。
对敦煌学而言,命名的原则就是它的空间范围必须限定在历史时期的敦煌,包括历史时期敦煌管辖的地区。
如果某个地区曾经一度归敦煌管辖,这个地区在敦煌管辖的时间内可以划入敦煌学的范围;反之,则不可。
所以,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也是有前提的,即它的空间范围不能跨越敦煌及其管辖地区。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使用者才可以对敦煌学各说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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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注: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
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
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
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
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
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
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
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
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
”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
敦煌写本以佛教经典为主,还包括佛典之外的道书、经史子集四部书和其它典籍,而且在佛经等卷子的背面、裱纸和备用纸上,也留存了丰富的公私文书,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见。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文书现分藏于英、法、俄、中、日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为学者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
虽然20世纪60年代公布了英国图书馆藏和北京图书馆藏的大部分文书缩微胶片,70年代末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卷也全部公布,使学者全面掌握敦煌文书最主要的三大馆藏成为可能。
但是六、七十年代所制成的胶片和照片,清晰度十分有限,特别是法藏文书,由于原件上面包了一层薄纱,拍照效果很不理想,所以很多重要文书无法识读。
而且由于编目工作的局限,许多正背面都有重要内容的文书非看原件无法进行研究。
从1985年开始,作者相继走访了各国大小收藏单位,包括英、法、俄及日本、德国、丹麦、瑞典、美国等较零散的单位,还有海峡两岸各个分藏单位,从而全面地接触大量写本原件,并在收集散见未刊文书及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上做出很大努力,有不少补前人所阙之发见。
例如在第三讲《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中,作者从零碎的资料中辑出斯坦因到来以前藏经洞文物流散的情况,并认为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后到1907年斯坦因进洞以前,流散出来的敦煌绢画和经卷中不乏精品。
如原为廷栋旧藏、后经许承尧售出的卷子,现分藏于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处。
从已经发表的北大、上图、上博、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卷和作者经眼的台北“中央”图、天理图、弗利尔的许氏旧藏卷看,其中不乏精品。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7-60页。
)作者还指出,尚未经敦煌学者仔细调查的安徽省博物馆藏卷,从《中国古代书画图录》发表的《本际经》和《书信》卷子来看,也是早期流散出来的重要典籍和文书。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59页。
)再如,属于叶昌炽旧藏、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的《地藏菩萨像》,因其色彩过新,以致让研究者迟疑不定,而长期没有正式发表。
1997年2月,作者有机会走访弗利尔美术馆,见到这幅学界寻觅已久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遂向馆方提供了其在入藏该馆前的流传情况和相关记载,在得到馆方许可后,予以发表,以便学人探讨。
(注: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Changchi:PioneerofDunhuangStudies),《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NEWS)No.7,Spring1997,第5页。
)这些早期资料的收集鉴定,不仅有利于全面收集敦煌资料,亦为散藏敦煌写经的真伪辨别提供了标本。
关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流散、收藏、整理与研究的情况,作者曾著有《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注: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书第五讲《敦煌宝藏的收藏与整理》则增加了中国收集品的情况,重点在未刊资料以及近年来中外合作编辑出版海外敦煌文献大型图录的工作。
特别是自1992年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18000余件全部资料,此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学术界提供大量新材料。
1991年2-8月,作者曾应英国图书馆之邀,去做S.6981-13677号非佛教文献的编目工作。
(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7月。
)由于这部分文书残片大多没有首尾和题名,而且所存文字极少,比定工作十分艰难。
2000年,作者又把自己和其他学者对这些残片的陆续比定结果和改订意见,汇总发表。
(注: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宋家钰、刘忠主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387页。
)关于各国写本的编目工作,作者特别表彰了二战后在戴密微推动下,法国科研中心的敦煌研究小组对法藏敦煌写本的编目。
与已刊敦煌写本目录相比,法目著录最详,每号内各项内容均一一分别著录。
其优点在于著录详尽,可以让看不到原卷的人尽可能了解原卷的外观,特别是一些缩微胶卷或照片上看不到的红字和朱印;其每项内容附有研究文献出处,与东洋文库目录相仿,虽然不够完备,但极便学者使用;目录按伯希和编号排列,便于检索,又用主题分类索引的方式做了统一安排。
作者认为这是目前处理敦煌写本编目的可取方法。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11页。
)由于广泛接触过写本原件,在整理敦煌写本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一问题上,作者多补前人所阙。
如由于用敦煌写本补《全唐诗》的影响,敦煌诗歌一直是按同作者或同类诗的方法归类整理的,这样往往割裂了敦煌本原卷抄写诗歌的内在理路,违背了原编者的抄写原则。
王重民先生曾把P.2492诗集写本著录为“白香山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也把它作为附录。
然而最近发现的俄藏Дx.3865是紧接P.2492诗之后的诗册散页,两件可以直接缀合,俄藏卷除了接着法藏卷的白居易《盐商妇》外,以下还有李季兰诗(首句“故朝何事谢承朝”)、白居易《叹旅雁》、《红线毯》、岑参《招北客词》,显而易见,这个卷子只是唐朝一个诗文合抄集,而不是白居易自己的诗集。
如果不直接阅读文书原件,特别是全面掌握文书资料,是很难有这样的认识的,作者进而指出:“可见敦煌诗集抄本的形态,与今人的别集不同,整理敦煌诗歌,应当充分尊重原卷诗歌的次序和同卷上相关联的其他内容。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77页。
)作者认为,基于这种认识而精心整理敦煌诗集的著作,当推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此书不论从校录之精审,还是从忠于原文而言,都可作为今后四部书整理工作的典范。
敦煌学自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经过近百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今人的研究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深入。
有关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鉴于中国已出版的有关“敦煌学史”的论著,偏于中国学者的成就,而忽视了外国同行的贡献,作者在法国戴仁教授《欧洲的敦煌研究》一文基础上,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来审视欧美学者利用敦煌西域出土资料对东方学的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资料对汉学研究所作之贡献,以及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以期理清一个线索,为全面整理近百年的敦煌学学术史作准备。
作者强调,在与敦煌汉文写本密切相关的各种胡语的研究上,欧美学者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此类材料的解读考释,必将有助于汉文文书的深入研究。
作者又专辟一章,分析了几乎同时接触到敦煌资料的中国和日本学界对敦煌资料的利用和不同的学术走向。
作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敦煌学的特征时指出,敦煌学人只有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敦煌学研究要想把路子拓宽,就要兼容并蓄,尽量促成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影响;开展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术的进步至关重要。
这些经验性的总结仍然是今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准绳。
就日本学者而言,他们在敦煌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敦煌学研究在涉及范围上虽不及中国学者广泛,但在某些领域,如佛教典籍、道教史、唐史、非汉语文献,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作者以2000年《亚洲学刊》(ActaAsiatica)第78号所发表的百桥明惠、森安孝夫、高田时雄、吉田丰四人的文章为例,指出“面对一个个富有实力的日本敦煌学中坚,特别是他们在藏文、粟特文等方面的成果时,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敦煌学在日本’这句激励过许多中国学者奋发上进的话语”。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191页。
)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并非简单地胪列前人众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问题,以期在前人基础上对课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由于作者对多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因此多能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
如作者在总结归义军史研究的状况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归义军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待深入探讨。
作者爬梳过有关的汉藏文书,撰有《通颊考》,(注: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144页。
)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
同时敏锐指出“目前,在敦煌历史研究中,最有潜力而且也是最难的研究课题,就是吐蕃统治敦煌问题,希望有年轻的学者把这项研究深入下去。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32页。
)近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与元代汉文文书、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残片同出的有两叶四面完整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蒙元时期景教传播的认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目前还难以解释的新问题。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44页。
)作者还指出“经过语言学家多年的努力,现在大多数于阗语的文献已经解读,但是还有不少译自汉语佛典的于阗语文献没有比定,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文书没有圆满地翻译出来。
这些材料主要是属于十世纪的文献,与沙州归义军的汉文文书可以互相发明,因此还有待深入研究。
”(注:《敦煌学十八讲》,第280页。
)以上诸例,皆为作者深入研究之后的学术心得。
在整个学术史回顾中,作者之重点在“导”不在“评”,即引导后来者如何在材料占有和问题深入上去超越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