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

岳飞之死的原因

元明之际陶九成写诗感慨岳飞事件：“万里长城真自坏，中兴武业遂云休”。（《辍耕録》卷三）

南宋朝廷为何要自坏长城？

一、南宋朝廷收兵权的需要

１、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众所周知，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北宋初年，为从根本上解决唐末五代将悍兵骄、藩镇割据的问题，从各方面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重文抑武，倡行文治，重用文臣；压抑武将，收夺兵权。重文抑武成为两宋三百年厉行不衰的一个基本国策。

但是，南宋初年，小朝廷刚刚建立，处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女真人对南宋政权和宋高宗穷追猛打，高宗君臣一直逃到大海上，不断向金人乞和，金人仍不肯放过，必欲灭亡南宋、生擒高宗不可，金人根本不把高宗当做谈判对手。南高宗求和不得，不得已，暂时放松了对武将的防范和压制，给武将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为朝廷效命。但是，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间。”（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疏”）一个“姑”字，道出其中奥秘。武将兵权问题始终被视为心腹之患，一旦有可能便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事实表明，高宗在对金政策上一贯消极妥协，正是为了尽快地腾出手来，收夺武将的兵权，恢复北宋以文制武的政治传统。

原先没有乞和的可能,建炎四年,秦桧从金国回，带回金人议和的想法，宋高宗听说有了可能，高兴得睡不着觉。但当时双方议和的条件有差距，金人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一点高宗做不到，“朕安归？”未成。（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入对，出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上谓崇礼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

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再次得知金国议和的可能，金人的条件是杀岳飞，他当然毫不犹豫了。以杀岳飞换取对金议和，他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甚至可说是正中下怀的。（自兀术复取河南，飞深入不已，兀术以书抵（秦）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而后可和。”于是，桧与俊谋，置飞于死地矣。）（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八，《岳飞信国武穆王》。《金佗续编》卷二十一《百氏昭忠録》卷五，略同。）

２、南宋初年武将地位的提高

刚才说到，宋高宗即位的头几年，南宋小朝廷风雨飘摇，存亡之际，不得不给武将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为朝廷效命。在这种情况下，北宋以来一直受压抑、受歧视的武将，在南宋初年出现了一个权力增大、地位上升的时期。以致于当时出现了“今正右武之时”的议论。武将地位提高的表现：

①武将有了对军队的固定指挥权。北宋时期是“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兵将两分离；这个时期，将领可以固定地控制所统领的军队，甚至被称作“某家军”。（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6炎兴下帙：“众军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如，岳飞的军队称岳家军，韩世忠的军队称韩家军，刘光世的军队称刘家军，等。由于将领与军队的隶属关系固定，朝廷对于军队实际上是不能轻易“移易废置”的。而且，武将也可以和文官一样，有便宜行事之权，不经事先奏准而对某些事情可随机处理。与北宋那种“将从中御”，武将处处受制于文人的军事体制有很大不同。

②自行招兵权。武将可以自行招兵，扩充自己的实力。在战时条件下，军队的独立性很大，士兵的招补、实力的扩充往往都由将领自行决定，朝廷对诸将的兵员实数根本不清楚，就像胡寅在建炎年间上奏批评的那样，诸将之兵“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朝廷不知道军籍数量。这与北宋时“一兵之籍”，“皆人主自为之”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今煮海榷酤之入，遇军屯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于大农，器械则必取于武库，赏设则尽资于县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则付之将帅，无事则归之天子，光武中兴，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邓禹取三辅，总数十万众，一旦无功，夺之如探囊中物。今总兵者，以兵为家，厚自培植，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若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今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开落死损折伤之数，岂皆不死乎？抑随死随补乎？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军籍何自而无缺乎？”胡寅《斐然集》卷十《转对札子》。叶适《水心集》卷四《奏议》：“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③诸将掌握了一定财权，他们从事各种商业赢利活动，分享国家的利权。军队经商，北宋已有之，但规模不大，且“予夺操纵，惟君所命”，而南宋则是“煮海榷酤之入，遇军屯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斐然集》卷十《转对札子》）军队“居于市则有回易之库，居于水则有回易之舟，

所至擅榷酤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六，炎兴下帙）如岳飞军在襄阳等处有酒库、公使库、博易库等多所，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贯，可供全军三个月的开支；韩世忠，军中产利每年在百万以上。不仅是经营范围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北宋，而且这些收入又都是由诸将直接掌握，朝廷不能干预。

④参议政事权。此种情况在高宗初年尤为突出，当时高宗政权不稳，为了取得武将的拥戴与保护，对他们格外笼络，凡有大事，往往召宰执大臣会同武将集议。文臣对于武将参议政事，最看不惯，有很多议论。绍兴元年，汪藻上了一次有名的奏章——《奏疏行在越州条具时政》（《浮溪集》卷一），通称《驭将三说》（示之以法，驭之以权，别之以分），其中说，“庙堂者，具瞻之地，大臣为天子建立政事、以号令四方者，今诸将率骤谒径前，便衣密坐，视大臣如僚友，百端营求，期于必得而后已，朝廷岂不惧卑哉？”不久又有人上疏，论“诸将造政事堂，与大臣狎昵，紊乱朝纲”（张守《毘陵集》卷十三《志铭》）武将能与宰相等大臣同坐政事堂，一起商议国家政事，这在北宋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南宋初年的武将，不仅是地位提高，而且出现了某些将领的骄横跋扈。

一些将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对金作战。在这方面，张俊、刘光世是典型。如，建炎四年金兵围攻楚州，高宗下令张俊率兵解围，张俊认为金兵太强，拒不出战。高宗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但连下五次手令，刘光世还是按兵不动，结果是坐视楚州失陷。后来，高宗命刘光世移屯扬州，刘光世不愿离开家小到前线去，仍然拒不奉诏。高宗也无可奈何。

最极端的例子是苗、刘之变。苗傅、刘正彦都是御营军的统制官，两人对王渊不满，于是在建炎三年春发动兵变，杀了王渊与一批宦官，逼高宗退位，让位给高宗三岁的幼子。事变很快被平定，但竟然出现这种武将为泄私愤而废立皇帝的事情，可谓是跋扈至极。

３、南宋初年的文武矛盾

在北宋以来重文轻武风尚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人，一直十分歧视、压制武人，而到了南宋初年，情况发生了逆转，武将不仅敢与文臣分庭抗礼，而且常侮慢文人。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文臣是“羸驱弊舆，惴惴然于长戟犬马之中，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噍呵之，不敢正色忤视，少拂其势。”（《斐然集》卷十六《上皇帝万言书》）说的虽然有些夸大，但也并非无根之谈。韩世忠就常常当面称文人为“子曰”，甚至呼“萌儿”，讥讽文人是只会背孔子的蠢材，高宗知道这事后，也只能对世忠付之一笑。（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为其能崇儒。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