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译介与推广——兼论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童话发展的影响

[摘要] 周作人是最早将王尔德童话译介到中国的翻译者，同时也是最早对王尔德童话进行评论的理论家。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人道主义的评价，影响着五四时期对王尔德童话的解读和接受，而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现实主义童话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周作人王尔德童话译介评论影响

一

王尔德是19 世纪唯美主义先锋作家，其一生在诗歌、戏剧、童话、小说创作、文学批评等领域颇多建树，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早在20 世纪初就开始被我国接受，并对我国现代文学发展施以深远的影响。而研究王尔德在我国的接受史，首先要提到的人物就是周作人。从现存的史料看，周作人是我国最早译介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家。1909 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出版了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集子首篇就是周作人翻译的淮尔特（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著名童话《快乐王子》）。此文用文言文翻译而成。《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卷末新译预告有王尔德的《黄离》，《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卷末新译预告也有王尔德的《杜鹃》，但第二册在1909 年6 月11 日出版时没有王尔德的《黄离》，第二册以后因销行不好也没有再出版下去。虽然除了《安乐王子》外，王尔德其他童话未见译介发表，但从出版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重视。而周作人之所以看重王尔德，与其在日本留学生涯和国内形势有关。1906 年周作人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因近视改习土木工程；1907 年夏进入法政大学预科；1908 年夏进入立教大学。后因受兄鲁迅弃医从文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译介和理论研究的工作。据《周作人回忆录》记载，1906 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不久，就“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这方面感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

[1](P644)当时在日本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领袖人物正被人们重视，其美丽的充满人道主义的童话让周作人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难之际，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一代知识分子高扬的时代主题，在文学上需要一种破旧立新的作品以推动社会改革，在这种情形下身处日本的周作人选择了王尔德童话的译介以期达到“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2]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共印了一千本，第二册共印了五百本，但根据周作人于1920 年为《域外小说集》所作的“序二”中介绍，这本译作出版的十年中，两册合计只售出四十一本，[2]因此从社会影响看，集子的读者较少，影响范围不大。但是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关注，引发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阵营里译介王尔德作品的热潮，从此王尔德与一大批“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2]当时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刊物，都纷纷译载王尔德包括童话在内的作品。

二

周作人不仅是译介王尔德童话的先锋，也是积极推广、评说王尔德童话的理论家。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安乐王子》的“著者事略”中，对王尔德（时译为“淮尔特”）作如下介绍：“淮尔特素持唯美主义，主张人生之艺术化，尝自制奇服服之，持向日葵之华，游行于市”，“又有童话集二，一曰《石榴之家》，一曰《安乐王子》，其九篇，亦甚美妙，含讽刺。今所译《安乐王子》，即第二种之首篇，可例其它，而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又其著作中之特殊者也”。[2]周作人总结王尔德童话思想特征是“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可谓一针见血。

周作人这个评价一直影响着五四时期人们对王尔德童话的认识，当时学界对于王尔德童话的认识基本上就是周作人所评价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如1921 年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小说月报》刊登了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民国日报·觉悟》在1922 年4 月分12 次连载了张闻天和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后来收入商务印书局出版的《狱中记》中，文字略有修订），“这两篇文章对王尔德其人其文的品评颇为翔实得体，基本上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王尔德的认识水平。”[3]沈泽民在文中说“安乐王子是讽刺的短篇神话，很富于社会的同情，

而仍不失其为唯美主义者的本色”；[4]张闻天在读过穆木天的童话译本之后，从文字到作品体现出来的基调都作了批评：“除文字都十分华美、优雅之外，尚有一贯的基调，这就是热烈的爱和敬虔的爱底赞美和嘲笑的、矫激的社会底批评。”[5](P21)

上世纪2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形势以及周作人自身艺术观点的变化，周作人对王尔德的童话的评价开始从思想价值转到艺术价值的层面。他说：“记录民间童话的人是民俗学者，德国的格林兄弟是最著名的例子，创作文学的童话的是文人，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人。”进而说“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他的喜剧的价值就在这里”。[6](P65)

1922 年4 月2 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王尔德童话》，这是为穆木天选编的《王尔德童话》所写的书评。在这篇书评中他首先澄清了国人对于“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模糊认识，使“童话”在中国得到正名，进而借用安德鲁·朗在《文学的童话论》中有关“童话”的阐述，指出何为“文学童话”，他认为，“在近代文艺上童话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内容尽多变化，如王尔德、孟代等的作品便是这文学的童话的最远的变化的一例了”。周作人从王尔德作品的文艺特色这一角度，将王尔德童话与格林、安徒生童话作比，认为王尔德的童话具有“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倘若是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那么王尔德的特点可以说是…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了。因此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又引用亨特生的《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中的评价，认为王尔德的九篇童话都是“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条深红的线坚固地缀成一帖”。[7](P107)

在这个书评中集中体现了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基本观点，归纳起来有：一是肯定王尔德童话“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和感伤的风格。这一评价是沿袭了佩特等人的说法。1888 年《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出版以后，沃尔特·佩特评论说，王尔德的童话“充满了精致纤巧的韵味和纯正的英语风格”，[8](P370)之后赵景深、巴金也沿袭周作人的说法。二是认为王尔德童话虽反映社会，但有颓废思想，“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这个评价与当初“人道主义倾向”有所不同，是受时代潮流影响的评价。三是指出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倾向。周作人明确指出：王尔德的童话是“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它“纯粹是诗人之诗”，“而非是儿童的文学”。这与周作人秉持的儿童观有关，周作人的儿童理论主张“儿童本位”，王尔德童话成人化是他所不赞成的。

1909 年至1923 年“这一时期正是周作人一生中思想发展最明亮的时期，也是他对新文学最有贡献的时期”，[7](P3)这也周作人从事儿童文学活动的时期。虽然王尔德童话在周作人儿童文学活动中并不是主要的内容，但是周作人的推介对于王尔德在我国传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周作人译介王尔德童话立足点完全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需要。王尔德童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反叛社会的元素，被周作人所注意并推崇之后迅速得到知识界的认同。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发难期, 正是由于周作人的积极推介才令王尔德童话被我国文学界所关注，从而进入中国读者的接受视域，从童话接受开始，扩大到戏剧、诗歌、小说、散文以及唯美主义理论的接受，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掀起了“王尔德热”。从这个意义说，王尔德被中国人接受，周作人功不可没。

三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如茅盾所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9]这一时期我国儿童文学基本内容是翻译（重译与直译）外国儿童文学、采集民间口头创作、改编传统读物，而儿童文学创作多借鉴国外儿童文学。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一类，其现代化也是在五四时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不少作家都是从爱读童话、翻译童话到创作童话，他们从西方童话“新的内容”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与感染，接受并吸取用以促进自己的创作。王尔德童话由于周作人等人的推广，这个时期逐步受到国人的关注、重视。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