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系数介绍

一、恩格尔系数的概念及其广泛运用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

恩格尔对当时比利时的三个阶层作了统计调查，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收入少的阶层指出食粮费的比率反而高。

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粮费支出比率渐次减少，衣着费的支出比率也渐次减少但比率变化较少，住宅费、燃料费的支出比率保持不变，文教卫生娱乐等杂项费用支出比率随所得增加急速增长。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最早确立的两个函数关系之一。

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统计工作之中。

人们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

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

2003年我国发布的第一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47.7%（小康），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富裕）。

在新华社的网站上，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有一篇关于本地区恩格尔系数数据的报道，以反映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

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

①二、恩格尔系数的质疑1、恩格尔失灵。

恩格尔当时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凭经验推断出的，并没有理论依据。

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恩格尔系数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大多在统计调查中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1868年，德国统计学家修瓦彭研究了柏林市民的所得额与住房支出的关系，推翻了恩格尔的关于住房支出比例相对不变的结论。

他指出，住房支出比率也适用于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规律。

后来，其他的经济学家根据统计资料发现服饰等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变化规律也类似食物支出的变化规律。

1984年，苏志平、张克昕等教授曾对河北省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农民普遍的食粮费用支出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比例。

但是苏志平教授同时指出，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不到），而在住房方面（占总支出40%以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俭朴的生活，在吃的方面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

①我国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而得：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②40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翻了两三番，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分别下降了13.9%和12.2%，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符，而且中间还曾出现过数次反弹。

令人困惑的还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并没有造成恩格尔系数的大幅度上涨，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也仅造成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小幅度反弹。

事实上，“纵观我国人民三十多年的消费结构历史，并没有给与恩格尔系数实践上的论证。

”①2、恩格尔悖论。

恩格尔系数在两个前提下普遍适用：（1）假设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

但问题的焦点在于食品的消费弹性。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与现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买方市场不同，恩格尔所处的19世纪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产品并不丰富，尤其是食物，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构成也十分单调。

在“填饱肚子”是绝大多数居民的第一要务时，没多少人会在意食物的“口感”如何，食物等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外国经济学家常用所谓“巨无霸指数”来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但是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汉堡包在西方国家是居民的日常食物（甚至有称其为“垃圾食品”），而在中国，汉堡包却是作为一种比较“高级”的食物出现（少数极发达的地区除外）。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这就需要明确，食物的作用究竟是“维持生命”还是“享受生活”（尤其是酒和“休闲食品”的出现）？有食物用于享受，无疑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如同历史学家指出的，酒的出现说明粮食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还出现了富余，这也是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表现），用于享受的食物的弹性无疑大于用于维持生命的食物弹性。

但问题在于哪些食物是用来“享受生活”的？这一部分食物是否应算作恩格尔系数公式中的“食物支出”（分析恩格尔系数的本意，用来享受的食物应该不算作食物支出）？那些既可以用来“维持生命”又可以用来“享受生活”的食物该怎么归类？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同样做为“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汉族的主要肉食是猪肉，而受宗教影响，穆斯林的主要肉食是牛肉。

牛肉的价格一般比猪肉价格高出25%左右。

消费主体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恩格尔系数的准确性。

同样，高级食品以及食物等级等消费弹性食品的存在就使恩格尔系数公式的计算失去了标准。

以湖南为例，大米是湖南居民的基本食物。

市场上湖南产的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1.5元左右，优质大米（如东北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2元左右，进口大米（如泰国大米）的零售价则高达每市斤3元左右。

而不同品种的大米除了在所谓“口感”方面有所不同外，对满足居民饮食要求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居民对主食的选择带有习惯性，在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不同的家庭在总支出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都一样，但对大米品种的选择不同（一般而言，南方人对大米的要求较为讲究），如果机械地以恩格尔系数公式进行计算，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结论——食用高级食品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

根据张晓卫和孙卫平的研究，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剩余收入中继续投向食品的比例高达13.76%，“虽然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但老百姓仍把食品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消费类别”第一，服务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跨过2000美元大关，在这个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的特点是实物消费比重逐渐降低，服务性消费比重不断提高。

近年来，我国居民对服务性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消费支出逐步向服务性消费领域分流，家庭服务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

2006年城镇居民全部消费性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2441元，比上年增长9.7%，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的24.8%提高到28.1%，提高了3.3个百分点。

一些大中城市居民这一比重已超出三分之一。

第二，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重提升很快，人均居住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4.8%提高到2006年10.4%，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4%提高到7.7%；农村居民居住支出自1993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3.9%～16.4%的高水平，成为仅次于食品居第二位的主要支出。

这几年正是我国居民购房的高峰期，但是在房屋支出中，工薪家庭往往背负着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银行贷款，月供固定支出占工资收入的一半以上，恩格尔系数自然趋于下降。

需要强调的是，居住支出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与人们的想像有很大出入。

统计中的居住消费支出并不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只包括与居住相关的日常性支出，如房租、水电煤燃料、房屋装修等，而居民购房支出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来处理的。

而事实是，人们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住房消费，这将对一般消费品有很大的挤出效应。

由于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会继续大幅上涨，贷款利率不断上升，许多家庭会抑制其他消费，以积攒首付款和支付月供款。

过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支出明显挤出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绝大多数购房者纷纷削减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这严重削弱了我国刺激内需的政策效果，成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障碍之一。

第三，居民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及医疗消费支出的过大挤压所致。

据200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八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比重占家庭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农村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虽不到城市家庭的二分之一，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却最高；近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消费占居民个人支出的比重也不断提高。

所有这些都表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恩格尔系数有所下降，并不意味着居民用于享乐的消费增加了，而是由其他方面支出的挤压造成的。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较高，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低，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较穷。

反之，恩格尔系数较低，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高，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较富裕。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

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

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

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一、恩格尔系数与恩格尔定律的提出１９世纪中叶，德国统计学家、时任普鲁士统计局局长的恩斯特·恩格尔对１５３户比利时家庭的家庭预算和支出进行分析后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或者伴随人们富裕程度的上升，其家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下降，用于非必需品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会上升。

在生活必需品中，食品占据了较大比例。

他特别指出：“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

”由此，人们把恩格尔关于“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的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的表述称之为“恩格尔定律”，把家庭食品开支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

但在具体数据的应用上，由于较难确定“生活必需品”的概念，人们一般以食品开支代替“生活必需品”。

人们普遍认为：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要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而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收入水平高的居民群恩格尔系数相对要低一些。

经济学者奥珊斯基（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和钱纳里（Ｈ．Ｃｈｅｎｅｒｙ）分别从国家宏观层面和家庭微观层面验证了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定律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