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概况

近代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概况(资料)

英国初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的演变(比较教育第144)

对英国初等教育的宗教性特征可适当展开(西方近代教育史第105)

近代英国教育特征初探

教育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发展势必引发理性化、世俗化、知识科学化的价值取向,进而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及民主化。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现代化最早出现顿挫,剖析近代英国教育的嬗变及其特征无疑是必要的。

一、17～18世纪

17～18世纪尚属近代早期, 近代早期英国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宗教教育、职业教育、古典教育这三大特征。

初等教育有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高等学校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当时为经院哲学和教会教育的中心。它们作为国教教会的附属机构只招收国教徒学生,并规定教师必须独身,同时还必须担任牧师之职。

两校课程的设置更是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有“神学婢女”之称的数学及古典语言是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上半叶。因此,当时流传着“大学是教会的灰姑娘”这样一个说法。1649年,掘地派领袖温斯坦莱抨击大学“象一潭死水的臭池塘..(它)使对无知、混乱、奴役的诅咒从此处蔓延到全国。”在教会势力的严密控制下,牛津和剑桥大学以沉闷、因循守旧著称。

中世纪与近代之交,英国社会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生产大多在家庭手工作坊中进行。各种行业所需技能,既便是毛纺织业、火药制造业、采矿业、炼铁业、蔗糖业、明矾业等行业也都掌握在工匠手中。在行会制、学徒制及家内制盛行的社会中,人们谋生所必需的技艺或父子相继,或师徒相传。

与之相应的是产生了家庭职业教育。英国的家庭职业教育通常是在家学习阅读、写作等基本技能及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社交技巧和祖传技艺的专门训练。

另有一种形式是将儿童送到行会师傅的作坊里或名门望族的宅第内,以便他们习得相关的知识技能。男孩从14岁起便离家外出,接受7年左右的训练。贵族子弟学习拉丁文、法语、书写、绘画、舞蹈、骑射等,劳动人民子弟则学习谋生技能,受些基础教育。

进入近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领域的拓展,家庭职业教育逐渐为学校教育取代。英国遂向“学校教育的社会”过渡。学校提供法律、医学、神学等不同职业的训练和正规课程的讲授。以考切斯特·福瑞文法学校为例,1645年在该校注册的165个男孩的家庭社会背景如下:手工业主占37 %,贵族占31 %,教士占20 %,富裕农民占12 %。①由此可见,社会各阶层已开始将孩子送往学校接受教育。

17 —18世纪英国教育尤以崇尚古典主义教育为特色。英国古典主义教育上承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并以此为宗旨规定了学习科目为“七艺”: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其中前“四艺”为中等教育基础课程,后“三艺”为高等教育讲授范畴。

英国自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公学”和文法学校是向统治阶层输送政治精英的传送带，十分重视古典主义教育。当时各校通行的教材内容颇能说明问题。牛津大学标准的教科书汇集了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欧几里德、希波克拉底、盖仑等人的著作,这几乎已囊括了古典主义文化的巨擘。

近代早期英国带有封建主义的残余的宗教教育、职业教育、古典教育。

“近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率先倡导开展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主张“把自然研究从被禁痼、从被看作巫术或被鄙视,从被看作低下的笨拙劳动的状况下转变过来。”他所提倡的“实

验归纳法”与崇尚经典、形式主义和束缚心智的僵化的传统教育背道而驰,因此他又被尊奉为“科学教育之始祖”。

与此同时,英国民间自发地出现了一个远离主流文化、正统教育的科学家群体。他们既非学者名流,也从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大多是些能工巧匠,热衷于改良技术,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其中的佼佼者有泰尔福德、布林德利、史蒂文森、高特、达比父子、博尔顿、克朗普顿、阿克赖特、韦奇伍德、瓦特。这些为英国工业革命创下不朽业绩的有功之臣,其职业五花八门,从木匠、织工,到理发师、实验管理员,不一而足。然而,正是这些出身寒门、平凡无奇的小人物,不囿陈说,勇于探索和实践,自下而上地推动着英国技术革新运动,乃至工业革命。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还出现了一批科学社团机构,如“皇家学会”。这些所谓的“无形学院”过定期聚餐,举办讲座、出版刊物等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英国未经历过彻底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近代早期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宗教势力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教育难以与之抗衡,去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19世纪

纵观19世纪英国教育有这样三大特征:偏重精英教育,忽视民众教育;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对立;地方分治和自由主义思想妨碍了政府对教育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19世纪是英国进行社会改造的时期,先后在1832、1867、1884年三次进行了议会制度的改革,选举权范围逐渐扩大到工业资产阶级和部分城乡劳动者。1870年的文官制度改革,确立起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人才的原则。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强,号称“世界工厂”,国际金融中心,首屈一指的殖民大国,在世界贸易和海运业中居于垄断地位。然而,在这令人炫目的“日不落帝国”,维多利亚盛世”“,教育却形同巨人的跛足,与其赫赫名声不称。正如史学家GM·“维多利亚社会的力量和弱点在哪里都没有比在教育领域表现得更明显。”②温斯顿·丘吉尔也曾指出,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仍无教育政策可言。

时至19世纪文法学校、九大公学仍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这些学校只向上流社会的子弟开放,绝大多数毕业生日后都能顺利地进入牛津、剑桥。无论是文法学校、公学还是牛津、剑桥均以培养未来的文官和政治精英为目标。如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就以“主教、殖民地总督和内阁大臣的摇篮”而遐迩闻名。

这种向精英教育倾斜的办学方向严重地制约着英国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教育开始出现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势头。以1900年为例,英国每一万人中大学生仅有6人,而美国为31. 4人,德国为8. 3人,法国为7. 6人。

在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目不识丁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再加上城市本身人口出生率大幅度的增长,下层人民的教育问题成了一大社会问题。1832年,哈德兹菲尔德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竟披露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工厂里会写字的人不超过1%。据19世纪40年代注册总局的报告,40 %的成年人不会拼写自己的名字。平民子弟所能受的教育十分有限,多数是进入由私人捐助或教会主办的学校。在这里无非是听一些节俭、虔敬、安贫之类的道德说教,至多不过背诵《圣经》,并被告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至1835年各教区兴办的主日学校仍有90多万学生。

教育的现状令工人阶级强烈不满。1851年3月31日,在伦敦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宪章派鼓动纲领”中就教育问题发表了见解。在纲领的第三部分“中严正指出：教育”“因为每个人有权拥有物质生活的手段,所以也同样有权拥有精神生活的手段。扣压智力需要的精神食粮,如同不发给身体所需的食品一样,都是不合理的。所以,教育必须是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