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是思想文化转型的探针

——读《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1968年5 月的巴黎，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危机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其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社会运动。上百万的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在国际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当时法国思想界的巨擘萨特和福柯，不仅以自己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思想引导学生，还身体力行地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场为期约10 年的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几乎席卷所有西方国家，但又倏然消逝，整个世界归于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无独有偶，远在东方的中国此时也经历了将近十年的运动，学生在其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两者有很多不同。美国“迷惘一代”的文艺思潮对中国八九十年代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崔健的《一无所有》可以与美国作家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相呼应：“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这也是那个“以梦为马”、“白衣飘飘”80年代的精神实质）

究竟是什么使得6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学生集体反叛社会，为何又群体回归社会主流？持续多年的学生运动本质是什么？这场学生运动为什么样的思想所指引？它给后来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怎样的思考和印记？研读历史，照耀未来；研究西方，反思东方。

清教伦理与世俗精神的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社会的常态是资金与物质的普遍匮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虽充满着血腥与掠夺，但是精打细算、谨慎持家、能吃苦、敢于背井离乡基本上是整个商业社会初期崇尚的精神。一战和二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催生了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从而使社会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发展动力。战后突如其来的经济繁荣与物质诱惑，生产大于消费，投资多于购买，使得强调花销、赞美富足、讲究实惠、注重感官和心理满足的享乐主义，“笑贫不笑娼”被“去道德化”，堂而皇之地获得伦理上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这种新旧思想文化的冲突，使得年轻人，一方面贪图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压抑和束缚，乃至思想的混乱。而学生运动正是两者冲突的发泄口。

本质上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人性从神性中解脱出来，塑造了伟大的人文精神。但是，随着日益丰裕的物质把感情和欲望、独立思考和判断挤压到小小的角落，“理性”君临天下，成为新的“上帝”。所以，学生们怀着革命嘉年华的喜庆和从未有过的解放感，抱着彻底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决心，举着象征革命的红旗和代表无政府主义的黑旗，穿着奇装异服，占领校园，走上街头，向前来阻止的警察的枪口插花。巴黎的学生们甚至模仿巴黎公社的作战方式，高唱国际歌，用石头、广告板搭起不堪一击的街垒，制造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氛围。其实质并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对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它要实现的是人性的第二次解放。所以，当五月风暴骤起时，当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就意识到，“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受到冲击的是我们自己的文明”。当年的学生领袖，现在欧洲议会的绿党议员科恩·邦迪也认为，“这场运动想改变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政府”。

点燃学生运动的思想火焰是当时流行的社会批判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古巴格瓦拉的游击战思想，中国的毛泽东

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等。其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相结合，反对按照资本必须讲求效率、进步应该讲求科学的原理、以数字化、标准化、控制论、定量化、整体化来控制一切的工具理性，倡导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人文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启发人们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三种“异化”现象：一是人与自然的异化，“人”未必能“胜天”；二是人与人的异化，“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三是人与自身的异化，“阁楼”上住着“疯女人”。归结到一点，是人不得不悲哀地发现：“人”不仅没有因科学进步和物质丰裕而实现自身的解放，反倒跌进一个新的、更加不自由的、被工具和知识理性所主宰的野蛮世界。

青年是影响社会运转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高等学校是现代社会的“高级神经系统”，青年学生是战后经济繁荣和消费社会孕育出来的一代新人。巴黎大学人文一位社会学教授说：“假如知识与社会的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中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那么学生运动不就和前一阶段里的工人运动具有同样的意义吗？”而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恰恰是社会革命和变革的动力。换言之，学生运动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根本力量。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除了对五四运动给予相当重视之外，对其他的学生运动画了禁区，或者研究甚少，缺乏足够的研究和重视。但是，不重视不研究不代表它不存在，不发挥作用。

青年学生运动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富于理想与热情。追求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具有“驱除鞑辱，恢复中华”的民族气概；另一方面又是个人的、享乐的。比如“我们要生活得快乐，不要生活得痛苦”，“永不工作，啃老、流浪、做乞丐也行”，“恋爱是我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给灾区捐款最多的学生，往往也是给女友过生日最豪华的人，而有可能他还是贫困生。

不过，十年之后，许多当年反叛本阶级的最激进的大学生们，一扫60年代的闲散与放纵，脱去嬉皮士行头，西装革履地杀奔主流社会，很多人甚至成为主流社会的中坚，成为迷人的中年大叔。而青少年时代已成为人们对往事的温情追忆，甚至忏悔。正如80年代出生的人，偶然看到《煎饼侠》结尾的古惑仔“陈浩南”、“山鸡”，虽然已过而立，但依然觉得他们很帅。邻座的90后、00后发出尖叫，也觉得他们很帅。

（参考资料：沈汉，黄凤祝：《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甘肃没出版社2002年版；许平：《20 世纪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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