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

从国际体系视角看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进

摘要：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和平外交除了受其文化传统、历史地理条件影响外，也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赋予了中国和平外交不同的内涵和地位。

关键词：文化传统；和平外交；国际体系

关于中国和平外交的缘起和发展，学界已多有探讨，归纳起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中国的和平外交归因于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指导。认为儒学倡导“以德化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精髓。另外一种研究方式则是从中国的历史和所处地理条件、经济文化基础等方面说明中国和平外交传统的形成。以上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从中国的内部情况来研究中国的对外行为，有其合理与直观的特点。但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些现象：如为什么在儒家思想形成并推广的春秋战国时期，它并没有成为指导当时各国外交的理念等。笔者认为研究一国的外交特点与方式，不但有国家内部的原因，即单元层次的解释，也要关注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即所谓体系层次的研究。本文力图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尝试说明，中国和平外交传统不仅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核与历史地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所处国际体系(这里的国际体系主要指由国家力量对比所形成的客观态势)的影响与制约。

多国朝贡，和平主导

中国真正确立和平外交指导思想应在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后，这种思想的确立又和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体系密切相关。当时中国已经完成统一，成为幅员辽阔，雄踞东亚的帝国，客观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小国环绕，众星捧月的东亚国际体系，中国无疑是这一体系的主导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儒家和平思想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和平外交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力量，周围国家受其册封，形成“诸蕃入贡，华夷一统”的局面。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藩属国一般采取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策，除非得到当事国的请求。在经济上的朝贡关系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中国封建统治者通过回赠，使这种关系实际上变成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而且诸小国处于依附地位反而享受到了额外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这种建立在“道德至尊，经济利他”主义基础上的东亚朝贡体系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熟。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第一，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思想是主流，但也不排除在个别时期对不服从这一体系的国家和民族使用过武力，兵戎相见。第二，和平外交虽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但不可否认也受到了国际体系的影响和促成。换句话说，和平外交是一种自身文化的外溢，也是一种顺应国际体系的策略。

中心边缘，被动求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的领土遭到瓜分，主权一步步丧失。旧的以中国为中心，由周边国家拱卫而成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不复存在，中国猛然一下被推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当中。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封闭的国际体系被打破，旧的交往体制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和边缘的位置，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这一期间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欧洲几大强国以及美国和日本，处于边缘位置的是如中国、土耳其、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国家实力的巨大差距，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处于国际体系中不平等和被压迫的地位。

纵观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外交，依然可以找到和平外交的主线与脉络，只不过在国际体系的制约下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内涵与界定，大体有以下两方面：其一，面对中国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除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之外，还必须改变传统的与外国打交道的方法。以往的中国外交讲究以和为贵，是为了宣扬天朝大国的德行，是一种主动的外交态势。而现在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则是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外交。其二，这一时期的和平外交包含了传统的“均势策略”。由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低下，它在实施这一策略时不能触犯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而只能是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岌岌可危的独立，并通过与某些列强结盟来阻止另一些看上去更危险的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进一步损害。由于国际结构的影响和限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可归纳为想抗争而又无力抗争的被动屈辱的和平外交。

两极博弈，独立自主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也为中国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其对外政策的宗旨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以往中国

历朝历代外交相比，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和内涵，其和平外交包含了更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意识，并且是在坚持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外交工作。另一方面，新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其外交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这是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中国外交在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和策略。

新中国诞生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格局，是二战后美苏冷战和对峙所形成的两极格局。从国际体系层次的视角来看，这种僵化的两极体系结构使得中国外交选择十分有限。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当时的国际关系而言，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带有鲜明的指向性，那就是同苏联结盟，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体系内部发生了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的变化。两极格局的框架依然存在，但两大阵营内部已然松动，中苏交恶，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离心现象加剧，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战后赢得独立的亚、非、拉民族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并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论断，即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对付第一世界，并区别对待第一世界，联美反苏。这给中国的和平外交增添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