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三部曲》与《四世同堂》“家族”文化异同对比

《激流三部曲》与《四世同堂》“家族”文化异同对比

摘要：中国近现代小说史上，反应或是涉及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小说有许多，其中又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老舍的《四世同堂》最为鲜明和深刻地反应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儒家文化中的家族文化也成了我国复杂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老舍的《四世同堂》两部作品在家族文化层面的描写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本文主要就二部作品中暗含的家族文化作浅要分析。

关键词：《激流三部曲》，《四世同堂》，家族文化，传统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老舍的《四世同堂》是诞生于20世纪中国的两部长篇巨著。两部小说都讲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兴衰荣辱，展现了在封建制度奴役下，在战争的摧残下，中国人的国民性格[1]。作者用质朴的笔调, 恢弘的结构展示了两个封建大家庭在不同战争背景下的兴衰荣辱，在这一份兴衰荣辱之下，两位先生向世人展示了两个既相似又有着明显差别的封建大家庭。而在刻画整个家庭的人物群像的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分析这两部作品之中暗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内核了解也会更加深入，也更助于全面地了解这两部伟大的作品。

一、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即依附于中国传统家庭的的一种文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主要有制度、观念和相关器物组成。又分为深层和表层两个层面，其中表层表现形式即为家族人员的聚居生活方式、以及充满仪式感的家族活动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家族建筑等；而深层表现形式则为相关家族意识、观念、婚丧嫁娶制度以及一些等级制度等。中国的家族文化植根于中国历来的传统小农经济，促进其发展壮大的是历来的儒家文化要义，它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相辅相成，既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家国文化”中的因子之一。

这种传统的家族文化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曾有其优越性，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又渐渐地落后于时代。无论是巴金先生还是老舍先生，都曾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不仅有着明确的认识，更有着深刻的感触。而他们作为新时代的进步学生，在深刻感受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同时，又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从而用他们的如椽之笔，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场既波澜壮阔，又暗含衰朽气息的时代画卷。

二、《激流三部曲》和《四世同堂》家族文化的异同点

《激流三部曲》和《四世同堂》作为两部中国近现代十分著名的小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核和社会精神状态，两部作品都有着各自作者鲜明的烙印，但又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相似，特别是两部作品在表现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层面，

有些十分显著的相同。

（一）两者家族文化相同点

1.强烈的家族意识

无论是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还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其在作品中都表现出了人物强烈的家族意识。[2]《激流三部曲》中以高老太爷和高觉新为代表。高老太爷作为创立整个高氏家族的第一人，他的一切行为几乎都是在以维护整个高氏宗族的完满和声誉为最终目的，并且其教导出来的高觉新，也是其认可的高氏家族继承人。高觉新，他曾经有过梦想，想做化学家，读书也很用功，在中学四年毕业期满的时候，是成绩名列全校第一的优秀生，曾想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甚至去德国留学深造，但是因为他长房长孙的身份，使得他在高老太爷的要求下，中学毕业就放弃了学业，成为了高家指定的继承人，担负着维护高氏家族未来完整的重任。可以说，高老太爷亲手缔造了庞大的高氏家族，他的毕生最大追求就是高氏家族能够永永远远的传承下去；而高觉新作为长房长孙，他更担负着维持家族稳定，使家族继续传承的重任。

《四世同堂》中以祁老太爷为代表，他与高老太爷一样，是四世同堂的祁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他以自己的威权和慈爱保持着大家族的完整和传承。他万事以“忍”为先，便就是日本侵略者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他的亲人，他心里想的也是忍让，然后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他觉得自己的房子和北平一样不朽，所以祁氏家族也会和他的房子一样，永远不朽。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条件退让，面对侵略者的种种不合理要求，他甚至想着能够用自己的忍让去换取整个家族的安稳。而他培养的继承者瑞宣，在面临国家民族灭亡的关键时刻，心里想的最多的依然是“生意能不能做，小家还能不能安稳”，满脑子都是家庭观念，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他的小家族面前，绝不可与之相比[3]。这种强烈的家族意识究竟发端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这种家族意识却成了构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思想根基。

2.森严的等级制度

在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中，几乎无时不刻不在展现着中国传统大家庭中森严的等级制度[4]。比如作品中的鸣凤，只因高老太爷一句话，便就最终失了性命。可以说，在整个高氏家族中，高老太爷几乎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的高氏子弟都被高老太爷所“管辖”，他的话语代表着家族的意志，胆敢反抗者，

即被高老太爷定位“异端”“叛逆”，虽不至“一言而决人生死”的地步，但是却鲜明地展示着高老太爷在高氏家族中的地位。整个高氏家族按照亲疏远近和辈分高地，分成了森严的上下尊卑等级制度，深刻而淋漓。

同样的，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也反应了森严的等级制度。比如祁老太爷的儿媳妇在见他之时，哪怕生病也被要求垂手侍立，如果有一丝不合规矩，便会被无情指出。无论是儿子也好，还是儿媳妇也罢，原本都是地位平等的家庭成员，但是在祁老太爷面前却必须要低人一等。可以说，无论是《激流三部曲》还是《四世同堂》，都反应出了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5]。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来由来已久，它是构建中国传统家族的制度根基。

3.传统的婚姻观念

婚姻作为家族文化中最活跃的内容是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为宗旨的。这种观念下的婚姻，无论是否成功，其出发点并非是结合二人是否幸福、恩爱，而是能否给家族带来利益和人脉，可以说这样的婚姻是极其功利的，至于当事人是否幸福，反而最不重要。这种“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婚姻观念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可以说中国历来有太多人的一生幸福就葬送在这样一个腐朽的婚姻观念中。《激流三部曲》中，高觉新本来深爱着自己的表妹，但是迫于家长的压力，放弃自己深爱的表妹，虽然心中并不喜欢结婚对象，但是口中没有一个“不”字，按照家长的要求，娶了与高家门当户对的李家二小姐。而他悲惨婚姻的最终结局是深爱的表妹抑郁而亡，结发的夫妻在外难产而死。而老舍的《四世同堂》里，更是有太多的具有功利性的、家长包办式的婚姻产生。无论是瑞宣的父母包办婚姻，还是大赤包与冠晓荷的财富交换婚姻，这些婚姻当事人双方所考虑的第一因素都不是自身的幸福，而是婚姻能否给家族带来利益，能否给自身带来利益；是否符合世情，是否符合父母心意。瑞宣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教育的青年，有着“恋爱神圣，结婚自由”的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对自己父母的包办婚姻全盘接受。他和韵梅的婚姻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不幸”，但是从开始到结束，他的婚姻也如韵梅自己所说“丈夫与她之间有那么一层薄纱”[6]。两部作品中展现的各种婚姻，除了极个别的以当事人感情为核心之处，几乎所有的婚姻都是一种利益联合的“表达式”。婚姻不再是神圣的，而是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