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关键词: 客观归责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累加的因果关系；条件说；反常的因果历程内容提要: 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刑法学上的难题之一。

大陆法系多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

德国自1970年代开始，出现“客观归责理论”，在学说与实务上渐渐受到重视。

运用客观归责理论来处理因果关系，得到的结论与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差无几，但是对于少部分的案例，处理结果可能不同。

客观归责理论有三个思考层次：第一，以“是否制造法所不许的危险”为判断的起点，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受到容许的，即使有死伤的结果，这个结果一概与行为无关；第二，继续追问，危险行为是否与结果的发生有常态上的关联性；第三，针对很少部分的案例，还要再追问，危险行为所引致的结果，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

一、前言因果关系的评价，是在思索行为与结果间的归咎关系。

只有结果犯，才有因果关系的评价问题。

[1]非结果犯包括：抽象危险犯、举动犯、纯正不作为犯、预备犯，它们本质上没有结果，所以无须评价因果关系。

某些结果犯，可能容易发生因果关系评价上的困难，尤其是杀人与过失致死。

主要原因是：行为着手后，被害人死亡前，可能有种种条件介入，使得死亡结果究竟要归咎何种条件，在判断上变得棘手。

例如：被害人遭追杀，亡命奔逃，跌落河里溺死；又例如：被害人遭杀伤，顽固拒医，感染病菌死亡。

这两种死亡结果，能否归咎杀人者？如果可以，为杀人既遂；不可以，则为杀人未遂。

因果关系的评价，不仅涉及犯罪的既遂或未遂，也可能涉及是否成立过失犯或加重结果犯。

例如：甲追打乙，乙因为急性心肌梗塞而死亡，甲成立伤害致死罪还是伤害罪？[2]针对因果关系的评价，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足供运用。

本文将简要介绍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对于相当因果关系说也略加说明，同时比较两者在处理因果关系上的差异。

关于客观归责理论的形成背景以及学说上的反对意见，本文从略。

大陆学者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3]碍于篇幅，本文不作介绍与评述。

二、经验上的因果与评价上的因果因果关系的判断应该分成两个层次。

首先要弄清楚经验上的因果，也就是事实上的因果关联。

其次是对于经验上的关联作归责上的评价。

举例说，投手丢出一个触身球，使得打者受伤，经验上的关联很清楚，但是，这个受伤的结果能否归咎投手？这是归责的评价。

再举例说，年轻的妈妈因为小婴儿整夜啼哭，无计可施，只好在奶瓶中加入烈酒喂食，婴儿急性酒精中毒死亡。

[4]这个事件的经验关系很清楚，问题是，婴儿的死亡能否归责于妈妈？对于因果关系作判断，以事实证明确为基础。

如果事实状况不清楚，因果关系的判断即成为困难。

以滚石案为例：两年轻人出于嬉戏，自山坡上各推下一巨石，有人被击中，惨死。

鉴识发现，死者身上只有一巨石撞痕，但无法证实遭何人所推落的巨石击中。

这是1988年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事实。

对于事实状况有疑问的案例，应该依照“有疑问，应利于嫌犯in dubio pro reo”的原则来处理。

前述滚石案，应该往两人有利的方向推敲，认定两个年轻人所推的巨石都没有击中被害人。

不过，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这么认定，而认为两个年轻人都成立过失致死罪。

学说所称的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的因果关系，事实关系很清楚，评价上也很容易。

这是指，一条件在造成结果发生前，被后一条件中断，由后一条件独立地引发结果。

例如：甲下毒杀乙，毒性尚未发作，丙枪杀乙。

经验上，乙的死亡只与丙的枪击有关，与甲的下毒没有任何关联，所以甲成立杀人未遂罪；乙的死亡只能归责丙，丙成立杀人既遂罪。

有一种因果关系，学说称为累加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各以杀人之意，不约而同，先后在丙的饮食里下毒，两人所下的毒，本都剂量不足，但因缘凑巧却发生致命作用，丙因此死亡。

这种因果关系，归责上略有困难。

如果鉴识上可以确认，两人所下的毒剂量不足，那么被害人的死亡即是意外，丙的死亡不能归责甲乙两人，所以两人都是杀人未遂。

一般人的评价也许相反，既然现实上发生死亡的结果，而且确实是下毒所引起的死亡，下毒的人怎能对于死亡结果不必负责？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归责上略有困难。

例如：刺破救护车的轮胎，伤员因为延误送医而死亡；又例如：有人溺水，救生员将要下水，被打昏，溺水者死亡；再例如：心脏病患者的唯一药方被藏匿，无药可用，所以死亡。

如果救护车未被破坏，伤员及时送医，很可能不死；如果救生员不被打昏，溺水者极可能获救；如果救命药方不被藏匿，患者极可能不死。

阻碍救难，对于因果流程有自然法则上的支配作用。

这种救难因果历程的阻断，阻扰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关键性条件，所以阻扰者必须被归责（如果以杀人之意而阻扰，为杀人既遂；如果无意杀人，则为过失致死）。

反常的因果历程，或偏离常轨的因果历程，是因果历程的发展超乎行为人的认识，也违反因果流程的常态。

这种因果流程，在经验的认识上并无疑问，比较困难的是归责问题。

例如：甲杀乙，乙在送医途中，因为救护车发生事故而死亡。

又例如：甲持刀追杀乙，乙受伤奔逃，跌落深沟死亡。

这种因果历程，环环相扣，与因果关系中断不同。

反常的因果历程，以偏离常态的程度，粗略分为重大偏离或非重大的偏离。

救护车发生事故属于重大的偏离，等于意外，死亡结果不能归咎杀人行为。

被追杀而跌落深沟死亡，不是重大偏离，并非意外，所以追杀行动应该被归咎，成立杀人既遂罪。

对于反常因果历程的评价，相当因果关系说提供了足资参照的思考原则。

1889年，德国逻辑家兼医学家冯·克里斯（von Kries）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一文中首创相当因果关系的概念。

大要是：一行为有普遍的倾向，会导致结果的发生，此行为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由于偶然而引发结果的条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原因。

简单说，如果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是一种意外，这种意外所出现的结果就不能归责于行为。

以客观归责理论的用语，结果发生的相当条件，是指一个条件（行为）显著升高发生结果的可能性。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说与实务的通说。

按照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意见（76台上字192号判例），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是指依经验法则，综合行为当时的一切情形，为客观的事后审查，认为在一般情形，有此环境、有此行为的同一条件，均可发生同一结果者，则该条件即为发生结果的相当条件。

反之，若在一般情形，有此同一条件，而依客观审查，未必皆发生此结果者，则该条件与结果不相当，其行为与结果间即无相当因果关系”。

[5]这个意见也用来限制加重结果犯的责任。

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客观归责理论都属于归责理论。

以下先简略说明客观归责理论，接着再比较详细地说明其理论内涵。

三、客观归责理论的主要内容客观归责理论分成三个层次：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危险行为是否在因果流程的常态上导致结果发生；因果流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

第一层检验，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主要说明，降低风险的行为，等于没有制造危险，因此不能将结果归咎于此行为。

[6]此外也说明，容许危险的行为，并没有制造危险，所以不能将结果归咎于容许危险范围内的行为。

对过失犯的意义是，只有逾越容许的危险范围，才有过失。

第二层检验，危险行为是否导致结果发生，过问三个重点：一是危险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是否为常态关系？二是行为如果升高了风险，是否应将结果归咎于这个行为？三是危险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在规范的保护目的内？第三层检验，因果历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大略说，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参与他人故意的危险行为是否应被归咎？二是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应该归咎何人的行为？下文分别说明这三个判断层次。

四、行为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是要过问何种行为所隐含的危险逾越法秩序的界线。

如果行为的危险性是被容许的，那么，所引发的后果就不能归咎于这类行为。

举例来说：电扶梯无论速度快慢，都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捷运站要运送大量的乘客，势必要使用电扶梯，如果因为乘客相互推挤，或乘客自己不小心而跌落电扶梯，以致于被夹住头发，造成撕裂伤，这个伤害结果不能归咎捷运公司。

同理，警察依法追逐嫌犯或重大交通违规者，并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被追逐的人如果不幸坠楼死亡，这个死亡结果不能归责警察。

再举例说，如果有人餐餐吃麦当劳，以致于发生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或其他健康的重大伤害，这种结局也不能归责于业者。

（一）降低危险等于没有制造危险依照客观归责理论，降低危险的行为等于没有制造危险。

所谓降低危险，主要是指对于既存的危险，在程度上修正为更轻微，或在方式上导致结果由另一种形态出现。

将既存的危险，修正为更轻微，等于没有制造不受容许的危险，例如：见义勇为的路人，发现小孩将要被公交车撞上，奋力一推，小孩因而头部跌伤。

路人将小孩重大伤亡的危险化减为程度更轻的伤害，因此头部受伤的结果，不可归责于路人的奋力一推。

[7]对于既存的危险，在方式上让结果由另一种形态出现，例如：山区暴雨，因为山崩危险，交通警察指示车辆往回行驶，结果汽车在另一路上被落石击中，驾驶人死亡。

交通警察对于既存的危险，以另一种形态而发生结果，这结果不可归责交通警察。

前述见义勇为的路人，把小孩的生命危险或重大伤害的危险降低为身体的轻微伤害，这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所以，小孩受伤，不可归咎路人奋力一推。

这个案例，依相当因果关系说，用力推人，有普遍的倾向会导致被推的人受伤，所以推人是伤害的行为（构成要件该当）。

依相当因果关系说，这行为只能依紧急避难而正当化。

但是，用降低危险的观念，则根本不认为那是伤害的行为。

否定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认定行为人并未忽视构成要件的警示作用（Appellfunktion)。

构成要件是犯罪的类型化描述，降低危险的行为，并不符合这种描述。

认定一行为构成要件该当，再于违法性的检验上给予正面评价，等于承认这行为更近于法益的破坏，或至少认定这行为是社会所不乐见的。

见义勇为的路人，见到小孩即将被大车撞上，奋力一推，小孩只受了伤，但幸免不死，旁观者或家长会如何反应？应该是鼓掌致敬或满心感激，不会认为路人伤害了小孩，更不会怒目相向，要求路人给个交代（给个合法的理由）。

这才是真实的人情世故，刑法的判断不能背离人情世故。

基于上述说明，针对降低危险的个案，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说服力比较小。

（二）被害人同意或承诺得被害人同意或承诺，也等于没有制造不被容许的危险。

兹以患者同意手术为例。

医师对于手术有关的一切重要信息向患者解说，尽到告知义务，患者签下手术同意书，这项同意的法律意义应该是，病人同意接受医疗后的结果。

何以愿意接受医疗后的结果？因为病人知道，医疗的目的，是在防止病情恶化，把高度的生命危险，降低为身体上的危险。

例如：糖尿病严重，必须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医师的手术，是把生命的危险，降低为身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