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作者：姜国钧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04期[收稿日期]2010-04-[作者简介]姜国钧(1962-),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

[p7]基本学术价值学术自由2、所有形式的言论自由,都可以根据两个基本理由来判断。

就个人而言,他所选择的言论和写作权力作为一种自由形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助于丰富和激励其生活。

这种自由一旦被剥夺,他就失去了充分参与智力交流活动的机会,而智力交流活动却是有助于培养人的价值观,有助于认识世界,有助于发挥那些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的。

言论自由,除了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之外,传统上在美国已被看做是与社会福利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

纵观历史,当我们在了解自我、了解我们的社会公共机构以及我们生存环境的发展进程时,发现社会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如果我们希望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就不能用传统观念对这些人加以约束,也不能设置其他人为的障碍来抑制创造性思维。

[p17]3、虽然学术自由的原则现在已得到广泛接受,但现代大学多变的命运已带来一种更加微妙的新危险。

这些危险是大学教学人员和大学外部世界之间形成较为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所直接造成的结果。

[p24]通过对外界的广泛接触,教授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这些利益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大学教学人员是依靠外来经费开展科学研究,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将会受到能获得必需的经费来源的影响。

[p25]随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逐渐习惯,他们或许越来越不会对官方政策提出异议,也不会支持可1、大学走出象牙塔的过程正是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正是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过程。

2、在欧美,这一过程不是“跨越式”的,更不是“割裂式”的,而是“渐进式”的、“继承式”的。

大学在象牙塔中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学术价值被带出了象牙塔,而不是被丢弃在象牙塔中。

像博克这样的哈佛大学的校长首先考虑的是走出象牙塔之后,大学如何坚守基本的学术价值。

学术自由显然是基本的学术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

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

我们总是把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立起来,把学术自由看成是某种不安定的因素。

殊不知,没有那些个人的“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社会进步就缺少了强大的推动力。

停滞不前才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停滞意味着存在一种强大的反人性、反社会的力量,它阻碍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将社会矛盾激发到尖锐的程度。

3、学术自由以衣食无忧、研究条件优越又聪明绝顶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为前提。

象牙塔内外的惟一差别是研究的条件不同。

象牙塔中的研究条件是由学校提供的,而且学校提供这些条件除了服务于研究者外,没有其他的目的。

象牙塔外的研究条件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提供的,其目的是得到相应的回报。

因此,即使研究条件是由学校提供的,如果其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声望、应付某种评估等其他的目的,也没有学术自由可言。

相反,即使研究条件是由社会提供的,只要提供者没有学术以外的目的,同样可以有学术自由。

为实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做研究是不自由的,能危及自己影响力或得罪庇护人的观点。

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们不仅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在人事方面还可能渐渐地变得更加“讲究实际”、“注重现实”和“面面俱到”。

遗憾的是,他们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更加世俗,对自己参与和涉及事件的发生和政策制定也越来越无法作出公正审慎的判断。

[p25-26]4、我们尽管不情愿,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学术独立性的标准已不复存在。

现代生活条件已为知识探索活动设置了新的压力和约束,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学者们免受大学自己造成的人为限制的约束。

大学能够努力做到不处罚持不同观点的教授,努力保护教授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其不受大学外界敌对压力的侵扰。

[p27]学校自治和国家要求5、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大学几乎不受任何条款的约束,甚至连工人补偿费和失业保险资金这样的基本措施也没有。

但是,现在开始发现自己受到许多规定的约束。

[p40-41]新的管理条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常规立法的形式制定的。

相反,华盛顿一般是通过作出一些大学接受联邦经费的附加条件的规定来进行干预的。

[42]既然高等教育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政府就越来越想进行干预,以确保学院和大学很好地为公众服务。

然而,我们也明白,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扼杀教育的创造力和活力。

这种情况实际上从其他社会的大学经历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现象。

[43]由于大学是在思想王国里运转着的,因此保护大学的自由权,使其免受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政治干涉尤为重要。

犯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因政府当局手伸得太长而变得更大。

如果仅仅一所大学出问题,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然而如果联邦政府官员犯了错误,其危害则会是无比巨大的,政府的行为一般是把制定的政策和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普遍的学术机构,即使不是百分之百,也会有许多学术机构受到影响。

由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范围广,而且时间也长。

[p45-46]6、政府的管制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也会造成损害,因为施行千篇一律的规定会削弱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而办学的多样性对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p46]为什么聪明的学者们会愿意做这样的研究呢?因为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学者们因此“收入有所增加”,“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这些利益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

首先失去的是“自由之精神",随后,渐渐地也就失去了“独立之人格”。

而最后,社会将失去能“作出公正审慎的判断”的知识分子。

4、然而,事情并不总是按照上述逻辑向最坏的方向发展。

被人所意识到了的问题终究能够被人解决。

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如何处理“义利关系”。

作为大学校长的博克,能努力做到保护教授们的言论自由,使其不受外界压力的侵扰。

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自己何尝又做不到自觉抵制名利的诱惑,始终保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更有“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精神品质存在。

5、欧洲的大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自治的,起初并不是因为学术方面的原因,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大学的存在能给一个城市带来许多消费,大学因此获得了自治的特许。

但大学在自治中所获得的好处是免受外界的干扰,可以自由地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自治也因此成为了欧洲大学的基本学术价值。

有趣的是,继承了欧洲大学传统的美国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治却是因为国家意识到大学有着比促进消费更加重要的作用。

最初是那些赠地大学为地方的农业生产服务。

不过这些大学,包括最著名的威斯康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哈佛、耶鲁等象牙塔中的大学。

二战中,美国的大学,包括那些象牙塔中的大学在武器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让政府看到了大学的重要作用,接下来的冷战更需要大学发挥这样的作用。

于是,美国的大学走出了象牙塔。

所幸(不幸)的是,美国人看到他们的对手比他们更加重视大学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并且“轻而易举地扼杀教育的创造力和活力”。

美国人冷眼旁观这种“令人痛苦的现象”,对政府当局伸得太长的手有了高度的警惕和冷静的反思。

6、不独高等教育,多样性对于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和哲学、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对所有的证明都不屑一顾,而只坚持个人头脑中的意识和意志,那实在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现象”。

7、政府干预不仅削弱多样性,抑制改革,犯下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而且也会迫使大学花费大量钱财来迎合政府条例的要求。

[p46-47]8、教育过程是非常微妙、难以捉摸的,教育的成功与否和质量的好坏是难以用诸如最低限度课时量、师生比例和图书馆藏书量等任何客观标准来衡量的。

而且,实行这样的标准也会冒很大风险,会使本来应该是丰富多样的、需要不断试验的教育方法变得千篇一律、过于死板,会使负有特殊使命的学校出现格格不入的结果,会使政府规定的用意变得模糊不清。

此外,此类标准一般还会导致各种欺骗性对策的出现,以规避法律制裁,由此促使政府承担实施法规所需的与日俱增的费用开支,促使政府作出详细的学术决策。

[p63-64]大学的目的和社会责任9、19世纪,我们的学术机构从欧洲模式中汲取了许多灵感:从德国引入了以学生实习为辅助、专业教授从事科研为主的研究性大学思想;从英国则引进了突出强调本科生教育以及学生智力发展和道德情感教育兼顾的教育思想。

[p69]按英国和德国大学传统设置的学术机构显得有些脱离公众要求,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传统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强调学习和发现的价值。

大学将科学研究发现成果运用于实践,或是通过聚集一大批青年英才,帮助他们增长见识和培养崇尚探索的精神,由此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用马修•阿诺德的话说,高等教育无疑是“在无声之中对国家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影响”。

但是,任何接踵而来的社会变革都只是大学的副产品,并不是大学存在的理由。

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大大不同于欧洲模式。

美国人往往把高等教育视为向快速发展的社会提供所需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

1862年,国会通过的《莫里尔法案》就包含了这种精神。

[p68-70]几十年来,私立大学在办学模式上曾一直落后于政府赠地大学。

1945年后,联邦政府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各种拨款,支持全国的大学建立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进一步采取主动,鼓励大学——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去满足国家重大的需要。

[p71]此外,基金会在战后时期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最初,这些基金会提供大量经费的目的经常7、迎合政府的要求是要花钱的。

院系调整是花了钱的,高等教育大跃进是花了钱的,教育革命是花了钱的,高校合并是花了钱的,应付评估是花了钱的。

这些钱是在教育经费非常紧张,甚至是在饿死人的情况下花掉的。

8、30年前博克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完整地在我们的高校评估中再现了,而且博克并不十分肯定的一些推论在我们的评估中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各种欺骗性的对策出现了;与此同时,防止欺骗和造假的各种各样的规范和对策越来越详密和严格。

政府能插手的,能够进行评估的只可能是那些客观的标准。

而这些标准恰恰又不能用来衡量高等教育的成功与否和质量的好坏。

如果一定要用这些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只会阻碍大学的成功,伤害大学的质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抓质量,质量越上不去的原因。

这也就是大学为什么要自治的理由。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学亦若烹小鲜也。

9、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之所以成为大学的基本价值,是因为大学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目的,或者说大学自有其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