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史的演进

人类进化史的演进

引言：进化论中男性中心的想象

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发表，论述了人是从猿进化而来之后，由于人类出于对自己来自何处的好奇，使该书引起的争论与关注延续至今。对于史前人类进化过程的研究在其后一直占据了动物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政治家的视野。其后，美国的民族学家摩尔根根据其在美洲的印第安部落长期的田野调查的结果，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著成了《古代社会》一书。该书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经历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发展的过程，以进化和发展的理念贯穿其中，认为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进步的结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也会进入新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认可。马克思在阅读过该书后写下了详尽的摘录和批语，试图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可惜未及著成便逝世了。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早在1876年时，恩格斯已经采纳了进化论的观点，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

而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进一步研究，尽管在考古、田野调查的材料上日益丰富，但关于人类进化的研究却陷入泥潭，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突破。时至196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海洋生物学家阿利斯特•哈代（Sir Alister Hardy）在一篇发表在《新科学家》上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人类进化的水生理论，认为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

从有毛的猿猴变成无毛的裸猿——是因为经历了水生的阶段。该理论一出，对当时的科学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其影响力堪比达尔文在100年前写信给林奈协会第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虽然给予哈代的理论一定认可，却没有顺着他的思路进一步研究人类进化的问题。以至于1967年由美国学者莫里斯发表的《裸猿》一书，仅仅用一页多的篇幅草草介绍了哈代的理论，并且对其可信度表示怀疑。莫里斯认为，人类毛发的退化更多的是因为人在狩猎时由于身体运动需要排出体内的汗液，为了使得汗液的排泄顺畅，体毛就退化了。这一切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包括人类汗腺的增多，皮下脂肪的形成，双手的灵巧——都是拜人类狩猎活动的开展所赐。

以莫里斯为代表的一批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人类狩猎活动的重视和对哈代水生理论的忽视并没有让太多人感到惊奇，反而是他的理论变得街知巷闻，《裸猿》在当时热销一千万本就是最好的证明。究其原因，乃是其内部蕴涵的男权中心的理念与时人的认知完全一致。正是因为人们太习惯于认为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狩猎行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得读者们甚至遗忘了一些已经得到的常识，去拨开莫里斯理论外面那层男权主义的面纱，成为其理论的忠实拥趸。

这种人人唱赞歌的局面在五年之后被另外一本热销的著作打破，这就是英国剧作家伊莲•摩根根据哈代的水生理论写成的《女人的起源》一书。限于她剧作家的身份，摩根的著作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对她的著作的评价和研究非常有限。而她清新的文笔写成了女人进化的故事，使得这本小巧的书册畅销三十年不衰，也使得她自己转型成为世界知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十年之后，她再度阐释了哈代的水生理论，写成《水猿》一书，同样成为畅销一时的读物。也是因此，水生理论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可，甚至包括《裸猿》的作者莫里斯。为了弥补自己当年对水生理论的轻视所带来的过失，距《裸猿》发表36年之后，莫里斯出版了《裸女》一书，以细腻详尽的笔触引导人们了解女性的身体，其中修正了很多《裸猿》中的观点，大大提高了女性在进化中的地位。

莫里斯研究的转向既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在当代取得的成功，也不免使得我们思考女性主义的有关理论在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从《裸猿》到《女人的起源》到《裸女》，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这一问题的线索。本文试图从女性角色在进化论研究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借助对《女人的起源》一书的阅读，来理解女性主义研究在当代的意义。现有的关于这本著作的研究非常有限，这与其缺少理论探讨的空间并且涉及太多无法佐证早期人类历史有关。即便如此，从其对后世著作影响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在当代依然存在相当广阔的存在空间以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一、失语的女神：

女性在远古历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这或许是所有女性主义研究者都会关注到的问题，也是早先的研究着墨不多的问题。人们在讨论人类起源的时候，常常会追溯到西方思想的经典文本——《圣经》。作为

西方思想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圣经》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重要价值评判体系。而略通《圣经》的人都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是耶和华用泥土做成，吹入生气而成了有灵的活人。神认为亚当独居不好，便用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夏娃，做她的配偶。在人类起源的叙述中，《圣经》内部蕴涵的男性中心理念和《圣经》文本同样深入人心，在西方风行了几千年。即便是西欧中世纪倡导的表面上以尊重妇女为荣的骑士精神，仍然是将女性物化的，并没有赋予其本身以价值和意义。自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上帝造人”一说便在科学的视野下变成了“神话”，不能在人认识自我的问题上给予指导的意义。于是，在“上帝造人”的基础上成立的另一命题——即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同样不复存在。1861年瑞典学者巴霍芬发表的《母权论》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这一命题。之前，人们不认为在父系制社会之前存在过母系社会，即以母系为亲属计算主体的远古社会。巴霍芬的著作中提出的母系社会先于父系社会发生这一论点，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久之后，“母权论”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被摩尔根引用。尽管他注意到了女性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他同时又将母系社会与蒙昧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女性的地位仍然无法摆脱原始、蒙昧的位置。对于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而言，摩尔根的著作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对劳动在人进化过程中的价值的剖析。可以说，虽然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拨云见日，但依然出于附属、次要与原始的地位上。

然而，如果跳出《圣经》，追溯更早的神话文本来理解人类的历史，

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女性在神话中的重要地位，这恰恰是早先被忽视的。现在人们所阅读到的《圣经》成书于男权制稳固而成熟的公元4世纪，当时人在书写《圣经》之时，不免穿凿了时下的社会形态。而在成书更早的文本中，女性神祗似乎都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如曼尼托巴大学的学者拉瑞•荷塔多，在她的著作《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中，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证明女神在各个国家远古的历史上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与之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贝缇娜•纳普教授的著作《神话中的女性》，该书通过考察世界神话文学中九位知名的女性：古埃及的女神伊西丝，古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确认她们在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的经过，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考古的实物，在涉及祭祀的雕塑作品中，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各个遗址中。由此可以推测，在远古时代存在过女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时代。

据此是否可以得到下一步的猜想，即女性的主导地位和其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关？对于女性曾经占据过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之前已经有的解释倾向于认为，是因为从女性的角度更加容易计算家族的世系，便于财产的传承。不可否认，这种经济角度的考察确实可以解释曾经出现过的母系氏族时代以及母系氏族最终被父系氏族取代的原因。但由于现有的材料有限，对于远古历史的解读只是将已有的材料根据学者的阐释和想象完成叙述，或许在已经找到的原因之外，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