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作者：姜国钧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04期

[收稿日期]2010-04-

[作者简介]姜国钧(1962-),男,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p7]

基本学术价值

学术自由

2、所有形式的言论自由,都可以根据两个基本理由来判断。就个人而言,他所选择的言论和写作权力作为一种自由形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助于丰富和激励其生活。这种自由一旦被剥夺,他就失去了充分参与智力交流活动的机会,而智力交流活动却是有助于培养人的价值观,有助于认识世界,有助于发挥那些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的。言论自由,除了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之外,传统上在美国已被看做是与社会福利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纵观历史,当我们在了解自我、了解我们的社会公共机构以及我们生存环境的发展进程时,发现社会已取得了很大进步。……如果我们希望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就不能用传统观念对这些人加以约束,也不能设置其他人为的障碍来抑制创造性思维。[p17]

3、虽然学术自由的原则现在已得到广泛接受,但现代大学多变的命运已带来一种更加微妙的新危险。这些危险是大学教学人员和大学外部世界之间形成较为密切的接触和联系所直接造成的结果。[p24]

通过对外界的广泛接触,教授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这些利益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大学教学人员是依靠外来经费开展科学研究,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将会受到能获得必需的经费来源的影响。[p25]

随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逐渐习惯,他们或许越来越不会对官方政策提出异议,也不会支持可

1、大学走出象牙塔的过程正是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正是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过程。

2、在欧美,这一过程不是“跨越式”的,更不是“割裂式”的,而是“渐进式”的、“继承式”的。大学在象牙塔中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学术价值被带出了象牙塔,而不是被丢弃在象牙塔中。像博克

这样的哈佛大学的校长首先考虑的是走出象牙塔之后,大学如何坚守基本的学术价值。

学术自由显然是基本的学术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进步。我们总是把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立起来,把学术自由看成是某种不安定的因素。殊不知,没有那些个人的“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社会进步就缺少了强大的推动力。停滞不前才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停滞意味着存在一种强大的反人性、反社会的力量,它阻碍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将社会矛盾激发到尖锐的程度。

3、学术自由以衣食无忧、研究条件优越又聪明绝顶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为前提。象牙塔内外的惟一差别是研究的条件不同。象牙塔中的研究条件是由学校提供的,而且学校提供这些条件除了服务于研究者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象牙塔外的研究条件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提供的,其目的是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即使研究条件是由学校提供的,如果其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声望、应付某种评估等其他的目的,也没有学术自由可言。相反,即使研究条件是由社会提供的,只要提供者没有学术以外的目的,同样可以有学术自由。

为实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做研究是不自由的,

能危及自己影响力或得罪庇护人的观点。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们不仅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在人事方面还可能渐渐地变得更加“讲究实际”、“注重现实”和“面面俱到”。遗憾的是,他们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更加世俗,对自己参与和涉及事件的发生和政策制定也越来越无法作出公正审慎的判断。[p25-26]

4、我们尽管不情愿,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学术独立性的标准已不复存在。

现代生活条件已为知识探索活动设置了新的压力和约束,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学者们免受大学自己造成的人为限制的约束。大学能够努力做到不处罚持不同观点的教授,努力保护教授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其不受大学外界敌对压力的侵扰。[p27]

学校自治和国家要求

5、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大学几乎不受任何条款的约束,甚至连工人补偿费和失业保险资金这样的基本措施也没有。但是,现在开始发现自己受到许多规定的约束。[p40-41]

新的管理条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常规立法的形式制定的。相反,华盛顿一般是通过作出一些大学接受联邦经费的附加条件的规定来进行干预的。[42]

既然高等教育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政府就越来越想进行干预,以确保学院和大学很好地为公众服务。然而,我们也明白,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扼杀教育的创造力和活力。这种情况实际上从其他社会的大学经历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现象。[43]

由于大学是在思想王国里运转着的,因此保护大学的自由权,使其免受不合理和不公正的政治干涉尤为重要。犯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因政府当局手伸得太长而变得更大。如果仅仅一所大学出问题,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然而如果联邦政府官员犯了错误,其危害则会是无比巨大的,政府的行为一般是把制定的政策和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普遍的学术机构,即使不是百分

之百,也会有许多学术机构受到影响。由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范围广,而且时间也长。[p45-46]

6、政府的管制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也会造成损害,因为施行千篇一律的规定会削弱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而办学的多样性对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p46]

为什么聪明的学者们会愿意做这样的研究呢?因为有重大的利益交换。学者们因此“收入有所增加”,“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但是,这些利益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失去的是“自由之精神",随后,渐渐地也就失去了“独立之人格”。而最后,社会将失去能“作出公正审慎的判断”的知识分子。

4、然而,事情并不总是按照上述逻辑向最坏的方向发展。被人所意识到了的问题终究能够被人解决。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如何处理“义利关系”。作为大学校长的博克,能努力做到保护教授们的言论自由,使其不受外界压力的侵扰。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自己何尝又做不到自觉抵制名利的诱惑,始终保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不得不接受的

事实,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更有“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的精神品质存在。

5、欧洲的大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自治的,起初并不是因为学术方面的原因,而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大学的存在能给一个城市带来许多消费,大学因此获得了自治的特许。但大学在自治中所获得的好处是免受外界的干扰,可以自由地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自治也因此成为了欧洲大学的基本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