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

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摘要】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科举制度的优缺点，而且将科举制度和现代的公务员制度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和古代的科举制度之间存在的关联，并总结科举制度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借鉴到我国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之中。

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在某方面应当借鉴古代科举制度的思路。

【关键词】科举制度；公务员制度；对比；借鉴我国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是中央政府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承隋制，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但比隋朝更完善，唐太宗增加了考试科目，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学校的生徒，及其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每年参加应试者常达八、九百人，多时有一千四、五百人。

唐朝的学校分京师学和州县学，中央设六种学校；国子学，收三品以上高级官吏的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中级官吏的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低级官吏和一般地主的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收八品以下和一般地主的子弟。

这六种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

州、县还设有州学和县学，学校的规模相当大，唐太宗时，国学的生徒多至八千人，各级学校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也学一些专门的技能。

唐高宗时（开元年间）提高了科考的地位，任用高官主考。

内容增加贴经，主要考儒家经典的内容，后增设杂文，不同体裁的文章或诗赋各一篇，到高宗晚期（天宝年间）变为只考诗赋促进文学的繁荣。

进士科考试难度大，录取名额少。

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有进士、诸科、制科、童子及武举等，进士的地位最显赫，考试的内容包括诗、赋、策论及儒家经义，重点在诗赋和策论方面，进士的前三名有状元、榜眼、和探花之称。

宋代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重要的有“锁院”制，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主考）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弥封”制度，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我们今天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科举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清晰而浓重，而公务员制度在当代社会发挥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巨大而深远。

1933年，罗纳德曾经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

”自1905年清廷下谕彻底废除科举制至今已超过100周年。

在21世纪的当今，之所以人们会重新提出并讨论已经废止了100多年的这项制度，无疑有着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

《从考官到考学》：“百年来，科举制虽废，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

科举文化之精华，如统一考试的形式，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精神，以考促学的机制，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借鉴，对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经过调研准备、推行实施、完善发展三个阶段，初步实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在凡进必考、度等方面形成了法规体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几十个配套的单项法规和实施细则，使中国公务员开始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整个制度的总体精神和总的要求。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有以下原则：竞争原则：竞争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是公开、平等的。

所有考试、考核、录用等程序都是公开进行的，并且所有参加报考的人员不受性别、家庭出身、民族、宗教等限制，并逐步打破地域、身份的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竞争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

竞争机制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在机制，它贯穿公务员制度的始终，并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考试录用、晋升与降职、职务任免，以及辞退制度上。

功绩原则:功绩是国家公务员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工作实绩。

公务员的职务升降、考核、任免、奖励等，竞争机制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在机制，它贯穿公务员制度的始终，并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考试录用、晋升与降职、职务任免，以及辞退制度上。

都以其在工作中的功绩为主要依据。

法治原则：法制原则就是制定法律规范依照法规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行政，并受法律保护。

有关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任免、升降等都必须按照国家公务员法律规定。

四、党管干部原则：党管干部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事制度坚持的根本原则，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不是削弱党对干部的领导，而是加强和完善党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管理工作的领导。

通过把党的组织路线、方针、政策按一定程序转化为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法规，依此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一、科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对比。

（一）考试形式和录用程序即使我们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大部分是对古代科举制度批贬，其腐朽和固执禁锢了古代人民的思想和毒害的他们，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的形式却是和科举制度很是相似。

一，国家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

二，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劣汰，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手段也是完全相同的。

唯一的区别只是在考试的内容方面—科举是考八股文，而现在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

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

而像美国等国除了口、笔试外，还对某些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的考试。

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并注意通才和专才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公务员进行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考试；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和试用。

而中国的科举考试虽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泛滥成灾，往往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局面。

考试录用程序更是纷繁复杂，层级较多。

拿清朝来说，它的录试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和任用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一个人取得最后的成功要耗费了大半生的时光，甚至一个人到老也不能及第。

由上的简单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科举制度我们的评价要理性。

“存在即合理”科举制的形成和被固定为一项国家制度，并非是人力的主观设计，而是在多种方法比较中最优选择的结果。

同样，科举制度延续1300余年，也决非任何封建帝王，统治阶级刻意维系所能得逞，而是它本身相对的合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自然达到的结果。

（二）考核和晋升晋升、任免等方面都体现了优胜劣汰机制，保证每个职位都有最优秀的人员来担任。

(2)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廉政勤政保障机制。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公务员的义务、纪律、考核、奖励、回避等方面都加以严格约束，并通过监督来加以保障。

(3)国家公务员具有能上能下、新陈代谢机制。

国家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进行考核，如不能胜任工作要免职。

并实行不同职务的最高任职限制、年龄及部分职务的聘任制度。

公务员在录用和调任上严格把关，换、和职务聘任制，打破终身制，增强行政机关的活力。

而科举制下的官吏考核和晋升固然有许多和西方文官制度下在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方面相同的好的原则和方式，但由于处于封建社会人治的大环境下，所以在操作时，往往带有的是更多的人情关系烙印。

考核官吏往往不是根据被考核者的能力和实绩，而是根据考核官吏者自己的喜好、憎恶和与其的关系来作出判定。

中国历史上，像范仲淹、欧阳修等由于遭到不公正考核而不能升迁、甚至贬谪的官员不计其数，这不仅使大量有才有识志士不能脱颖而出，人尽其才，而且也加剧了各个朝代的灭亡步伐。

（三）法规、制度层面中国的科举制由于是出现在等级森严，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口谕、圣旨就是法令，所以它带有了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完整制度和法规。

科举往往随着皇帝的意志变动而变动，可废可立，可举可停。

以宋代为例，自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至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宋代建国已有97年，而科举仅有44次。

目前我国与公务员制度有关的法规是1993年8月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与西方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相比，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加快与公务员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公务员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的内在需要。

二、科举制度的优缺点（一）优点。

科举制度在华夏大地绵延了十三个世纪之久，这自然有它赖以存在的道理。

首先，科举制度为国家选官用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

否定特权制度，是科举制最大的特点。

比起只讲出身的世袭制，比起看重门第的荐举制，比起拿钱买官的捐纳制，科考选人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科举制度本身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但千百年里争来议去，在朝廷选官国家用人这个万民关注的问题上，除了科举，终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能够替代它。

换句话说，若用其他办法选官用人，其弊端会更为严重的。

诸弊相权取其轻，科举制的存在和发展，既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成百上千的寒门士人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参政治国的行列。

科举制向全天下抛出诱人的平等光环，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进身之阶。

科场就像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着天底下思想最活跃的文人，使他们把才智和精力全都用到拥拥挤挤抢过科举独木桥上。

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封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有利于天下士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调整，自然也就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科举制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

第三，科举制度确实为历代的封建王朝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唐太宗李世民就为用科举这张无形的网收罗了四海英才而沾沾自喜，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唐朝，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大多是由进士出身的，其中像张九龄、陈子昂、刘知几、颜真卿、王维、裴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柳公权、李商隐、杜牧等等，都是千古称颂的奇才。

两宋时期的状元共有118人，其中正史有传者就有55人，这中间有民族英雄文天祥，有爱国作家张孝祥，著名学者陈亮，还有堪称朝中栋梁的吕蒙正、蔡齐、王曾、吴潜，以及清廉正直政绩颇佳的张观、贾黯等人，可谓群星璀璨，名臣贤相辈出。

明清时期的张居正、唐伯虎、汤显祖、李光地、纪晓岚、林则徐、翁同龢、张謇等等，这些建立了不朽功业的历史名人，也都是科甲出身。

当然，金榜题名者也有不少无所作为的，而名落孙山者也有业绩斐然的，这也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