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

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
——读《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121 22112114 陈培坤
在《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格兰诺维特提出了著名的“门槛模型”。

这一模型适用于行动者有两个以上行动选择而他的成本效益又取决于其他人如何让选择之时。

所以这一模型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首先，是“门槛”的定义：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的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其次，门槛模型多用于分析社会上的集体行为。

门槛模型研究两者择一的情况——行动者有不同且互斥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中，行动者可以被认为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决定——决定去做一件事或不去做，比如是否要加入一个暴动。

更进一步，一个人决定采取一项行为的效益成本比较部分取决于有多少人采取相同的决定。

以参加暴动为例，一个人参加暴动的成本会因为暴动规模的扩大而逐步降低，因为参加的人愈多，被逮捕的机会愈小。

所以作者还是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看这一模型的。

在后续的论述中，他研究了门槛模型的适用情况，从新发明的传播中，看出韩国村庄的妇女在是否采用家庭计划生育时要等到一定比例的妇女使用了才放心，而且不同妇女会因为不同的教育、年龄、丈夫意见、村中非正式地位以及个人品味而有不同的门槛；每个人对于谣言与疾病、罢工的门槛都有所不同，既受到事件本身和参与者多少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因素。

还有就是“锦上添花”现象，一个人是否参与某起事件，会受到不想浪费自身拥有的资源的影响，就比如在投票中，一个人决定投给那个候选人，部分是因为社会影响力，部分是因为人们不想浪费他的一票。

因此，从格兰诺维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门槛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身份、受教育程度、个人偏好、年龄等。

通过对上述几个例子的分析，指出了门槛模型目的：从起始的门槛分配均衡去预测最终多少比例或多少人采取了哪一个决定。

在简单门槛模型的均衡结果中，提出了一个假设：试想在一个范围内有100人——一个可能发生暴动的情景，假如他们发生暴动的门槛几率分配如下：一个人的门槛是0，一个人的门槛是1，一个人的门槛是2，如此顺序加上去直到最后一个门槛是99.这是一个门槛的一致性分配。

结果就是“锦上添花”或“骨牌”效果：那个门槛是0的人就是“煽风点火”者，首先采取了暴动行为——打破一扇窗子。

这个行为激励了那个门槛是1的人；这两个人的行为又激励了门槛是2的人......直到100个人都假如暴动。

均衡结构就是100。

但是如果把第二个人即门槛为1的人改为门槛为2，在我们一般性的描述中，这两个群体几乎没有差别。

但是结果却会截然不同——点火者暴动了却没有门槛为1的人跟上，所以暴动到此为止，均衡点是1人参加暴动。

因此个人偏好平均起来相同的两群人也许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门槛模型在了解个人偏好平均起来应该采取某一行动，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是会十分有用。

其他的社会学模型在这一点上不大有贡献。

作为一个“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这一方面还是做了挺大的贡献的。

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出现群体性事件，也就是集体行为。

但是参加集体行为
的人，他们的门槛是不一样的，这也决定了他们会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会拿一些相似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共性，用以预测相似的情境。

但是在集体行为中，每个人的门槛是会受到外界因素，尤其是清境的影响的，继而可能使得集体行动与原来设想的背道而驰，这就使得社会学所建构的理论会在很多情况下有所偏差。

门槛模型的均衡是稳定的，但是个人情谊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因为朋友的影响效果明显高于陌生人。

假设一个朋友的影响力是陌生人的两倍，而我们假设的心理门槛则是以陌生人示范的效果为计算基础。

试想一个人的门槛是100人中50%示范了，而这时有48人参加暴动，52人未参加。

若不考虑社会结构时，此人不会参加，但在他的20个朋友已有15人参加，这些人的示范效果该被加倍计算。

所以他看到的不再是48人参加暴动，52人未参加，而是[（15*2)+(33*1)]参加暴动，[（5*2）+（47*1）]未参加暴动，而他心目中的比例就是63/100=0.525参加了暴动。

这比例被称为“认知上示范比例”。

这是超越了门槛，此人会参加暴动。

因此，在分析一个人的门槛时，只看到有多少人参加“暴动”来预测一个人是否会采取行动会发生偏差。

作者所描述的这一假设在生活中小群体行动中特别适用，一些比较缺乏逐主见的人通常需要知道群体中有多少人采取了行动，在不会伤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参与行动”。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要好的一两个朋友没有采取行动，那么他就会重新审视这一行动，并作出相应的选择。

而且在群体中每个人对他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一些人他可能是碍于情面，而一些人他可能连平时都不惜得罪，至于朋友就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人的门槛是很难确定的。

这也是门槛模型的一个问题。

时间与空间效果——社会结构是简单门槛模型解释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简单门槛模型的另一个问题是假设人们完全相连，也就是每个人对他人行动不管空间相隔或时间落差都会做出完整反应，但这通常是不存在的。

因而人们无法精确估算多少比例的人已经采取了行动，这样就会出现三类问题：人们会有系统地错估参加暴动者的比例；更会因一些人行动不公开而发生不精确估计；个人无法在操作性定义上有效的区分他们的真是门槛，比如一些门槛为17%的暴动者可能无法分别出15%和20%有何不同。

所以集体行为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门槛的改变在同一情境下对于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法律与秩序的大军压境会大量增加参与者的成本，但对理想主义者而言，这却是在主观上增加了利益。

同时，一个人谨慎的人可能在50%的人示范了之后加入暴动，却在90%的时候退出暴动，因为害怕事情太大会引起镇压。

至于不精确估计的情况多发于社会控制比较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动受到比较大的限制，为了先保护自身利益和暴动，会隐蔽的参与暴动。

门槛不同于规范却部分源自规范；也受影响于一些造成个人行为的因素——如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教育、职业以及社会位置；这些都会为一个人面对不同情境下的结果建立价值。

门槛是因情境而异的。

一个人的暴动门槛不是一个数字，从他的第一个暴动到最后一个一直不变，而是来自他面对暴动的情境时对不同行为的成本效益的一次综合分析。

门槛的改变也会发生在两个可能决定的成本效益比改变之时。

作者在这一章中展示了一个基于行为门槛上的集体行为模型，它以简单的总加原则解释了集体行为的结果。

当解释集体结果为什么会和个人偏好完全背离时，这模型显得特别有价值。

这样的矛盾也许会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因为我们
总是观察结果并假定个人偏好与其一致而非相反或是无关。

我们不愿正视这个矛盾，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现实时，总是建构了一个平顺的社会运作系统，而不期望是不连续或不理解的事件。

其最佳的解释力发挥于分析行动者的行为相互取决于他人时，而很少既有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化安排他们。

然而这只有在低度社会化的社会中才更有可能发生，每个人在行动时都会有意无意的受到社会结构与制度化的影响，个人的门槛也不止取决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