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读书心得(周付海)

以民间眼光审视战争历史

——读《红高粱》有感

高县羊田乡中心校周付海“《红高粱》是我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换成批判和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换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是我对人生对作品的态度。这种态度灌注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并成为作品的灵魂，所遇，这作品就会出现纷繁多彩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前一条抗日故事的线索，写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致死，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伍，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成斗争。后一条爱情故事线索中，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的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苟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成为她的地下情人。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条故事线索中，始终凸显出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和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与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概括的

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要进入红高粱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梁，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在我看来，“红高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我们在最初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是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那股弥漫田野是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郁的注视着我的父亲，父亲也虔诚的望着他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是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的人和物粘和贯通为一体。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究竟是什么。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像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蕴底。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的打在高粱是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

承受……”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相形见绌，

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越加变得浓烈感人，无疑作家是把民间作为理想是生活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的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是热情奔放是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是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先生在红高梁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是主体情绪下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先生还运用了大量充满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