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主要标准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主要标准

【摘要】古代文体种类远远多于现代，虽然很多已经消失，但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百家齐放的局面却彰显了文体理论的发展生命力和发展历程。尽管各家自持一己观念，分类标准多样，但梳理之下可以概括出三个主要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我们现代文体分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古代文体分类标准文心雕龙

古人很重视文体分类工作，历代文论家、文选家、目录学家等都对此进行过各种研究。其中，既有零星的片段性言论，如蔡邕“二类八体”、王充“五文说”、曹丕“四科八体”、陆机“文体十科”，也有成体系的专门言论，如东晋李充《翰林论》；既有理论分类专著，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也有文选分类专著，如南朝《昭明文选》、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辩》、清代姚鼐《古文词类撰》。

纵观这些文体种类，分类标准各一，系统研究之下，我们可以梳理出三个主要的分类标准，如下。

一、按照有韵与否分文和笔，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文笔之词最早见于东汉王充，其在《论衡·超奇》中谈及“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这里的“文笔”指的是文章，两者还没有区分开来。最开始对文和笔区分的是在南朝时期，如颜延之，《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宋文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这是涉及文笔之分的最早言论，但是颜延之并没有谈及两者的区别，对这两组概念作了明确区分的是南朝梁刘勰。其《文心雕龙·总述》言及: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至此，从音韵角度对文体做出分类算是正式浮出水面，这都归功于刘勰。在提出区别之后，刘勰又分别归类了文和笔的各自所属：文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16种，笔包括史传、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17种。纵观《文心雕龙》50篇中，有21篇是在“论文叙笔，囿别区分”（《文心雕龙·序言》），可见刘勰对文体分类的重视。

另外还有南朝梁元帝萧绎，也做过区分，他在《金楼子·立言》言曰：

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公正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除了刘勰所说的有韵与否外，他还加上了情感和内容方面的区分：侧重情感的为文，侧重实用的为笔，这也就是清代章炳麟所说的“文即诗赋，笔即公文，乃当时恒语”。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做的区分，而真正的践行者则是在宋、齐、梁连续担任秘书职务的任昉，他因自己的写作实践而成为文笔之分的见证人。任昉写作才能超群，在当时名气很大，王公表奏没有不请他写的，就连萧衍代齐建梁时的禅让文告都是任昉的手笔，与当时的大文学家沈约齐名，有“沈诗任笔”之说。

按照我们今天观点看，文和笔的区别可以近似等同于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的区别，它是当时人们面对对日益纷繁的文章制作，为了便于称引、学习、品评而采用的一种分类方法，曾是六朝讨论激烈的话题之一。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按照音韵与否分类其实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二、按照语言风格分类

古代诗赋作品通常采用此特点分类，多按节奏、韵律分，如赋中的古赋、骈赋、律赋、文赋。

最早有意识以语言风格作为分类标准的当属曹丕，其《典论》曰：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在这里曹丕概括的不是当时所有的文体，而是在评价建安七子之文得失时的举例性质的说明，对文体特征分析的也不很准确，但是他根语言风格归类却首开文体分类先河。

其后西晋陆机直承曹丕，《文赋》分文体为十类，而且对每一种文体特征的分析做了更深入研究：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而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陆机和曹丕的不同在于，一个侧重同中寻异，如诗重在“缘情”而赋重在“体物”；另一个侧重异中求同，如“诗赋欲丽”。

这种分类，刘勰也涉及过，《文心雕龙·定势》篇言：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

在刘勰看来，章表奏议是古代的上行公文，其语言使用特点为“典雅”，即庄重、严肃；赋颂歌诗是现在的纯文学，其语言特点为“清丽”，即清新，变化多端，不死板；符檄书移是用于军事领域，这就决定了它们写作时一定要“明断”，即语言明确精炼，不含糊其辞；史论序注属于属于历史著作的编写，记载历史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核要”，即精炼，写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啰嗦；箴铭用于规劝，碑诔用于哀悼，他们都必须“弘深”，即重情感的抒发；连珠七辞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修辞手法，注重语言的灵活，即“巧艳”。

三、按照文章的用途即文体功能分类

这是古代文体分类标准中一直被重视的一个。文体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所以文人对其认识也都是围绕其功能而展开的。

最早的文体分类体现在对文章的编目上，如《尚书》分文体成典、谟、诰、誓、命等类，《诗经》把诗区别为风、雅、颂三体，《史记》把纪传体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其分类便着眼于文章的实际功用，但早期的比较粗略。

古人自觉的文体分类始于曹丕，其“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就是基于对文体实际功用的认识基础之上做出的定论，其论中的“宜”、“尚”、“欲”等字都是“适宜”、“本当”的意思，体现了曹丕对这些文体功用的认识，如奏议是朝臣向君主言事的公文，所以必须写得典雅、庄重才可。

曹丕以后的文论者常常以文体的用途为着眼点来考察文体特征及写作要求。如东晋李充的《翰林论》，从现存的残篇中可看到作者对各体文章的来源与写作要求是从文体的用途考虑的，像:“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使远大为本”。

再如刘勰《文心雕龙》在“释名以彰义”时也多从文章的功用着眼，像：“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颂者，容也，美感德而述形容也”，“赞者，明也，助也”，“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篇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等。

他对各种文体的提写作格要求也和文体的社会功用有关，如《议对》篇提出了“议”这一体裁立言必须畅理、风格必须典实的写作规则：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张驰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

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的《序目》中也提到过关于文体功能分类：

“其类十三曰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这里的“为用”其实就是指文体的功能用途。

对文体进行归类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指导实践写作。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不管哪种标准，也不管种类多少，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写作的方便。所以，在文体分类工作的研究中，我们要秉承以实践为导向性的原则，让文体分类服务于实践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