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特征分析

徽商特征分析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

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

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

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五、资本雄厚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

六、“徽骆驼”，“绩溪牛”

胡适之先生曾生动地把徽商精神概括为“徽骆驼”和“绩溪牛”精神，这既是对徽商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徽商的深切鼓励。指的是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徽商团结互助,贾儒结合的精神。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精神、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勤俭节约、小本经营开拓进取、精于管理、严于律已的精神。

七、诚信经营

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

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

八、契约意识强

徽州本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历史上留存至今的各种文书就达到二十余万件，其中就有不少商业方面协议合同书。当就目前已发现的商业合同书看，徽商是十分重视契约约定的。

九、贾而好儒

徽商最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或“贾儒结合”。意思就是:商人崇尚儒家思想或者商人具有儒家思想。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多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第二,‘雅好诗书’,好学不倦；第三,老而归儒；第四,重视和资助文教。”如明人谢肇淛认为“新安人近雅”。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

徽商贾而好儒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一方面，在徽商兴起的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依旧占主流。对商人，人们的评价是很低的。徽商走上经商之道，

实在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徽州本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区，它是朱熹的故乡，同时是新安理学诞生之地，素有“南方陬鲁”之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商人，好儒也就很好理解了。除此之外，通过提升自己的儒家文化修养，有利于改变世人对商人的看法，徽商也能借此结交一些士大夫阶层，为其发展商业拓宽道路。历史上，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赢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十、重视教育

徽商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而且教育子弟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注重“正身率下”，注重言教和身教的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教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团体。

在言传身教相结合的同时，徽商更侧重身教。根据宗韵的研究，商业教育在明清徽商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宗韵的研究，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

知识教育方面，除了教给子弟一些文化知识外，还常常把自己的子孙带到商业实践中去磨练，让他们能够掌握商战的战略和技巧；素质教育方面，则主要磨练他们的坚强意志和耐力，培养勇气和冒险精神以及勤奋、节俭的素质。技能训练方面，主要教授子弟一些经商的技能，比如要长于书算，以及善用贾道，如趋时逐利、远出射利、慎择经商之地等。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徽商业很重视对侨寓子弟的教育，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徽商对自律的教育，在内容上，实现了人文教育、商业文化教育、实践能力教育的统一；在教育方法上，采用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跟当时只重视诵读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相比，是极大地进步。

十一、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

徽商的高文化素质源于良好的教育以及良好的文化氛围。叶显恩认为：徽商的高文化素质，与其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背景有关。对传统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促使徽商成为具有高文化素质，高文化品味的商人集团。徽商最具创新进取精神的是抓住世纪大航海时代提供的机遇，改变以耕读为主的传统道路，做出以发展商业为主、采取非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李少玉认为，徽商具有高超的经营艺术，主要表现在活多样的资本组合模式、不拘一格的商业运行模式以及高人一筹的商业筹划模式上。可以说，这些都是徽商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的体现。高文化素质和高创新精神，使得徽商在同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从而确立了徽商雄踞十大商帮之首、执商业牛耳达300余年的地位。

十二、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徽商乐善好施，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业，很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如民国时歙县志记载，歙县商人吴荣运，“岁饥，捐金助赈，全活无数。”另外还有休宁商人汪世良，“倡立急公会，输税课数十年不怠。”据卞利教授的研究，徽商捐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