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起源的标志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的标志

李诚浪

【摘要】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史学意识觉醒较早，对于史学起源这一问题，从古至今，研究者众多且观点各异，本文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史学起源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把历史意识的产生作为史学起源的标志。

【关键词】史学；起源；标志；历史意识

梁启超曾经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的确，任公的这一说法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古代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放眼世界，中国古代史学亦是光彩照人，是世界其他各国所难以企及的。从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到二十四史，历史撰述从未中断，形成了连续的、有系统的，多层面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那么，如此发达的史学的产生究竟以什么的出现为标志呢？

我在这里只论述史学起源的标志，而不谈史学起源的具体时间，这是因为历史毕竟离我们很遥远，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我们是模糊的，只能通过一些资料去了解大概的情况，况且资料也是匮乏的。另一方面，史学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才被上古先民认可和接受，从而在心里形成一种观念，所以，论述史学起源的具体时间是难以完成的。

一、历代学者的观点

关于史学起源，这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新生的史学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汉代人们就开始进行探讨；说它新生，是因为直到今天，学界还在研究这一课题。这一问题可谓是历久弥新，不断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这足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古代学者对史学起源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就文献记载来看，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是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班彪指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②班固认为：“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又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③在这里，班氏父子都将史学起源追溯至唐虞三代文字的产生和史官出现之时。这一史学起源论为后世不少史家所承袭，他们不断用新的论据来充实和完善这一观点。南朝梁刘勰说：“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又说：“史肇轩黄。”④《隋书·经籍志》更明确指出：“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现代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是撰写史学史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仓修良、杨翼骧、金毓黻等。仓修良先生认为：“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文字和历法。”有了文字，就可以把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经过和结果都记载下来。有了文字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历法的产生，是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史学是以时间

为基础的，就像地理以空间为基础一样重要。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仓修良先生认为文字和历法的出现是史学产生的标志，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杨翼骧先生也认为：“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而金毓黻先生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从史官的角度探究史学的起源，他认为：“史学寓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唯史官乃通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另外，李颖科从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他认为：“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起源。”

上述各家在探讨中国史学起源时尽管各有侧重，但基本上是以文字、历法的产生和史书、史官的出现为依据，这些观点的提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难免有偏颇。第一，他们只是从史学的表层形式进行研究，我们不可否认，文字和历法确实是记录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文字和历法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出现的，而人类对于历史知识的需要应远在其前，保存历史知识也不是只有文字一种方法，此说显然有所不足。第二，认为史学自史官出现时方得以产生，这个说法实为倒果为因，正因为对历史知识有迫切的需要才设置史官，在未设置史官时，人们已经用其他方法保存历史知识了，设置史官不过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而不能看成为史学的起源。第三，史学的产生是上

古先民的一种意识觉醒，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人们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从而在心里产生记住自身历史的意识，所以说，历史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史学的起源。

二、历史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史学的起源

何谓历史意识，就是“人们理解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与过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感到需要记住自己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意识。”历史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先辈的实践活动必然留下一些印迹，给后辈留下一定的遗产；后辈不可能离开先辈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开始生活和创造，所以他们要记住自己的历史，以利于自己今后的实践活动。

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现时的生活同以前的历史有一定的联系。生活在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把自己群体中死去的成员安葬在自己栖息的洞穴里，表明他们已经多少意识到自己现时的生存同自己群体中死去的成员的生存有某种连续性。这大概就是人类历史意识的最初萌芽。后来，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这种萌芽状态的历史意识就更明显。因为那样的崇拜表明，他们意识到图腾和祖先同他们现时生活的幸福或不幸有一定的关系。关于中国史学的萌芽，白寿彝曾经论述到：“中国史学的历史，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谓远古，是指文字记载以前的遥远时期。在这时期，虽还不可能有史学，但追本求源，还是要从这里说起。”也就是说，原始先民的历史意识是史学思想的最初萌芽形态。最初的历史意识是在同自然斗争中、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原始人从以往的行动中，逐渐

地思索、总结出自身活动成功于失败的原因，然后通过口耳相传或结绳记事流传下来。比如，在一次集体捕猎的过程中，一位原始居民在不经意间用一块尖锐的石块捕获了一只羊，他意识到这个方法有助于捕获猎物，于是他就将这一经验告知其他人或以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下来，以期在下次打猎的时候能吸取经验。这时候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经觉醒，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经验有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同自然的斗争。

《尚书·盘庚》篇多次提到“古我先王”及“古我先后”，又引了迟任的一句话，“人惟求旧”。可见殷人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由此可知，古代史学的起源，应推溯到人们认识到史实的重要性，并设法保存重要史实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文字，主要靠记忆和口传，保存下来一些重要事实。因为人们常遇到一些困难并遭致失败，逐渐有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认识，甚至有了“察往以知来”的认识，于是肯定保存知识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所以说，历史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史学的起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觉醒比较早的民族，原始居民历史意识的产生，中国的史学才得以起源，正因为有了当时史学意识的觉醒，才有今天层出不穷的历史学家、灿若星河的史学著作、种类繁多的史书体裁、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所以说，历史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史学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