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题目：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内容提要：很多学者都认为《围城》是另一部《儒林外史》，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它并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那个时代。在人物的刻画方面，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存在妖魔化的倾向。作品所反映的只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并不是主流。并且，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以漫画式和比喻相结合的手法，从外貌和精神上刻意贬低他们；褊狭地看待问题，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物生存的环境，病态地看待四周的人物和世界，片面的夸大事实。其实，这和作者的艺术观点是相一致的：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而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特定时代条件和现实环境中，文学在读者的政治性接受视野中的教化功能性。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千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合力为人类创建一个个可惊可叹、博大壮观的“世界”。但是知识分子也是人，他们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也会犯错误，我们一定要宽容地对待他们，这样的国家才有希望，这样的民族才有出路。

关键词：妖魔化艺术手法艺术观审美观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一致地认为钱钟书以其博识和睿智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特别是《围城》这部书，极具哲理意味，语言幽默俏皮，议论精警，有强烈的讽刺性，让人在掩笑之余，常常陷入沉思可以说，《围城》这部书形成独特的钱钟书风格中的讽刺与幽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讽刺小说的典范。对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同时又说它是另一部《儒林外史》，本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本着严肃求真的精神，还原艺术的真实性，以求读者能全面正确的理解作品反映的那个时代，我认为其在刻画人物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方面存在的妖魔化倾向。如果只探讨其一面，而不知道其另一面，那是可悲的。

一﹑以漫画式和比喻相结合的手法，从外貌和精神上刻意贬低他们。（对人物本身的讽刺）好人和坏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外貌和内心是这样一致的统一。如汪处厚的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①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

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②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挖苦的漫画式和比喻的笔法，极尽讽刺之能事。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丑恶无比的漫画。看后，我觉得心酸，为什么作者会如此地看待周围的人物和世界，难道周围的人和世界就真的丑陋到这种田地？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美好的人性？作者的刻薄之能事，还表现在对弱小的女性（除唐晓夫外），也是极尽挖苦。自古以来，女性就一直是被损害被侮辱的对象，受尽屈辱和伤害，她们的社会地位最低，可我不明白，钱为何还这样手下无情地去丑化她们。

在《围城》里，我们也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英雄，——方鸿渐看穿恶劣的环境而又不能自拔，言词锋利而内心懦弱，孙柔嘉柔顺外表下

深藏着心机，苏文纨矫情虚荣，李梅亭庸俗和贪财。在三吕大学的那帮教授和领导不过是乌合之众，或制造传播谣言，或钻营职位升迁，人心的美丽土地中间的一块麻木的荒野。“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便不值钱”荒唐、卑劣、虚伪、诡诈、腐败和其他劣迹。果真是这样的吗？《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稿。那是神州大地祸深寇亟，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七年，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抗战军民正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悲惨与壮烈的日子里写成的《围城》之中，我们既看不到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罪行，更看不到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关切。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书中剖析和描述的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③说白了，也就是生活在日伪统治区上海一群快乐而慵懒的文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打情骂俏，以及绿头苍蝇式的追来逐去的爱情游戏。这些故事似乎发生在与抗战毫无关联的距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某个世外桃源里。难道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寡廉鲜耻，醉生梦死吗？钱先生对上海日伪势力的罪恶与残暴只字不提，受害的上海同胞倒成了他笔下讽刺挖苦的对象。把某样东西贬得一钱不值，批驳得一无是处，这其实不是成熟，而同样是偏执，同样是一种这一种幼稚，而且这种幼稚更无可救药。二﹑作者褊狭地看待问题。

㈠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作者没有从外部环境入手，只是为写他们的

丑恶而写丑恶。方鸿渐的博士毕业证书是从苏格兰人那里买来的假文凭，苏文纨的毕业论文中的诗是抄袭的，赵辛楣的文凭中虽没有交代，但也令人怀疑，当然，推而广之，全国上下，像这类假文凭，不学无术之人为数也不少。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活脱脱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类卑劣的行为文中到处都是。然而，为什么这种行为会会泛滥成灾？除了知道分子本身道德上有问题之外，难道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知识分子,作为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连自己的命运都难以主宰,他们又如何有能力改造这个社会呢?.作者似乎忘记了一点，在一定的制度（体制）下，正常的人也会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他无法独自超然于群人和环境之上。任何天才式的人物，都躲不过环境的作用。再特别清醒的头脑一旦置身于某种狂热的环境，也会丧失独立思考和自主的能力。

脱离人物生存的环境，而只是从人物本身的角度揭露问题，我认为是不全面，其实是对人的扭曲和曲解。作为社会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在环境的逼迫下，使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其实所有的这一切，本身并不只是文人的错，归根结缔，是环境使然。作者没有从根本上找出这些知识分子形成这样子的成因，解决的方法，一味地丑化所有的人物，那就会传出错误的信息，使人们偏激地认为，凡是旧时代的文化人都是令人讨厌的，都是没有用的，是社会发展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