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の儒学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公元1603年,日本三河(爱知县)小大名出身的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到1868年为止日本进入了长达265年的江户时代。
而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就传入了日本。
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六世纪后半期,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
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江户时期,儒学出现了史上罕见的繁荣兴旺。
众所周知,由于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开府,日本社会基本上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体,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崩溃期。
德川家族统治的三百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
幕府体制日益巩固,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日趋安定,使日本有可能从容地对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文化进行反刍、消化和吸收,并继续不断大量地吸收近期及明清以来的文化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户时代是有史以来日本文化同中国最密切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史的巅峰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儒学的勃兴。
中国的儒学虽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入了日本,并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但它始终未能完成一种蜕变,没有真正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江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机遇,使儒学真正获得了实现日本化的条件。
围绕朱子学派为主流的宋代理学的争论,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
其结果,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终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气候,也带动了江户文化的繁荣。
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第一节儒家经典初传日本中国的儒家经典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一个名为阿直歧的人送来两匹良马。
阿直歧能读中国经典,于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便拜他为师。
应神天皇问阿直歧:“还有没有比你更高明的博士?”阿直歧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很高明。
”应神天皇随即派人去百济邀请王仁。
应神天皇十六年二月,王仁来日。
太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还更加具体地说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
这是有关中国儒家经典和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经学者考证,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405年,也就是说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始为5世纪初。
《日本书纪》中还记载: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本应继位,但他推让皇位于异母兄大鹪鹩,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而且年龄大,应即位天皇。
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
两人互相推让,以致造成三年空位。
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辞让诚意。
这被学者认为是仿效《论语》中所记载的中国周朝祖先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王位于幼弟季历的故事。
另外,被认为写于5世纪并保存至今的日本文章中也有浓厚的儒家味道的文字,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在5世纪时已传入日本的明证。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晚至6世纪的事了。
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国王派遣了一位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日本,之后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专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授。
后来百济也仿照汉朝建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中国的儒家经典也通过百济的五经博士传到了日本。
但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初,影响并不广泛,与广大民众尚无接触。
这是由于日本当时刚刚踏入文明社会不久,仍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因此,对于从中国传来的新鲜的生活或生产器具及进步的生产技术接受得比较快,而对先进文化的精神成果接受则较为缓慢。
论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论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可以搜求到手的研究著作和史料中尽可能多地整理出有关日本儒学发展及其影响的重要史实,把儒学置于日本文化的大背景下,将儒学的发展与日本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成功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日本的思想文化。
《文化》一书中的下篇,分别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史学及当代日本社会七个方面,具体地分析研究了儒家思想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影响。
这种横向的研究给人以广阔的视野,而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中,又再现了其发展过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脉络,给人以纵深的历史感。
例如在政治领域,从大化革新与“周孔之教”、“建武中兴”与朱子学的关系,一直谈到“尊王攘夷”思想与明治维新。
在法律方面,从《养老律令》和“以礼入法”,《贞永式目》和大名家法,一直谈到明治民法中的家族制度等等。
这样纵横交织,形成了一幅广阔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图景。
透过翔实的历史事实陈述,日本文化的特点便具体而豁然了。
这里我们想介绍王家骅对日本神道这一原生形态的民族宗教与儒学的关系的论述,借以理解日本文化的特点。
王家骅在《文化》一书中,论述了日本神道教义从无到有的发展,及其如何受儒佛道等各种思想的影响与怎样排除这些思想影响欲恢复其本来面目,直至与国家权力结合。
他将这一过程分为从原始神道到国家神道五个发展时期,并认为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可以找到当时儒学发展形态的影响。
关于日本原始神道,他是通过剖析《古事记》中有关宇宙生成和演变的神话与儒家典籍《淮南子精神训》和《周易系辞》等的关系,来说明“无论是其神学思想还是其宗教祭仪活动,都已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到平安时代中期,以佛教为根本、神道为附庸的“本地垂迹”说,则是神佛调和理论化的最初尝试。
到室町时代,神佛调和理论又与儒佛不二思潮互相汇合,发展为各种各样的神、儒、佛一致说,无论是哪种一致说,实际上都是由外来思想所准备与培植的,尤其是受到宋学的影响,这并不表明以日本固有之道相标榜的神道出现了什么具有思想独创性的新发展。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作为一种传统的日本儒学,江户时代儒学也被称为“江户学”,它是日本传统儒学的一种发展。
江户时代的儒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论语》、《礼记》、《孟子》、《中庸》等,以及儒家传统的思想,如仁义礼智信等。
江户时代儒学的研究主要以“实践”为中心,以实践为出发点,以“实践”为
核心,以“实践”为最终目标。
因此,江户时代儒学的研究被称为“实践儒学”。
江户时代儒学的研究论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实践儒学的理论基础。
实践儒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儒家的传统思想,如仁义礼智信等,以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论语》、《礼记》、《孟子》、《中庸》等。
本文可以从儒家传统思想和经典著作出发,探讨实践儒学的理论基础。
二、实践儒学的思想实践。
实践儒学的思想实践是江户时代儒学的核心,也是江户时代儒学的重要内容。
本文可以从实践儒学的思想实践出发,探讨实践儒学的思想实践。
三、实践儒学的社会实践。
实践儒学的社会实践是江户时代儒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江户时代儒学的重要内容。
本文可以从实践儒学的社会实践出发,探讨实践儒学的社会实践。
日本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
日本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梁宗华摘要儒学自始传日本至12世纪以前,所传入的均是汉唐时期注释的儒家经典。
适应于建立、健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儒学主要是作为先进的政治理念在日本封建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发生了大的转向,宋代理学取代了汉唐儒学输入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儒学摆脱了对禅宗的从属,独立发展,进入在日本的鼎盛期,儒学研究空前高涨,创出了日本儒学独立的理论体系,形成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重要学术派别,这些学派开展学术研究,从事教育活动,为儒学的本土化、民族化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儒学日本传播民族化作者:梁宗华,女,山东苍山人,1963年生,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儒学经由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
与朝鲜、越南相比,儒学传入日本的历史最短,但一经传入,就对日本社会生活诸多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但对日本社会历史进程发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创出了比较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从而构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长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过程中,儒学以官方力倡、民间普及等各种形式渗入日本社会机体之中,成为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的积淀。
以中国儒学为母体的日本儒学,在日本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中深深地扎下根,成为东方儒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在幕府时代以前主要是以五经为核心内容的汉唐儒学,此期对日本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促成了大化革新在相当程度上贯穿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精神。
儒学初传日本,有徐福携《诗》、《书》东渡的传说,但确切的史实记载是在应神天皇时。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载,百济博士王仁于应神天皇16年(285年)赴日本,携《论语》献给朝廷,并担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教授《论语》。
这是儒学官方传播的开始,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宫廷教育亦自此始。
儒学的政治理念及道德观念很快被日本上层社会所接受,应神天皇死后,受儒家禅让及仁孝思想影响,皇太子与其兄大鹪鹩互让空位近三年,最终自杀使以仁孝闻名的兄长大鹪鹩即位,是为仁德天皇。
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人类的认识固然不能局限于闻见,不能满足于感觉经验,感性知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感性认识毕竟是理性认识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大多数儒学者较为重视感觉经验,就使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万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的科学认识的道路。不过这离在重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路程。这需要运用实验手段,在人工控制下进行观察,掌握数据,进而运用理论思维的方法提出假设,建立数学公式,进行严密推导、论证、再设计实验,如此循环往复。然而由于前近代的日本人比较拙于抽象思维,与之相关,又象中国人一样比较地缺少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形式逻辑传统,因而,日本的重视感觉经验的儒学者最终未能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
二
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在中国儒学中,“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还指道德意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生而知之”的所“知”显然是一种天赋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无关。而“学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说法“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似乎是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卫灵公》)这表明孔子认识到来自“闻见”的感性知识的局限性,认为还需要“思”即理性认识。不过比较起来,孔子还是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认为那种天赋与先验的道德意识更为珍贵。
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不虑而知”的良知才是真知。他还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孟子·告子上》)认为得自于耳目感觉的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与孟子不同,荀子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说:“征知则缘耳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认为“征知”必须“缘耳目”,即思维必须以感官活动为先决条件。遗憾的是荀子的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唯有汉代王充是个例外。
日本近世儒学与政治儒学研究四篇
观 念获 得 F本 中心 主 义 的理 论 重 构 , 后 l 纪 兴 起 的 是 “ t 然 8世 国学 ” “ 学 ” 友 枝龙 太 郎 认 为 l 纪 的徂 与 兰 。 7世 徕 学派 之 所 以不 尊孟 子 主要 是 由于孟 子 的汤 武 放 伐 论破 坏 了 君 臣 关 系 的伦 常秩 序 , 反 映 了 日本 尊君 的政 这 治结 构 及 生 活 传 统 ; 斥 孟 这一 点 上 徂 徕 学派 与 司 马光 、 在 李觏 等 近 似 , 先 于 徂 徕 的 伊藤 仁斋 则 比 较 接 近於 而 朱 子 。 藤仁 斋 及 其 子 孙 的 古义 堂 家 学 是 E本 罕有 的学 问世 家 , c 树 根 据仁 斋 所 读 书 、 藏 书 的历 史 情 伊 t 贝塌 茂 所 况 , 证 认 为 仁 斋年 轻 时 未读 到《 子语 类 》 只 读 了节 选 性 质 的语 录 且 所 读 程 子 书 甚 於 朱 子 书 , 程 子 兄 考 朱 而 故
弟於仁斋的学风影响要大於朱子 。1 8世纪的太宰春台认为贝原损轩由信奉 程朱到晚年质疑程朱 。 这是损轩
的 巨大 进 步 与 转 折 , 损 轩 只怀 疑 程 朱 学 不 合 圣 学 但 未 知 程 朱 学 正 是 通 过 孟 子 之 变 异 而 发 展 过 来 ; 台敬 但 春
佩 损轩 的学 识 但 他 认 为 他 自己排 程 朱 、 孔 学 的 努 力是 损 轩 所 不 可 及 的 。 复
日本近世儒学与政治儒学研究 四篇
林桂榛
【 摘
刘 春 阳 译
要】 信夫清三郎认为 中国在亚 洲创建 了特殊的国际秩序 , 以内“ 外 “ ” 华” 夷 的朝贡制度或宗藩体
系 构 筑 了 “ 国 的世 界 秩 序 ”1 中 ;7世 纪 后 半 叶 的 山 鹿 素 行 开 始 脱 离 中国 中 心 主 义转 向 日本 中心 主 义 ,华 夷 ” “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以来,日本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的诸多影响。
其中,儒学作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在传入日本后,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在日本社会发挥着诸多作用。
中国儒学在日本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充当了推动社会进程的重要思想武器。
标签:中国儒学;日本化根据公元前720年成书的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传说,中国儒学经典在那时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
儒家学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正统统治思想,随着历朝代统治者的需要发生变化,中国的儒学思想也在不断应时而变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同时,传入日本的儒学文化,也被日本人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改造地利用,发展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并在日本多个重大历史时期发挥着作为思想武器的重要作用。
一、日本早期儒学(5世纪至平安时代末期)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记实最早可见于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并且在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有关于百济博士王仁于应神天皇15年应邀前去日本传授儒学的记录,王仁此行带去了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对日本儒学的初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到七世纪,从圣德太子进行推古朝改革后,到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再到大宝元年,制定《大宝律令》,这些都是日本早期儒学治国治民的思想被日本政治所采用的标志。
圣德太子制订的“冠位十二阶”便是参照了儒学传统思想中“德、仁、礼、信、义、智”的观念而由此创造出的。
后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将儒家“王土王民”的思想贯穿其中。
提出“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观念,提出了建立集权于天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
虽然在当时这一诉求并没得到满足,但在400年后的“大化革新”中,中大兄皇子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苏我氏旧势力,新上台的孝德天皇提出了自己代行天命的观点,这表现了中国儒家的天命观,这一观念也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家天皇制集权国家权威性的根本政治理念。
中日儒学思想比较总结
中日儒学思想比较总结中日儒学思想比较总结儒学是东亚地区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其中中日两国的儒学思想具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本文从儒学的基本内容、思想观点和影响等方面对中日儒学思想进行比较总结。
一、基本内容中日儒学的基本内容都包含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并以孔子、孟子、朱熹为代表人物。
这些经典著作都强调人伦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道德修养、仁爱之道、君臣父子之道、社会秩序等。
二、思想观点1. 人性观点中日儒学都认为人性本善,但在人性善恶的比重上有所不同。
中儒倾向于强调人的天性追求善良,而日儒则更加关注人性中的恶劣因素。
后者认为人性善恶参半,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修正,以使人性向善发展。
2. 社会秩序观点中儒学强调仁爱之道和和谐的社会秩序。
孟子提出“养老有大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强调个体的修身养性,以实现和谐社会。
而日儒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注重君臣父子之道,倡导家庭及社会体系的和谐。
3. 教育观点中日儒学都重视教育的作用。
中儒主张通过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和修养,使人们能够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
孟子提出“求其志者,不以苟得之;求其言者,不以苟得之”,主张人们要以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方式追求卓越。
而日儒更加注重教育的实践性和情感教育,通过生活体验和亲子关系来塑造个体的道德行为。
三、影响中日儒学思想都对两国的文化、社会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文化影响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构建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日儒学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日本的团结、秩序和礼仪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影响。
2. 社会影响中儒学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注重礼仪、忠诚奉献的价值观念,对家庭、爱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日儒学的思想则在日本推动了义务教育、家庭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对日本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何不同?
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何不同?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虽然中日两国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的不同,两国的儒家思想有着一定的差异。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日本儒家思想则是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后,经过本土化传承、发展而形成的。
尽管日本儒家思想的根源与中国相同,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思想的传播和演化方式不同,日本儒家思想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重视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着重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认为这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文明的重要手段。
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体系,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在日本儒家思想中,文化传统的重视程度没有那么高,日本人注重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开放心态。
三、社会规范和伦理观念有所不同中国的儒家思想以仁爱、忠诚、敬老尊师等美德为核心,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
儒家思想强调了社会和谐和个体的道德素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社会秩序。
而日本的儒家思想则更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尽管也强调了社会和谐,但是相比于中国来说,更注重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四、强调道德自我修养的差异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个体的自我修养和提高。
在中国,修身养性在儒家思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钻研儒家经典和实践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而在日本儒家思想中,对于个体的自我修养并没有达到中国儒家思想的高度,日本更加注重外在行为规范的达成和维护。
总之,中日两国的儒家思想在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定差异,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和风格。
然而,无论是中日两国的儒家思想,都是对于中华文明与东方文化的珍贵贡献,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传承的精神财富。
日本の儒学
三、全盛期の儒学(江戸時代 )
• ともかく、日本の陽明学は、時に個人的に 深く心酔するものが現れても、社会に思想 的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く、学 派を形成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したがっ て、日本の陽明学はただ一種の思想的な傾 向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三、全盛期の儒学(江戸時代 )
三、全盛期の儒学(江戸時代 )
• 2、日本の陽明学派
• 一般的には中江藤樹(1608-1648) が日本陽明学の祖だと言われる。 彼は、全面的に陽明の思想に影響さ れて自己の思想を形成したのではな く、陽明学への方向を取りながらも 自分の思想の特色を持っていたと言 える。
三、全盛期の儒学(江戸時代 )
一、日本の早期儒学(飛鳥 、奈良、平安時代)
• 聖徳太子は、中国の儒学思想を日本 の政治制度に取り入れた最初の人物 である。
「憲法十七条」 『冠位十二階』 留学生 大学寮
பைடு நூலகம்
一、日本の早期儒学(飛鳥 、奈良、平安時代)
特徴
• (1)政治理念として日本の政治だけに影響を与え、当時の 日本人の道徳の実際にはほとんど影響に与えていなかった。 • (2)明らかに共存性を強く占めて、いろいろな論争は終止 符を打たれた。 • (3)哲学としての意義が欠けていた。
中江藤樹 の門人
事功派: 熊沢蕃山 必ずしも師説に盲従せず、独自の見 識を立てたのに反する。
存養派・省察派: 淵岡山 後者は藤樹の思想を忠実に継承した。
三、全盛期の儒学(江戸時代 )
• 熊沢蕃山が陽明学から学ぼう
とする点は、「自反慎独」、す なわちいわゆる「進学」に共通 の心の内に契機を重んずる点で ある。
• 四、日本の後期の儒学(明治時代から今まで)
日本外来文化の中の儒学をについて
要旨ご周知のように、今は中日関係はあまりよくない。
私は、それは中日両国の思想文化の差異が原因の一つだと思います。
中国の儒学伝統思想文化は千年余り以来ずっと主流文化として中国人民の心に根がついて、人々の行為を指導する。
日本文化に日本儒学という中国から伝わって来た外来文化がある。
でも、日本儒学は外来文化として日本に入ってから日本化という長い洗礼を経て、中国儒学とは違いを生じて、これが中日両国の文化の差異とも言える。
実は、どんな国でも、自分の国の伝統がある。
外来文化としてでも、自分の国の文化に変わっていくに決まっていて、主流文化と一緒に同様の作用を発揮する。
でも、中日両国の異なる文化に対して、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摩擦と矛盾の発生は免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キーワード:忠仁外来文化和多元共存摘要众所周知,现在中日关系并不是很融洽。
我认为这与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儒学传统思想文化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在中国人民心里扎下了根,并指导着人民的行为。
在日本文化里有从中国传来的日本儒学这样一种外来文化存在着。
但是,日本儒学作为外来文化传进日本以后经过日本化的洗礼,和中国儒学有所不同,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实际上,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传统。
即使是外来文化,也会转变成本国的文化,并和主流文化一起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但是,对于两国之间的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理解,但摩擦和矛盾却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忠;仁;外来文化;和;多元共存日本外来文化の中の儒学をについてはじめに日本は島国に属して、文化を載せる2千年余りの歴史があるけれど、自身の文化は蓄積するのがあまり深くない。
後に中国大陸と朝鮮半島から多くの異なって新しい文化の要素が入ってきて、日本の本土の文化を充実して豊かにするだけではなく、更に重要なのは、絶えず域外から持ってきて受け入れる方式が、日本人に普遍的に“我が者に役に立つ価値があって、使う”というの思想意識を持たせて、即“各種の外来文化を何もかもひっくるめて受け入れる”ことである。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 键词】 家思 想 ; 关 儒 日本 ; 传播 与研 究
【 者简 介】 少博 , 尔滨工程 大 学思政部 教授 , 士生导 师 , 作 史 哈 博 黑龙 江 哈 尔滨 100 501
【 中图分类号】 0 I9 (
用 汉文 书写 的 《 七条 宪 法 》 十 。这是 日本 最 早 的成
文法 , 内容 多 出 自中国儒 家 思想 , 以劝 善弃 恶 的训 诫 和说 教 为主 , 目的在 于 加强 皇权 , 制 氏姓 贵族 压 的势利 。 除人 民的反抗 。十七 条 中最著名 的有三 消 条, 即第 一 条 “ 和 为 贵 ” 第 二 条 奉 “ 、 、 三 以 ; 佛 法 僧 宝” “ 为 四生 之终 归 , 国之极 宗 ” 第 十七条 “ 万 ; 对重
奈 良时代(1 年一 9 年)正值大唐的鼎盛阶 7 0 74 ,
段 。 日本集 中吸 收 中 国文化 的时 期 , 是 日本 学 习唐 朝 文化 。在 教 育 上就 是 仿 唐朝 的教 育 制度 建 立 了 自己 的贵族 学 校 教育 制 度 。朝 廷在 京 城设 大 学寮 ( 简称 大学)在 地方 的 “ 设 “ , 国” 国学 ” “ 。 大学寮 ” 的
信 。’ 关于 日本奈 良和平安 时代 中央 权力集 团吸 纳 中国儒家 ‘ 德政 ’ 思想 治世 的材 料 , 8世 纪制定 的 在 ‘ 律令 ’ 历史 著作 《 以及 古事 记 》 ‘ 国史 ’ 明确 、六 中有
记载, 可谓 史不 绝书 。 t , 4年 , ”r%0 ls r 圣德 太子颁 布 了
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的, 儒学成为 日本青年 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 江户时代 。 儒学被推为官学。
日本儒学的特点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罩中国文明,而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强烈的影响力,使得该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
要探究日本人的隐忍特性与严谨态度,则必然要追溯到中国儒学思想的传入及其对日本社会、经济、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外国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甚深。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不断到中国取经和学习,视中国为文化圣地。
本文从日本儒学的起源和发展说起,研究和分析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社会发展、日本人性格特征的影响,并提出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个人观点。
1、日本儒学的起源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位置。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
唐化,即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即西方文化所化。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在晋末,经朝鲜到了日本。
公元285年,百济国的王仁在日本讲《论语》。
从中国唐朝时起,日本就大量派送遣唐使,研究儒学经典,并携走大量的汉语儒学典籍回国。
同时将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璀璨文明带回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置,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目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时,中国正处于庞大帝国的强盛时期,而日本仍处于蛮荒时代。
儒家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理念、社会礼仪、道德人格等直接刺激了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加速推动了日本从奴隶制转入到律令制国家时代,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不仅是日本古代的文明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与行动。
2、日本儒学的特点日本儒学并非了无特色,因为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一个善于汲取的民族,日本文化就是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第六讲日儒学与武士道
第六讲日本儒学与武士道5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崇尚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积极倡导儒学,604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大量导入儒家圣训,以提高皇室权威,日本早期儒学基本为全面引进和效仿时期。
进入武士社会以后,日本则进入以神道哲学为核心,全面置换儒学时期,它逐渐背离了以“仁慈”为本位,以尊重生命为准则的儒学“原貌”,转向片面强调忠勇至上、淡化生命的武士伦理。
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武士道是将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加以高度扭曲变形的产物。
日本儒学则完全背离了中国儒学“以仁为本”的核心思想,而成为“自定一格”的独立体系。
客观地说,有着千年历史的武士道文化也是极尽丰富,它杂糅神、儒、释、道各学,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可谓天使与魔鬼的共生物。
因此,深入解析日本儒学与武士道,也是进一步破解日本文化的重要一环。
一、儒学的传入与异化(一)儒学的传入一般史学界认为,儒学传日时间为5世纪初。
据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16年(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赴日,带来《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当时的太子菟道稚郎子还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而603、604年日本古代明君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及《宪法十七条》,正是全面移植中国儒学的体现。
7—12世纪官方教育机构——大学寮,就是日本早期儒学传播的途径,早期儒学主要是训诂性质的汉唐经学。
《宪法十七条》融入了儒学、佛教、道家等思想,其中贯穿着君臣、父子等儒家人伦秩序和等级观念,以全面树立皇室中心主义。
同时也主张“以德治国”,如,宪法第十二条:勿敛百姓;第十六条:使民以时等,均体现出日本早期儒学与“以仁为本”的中国儒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并无二致,因此日本早期儒学基本上可视为效仿阶段。
(二)儒学的异化可以说进入镰仓(1192—1333)武士社会以后,是日本历史与文化的重大转折点。
平安末期,日本开始形成以武士为中心的主从道德。
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1927—)在《日本电影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武士则是以刀枪为谋生工具,以战争为职业,以暴力和战争为财富源泉和进身阶梯的阶级1。
日本文化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文化中的儒学思想年前,笔者一个去日本的亲戚回来了,交谈中得知在日本一年左右的时间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做法。
这让我不禁想到了我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儒学思想”中相关的内容,日本的文化和儒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微妙关系呢?纵观日本的整个历史,其之所以拥有现在这样的经济成果和先进的文化等瞩目成绩,一方面,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采纳了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与伦理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吸收,在其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求进步的日本人按照其民族的伦理道德、行为品质等对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了一番改造与整合,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从汉代就开始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只是那时还只是小规模的,真正的大量吸收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儒家思想在几百年的传播积淀中融合并已深深植入到日本文化的土壤中。
儒家文化在日本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一是因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部分内容仍适应当代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二是儒家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与日本的本土主流文化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他们在思想上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儒学比任何其他传统宗教或哲学对他们的影响都要大,这主要表现在道德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忠诚、重视教育和勤奋工作等方面。
一、儒学的传入及缓慢普及儒学早在大和时代便已传人日本,在早期传播中儒学是做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贵族知识。
由于缺乏创造与特色,当时并没有转化为日本社会与民众的需要,更没有融于日本文化当中。
直到大化革新时期,儒学才在日本以教育传播的形式逐渐深入到学校及各地。
在中国宋代,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出现了朱子哲学,日本人也对这种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开始把儒学的新发展传人国内。
起初只是依附于当地的宗教思想在禅僧中间进行传播,那时还没有广泛向社会渗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开始取得独立地位,进而迎来了全盛时期。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经在中国的教育界发扬光大。
然而,在日本,儒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并介绍一些具体的实际应用。
首先,儒学影响了日本的学校地位和组织形式。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向西方学习。
尽管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教育界发展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方式,但是儒学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
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学校采用儒学的教育方法,并常常在全国性的教育政策上设立儒学的标准。
其次,儒学思想影响了学科设置。
由于日本的儒学被广泛接受,日本学校的学科通常与儒学有直接关联。
例如,儒学中尚书与春秋两部书中记载的历史成为了日本学校教育中必修的课程。
另一个例子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等重要的儒家经典,也被列入了日本的中学课程。
此外,儒学对日本教育界所起到的深远影响包括对纪律的重视。
在日本学校里,不仅要求学生学习课程,还有着强烈的纪律观念。
这是由儒学教育中“道德修养”的理念延伸而来的。
在日本学校纪律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必须服从老师的指挥。
学校内的规定也非常严格。
儒学对日本学校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也体现在课外活动上。
例如,在日本的儒学教育中,通过学习或者讲解名人传记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这种做法让学生学到了人性的重要价值观。
总之,儒学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学科设置、学校纪律以及课外活动等方面。
在实际生活中,日本的教育系统一直在努力揉合西方和东方的教育思维来开展教学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文化不仅对中国自己的教育产生影响,对周边的国家教育体系也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儒学
1150104153
胡兆慧
1 2
早期儒学 朱子学派 阳明学
目录
3 4 5
古学派
向民间的普及
1
藤原惺窝 林罗山 居敬派
朱子 学派
2 3 4
穷理派
◆
日本儒学大致分 期
早起儒学
初传日本到平安末 期
中国儒学思 想较强的政 治性和道德 性。而日本 早起儒学主 要作为政治 观念对日本 产生影响。
宋学传入日 本,许多禅 僧从禅佛一 致的角度讲 求宋学,但 这个时期的 宋学是禅学 的附庸。 宋学与禅学
4
穷理派·贝原益轩
かいばらえきけん
强凋朱子学的唯物论要素
•强调朱子学认识论的合理部分 •相对于“居敬”更重视“穷理” •表现出对“民生日用之学”和 自然科学技术的兴趣 •其主张的“穷理”是道德的形 而上学之理走向自然法则之理 转化的产物。 •《女大学》与“日本植物学之 父”
个人介绍
个人介绍
2
林罗山
のぶかつ
•主张“居敬穷理”“上下 定分之理” •主张“以儒释道”“神佛 一致” •朱子学的日本化与成为的 官学
个人介绍
3
居敬派·山崎暗斋
やまざき あんさい
强化朱子学的唯心主义色 彩
个人介绍
•强调朱子学封建伦理学侧面 •相对于“穷理”更重视“居敬” •主张一种道德至上,严肃主义 的学风,持教条主义思想 •强调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 对日本国内形成“尊王论”。 •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影响巨大
镰仓室町时期
朱子学派
江户时期后
儒学摆脱禅 学独立发展, 开始进入全 盛时期
古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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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
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
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
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
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儒家哲学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
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
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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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儒学日本の儒学は、古いから中国の儒学思想を取り入れたのです。
日本伝来から平安時代末期までの儒学を、日本の早期儒学と言わられます。
日本に伝来した年代と経緯については、定説はないけど、『日本書紀』と『古事記』の記録によれば、応神天皇十六年、西暦285年に、朝鮮の百済の王仁が『論語』と『千字文』を持って日本へ伝来したと記されています。
六世紀に百済からの五経博士が継続的に交替しながら、日本へ渡って、中国の原始儒学を伝えました。
聖徳太子は、中国の儒学思想を日本の政治制度に取り入れた最初の人物です。
聖徳太子が、「憲法十七条」を制定した時に、中国の法家、儒家、墨家及び仏教などいろいろな思想を取り入れたが、儒学思想がもっとも重要な比重を占め、儒学思想が基調とな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聖徳太子は、また『冠位十二階』を徳、仁、義、礼、智、信(各大小二階を分けている)で命名し、儒学の社会政治思想で政権を強めようとしました。
聖徳太子も、留学生を派遣して、中国の儒学の典籍を勉強しました。
その後、大化の改新を進め、日本で学校を設置して、大学寮などで儒学を中心として教育を行いました。
(1)中国の儒学は、政治にも道徳にも、影響が与えていました。
日本の早期儒学は、政治理念として日本の政治だけに影響を与え、当時の日本人の道徳の実際にはほとんど影響に与え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2)中国の儒学は、包容性を強く持っており、外に向かって排他性をもっております。
ところが、日本の早期儒学は明らかに共存性を強く占めて、いろいろな論争は終止符を打たれました。
(3)日本の早期儒学は、哲学としての意義が欠けていたと言えます。
中国儒学の発展変化は、日本儒学の発展に影響を及ぼし、鎌倉時代(1184-1333)に、新儒学が日本に伝来しました。
大陸の宋学が、禅学とともに日本伝来されて、次第に広がり、日本の儒学に革新の気運を与えました。
鎌倉、室町時代を通して、宋学はほとんど五山禅僧の手によって、伝承されていました。
大陸の宋学と大きく違っていました。
朱子学側からは、一貫して排仏論が出張されました。
しかし、大陸の禅僧は儒仏一致を力説しました。
日本の禅僧たちは、大陸の禅宗の影響を受けて、儒仏一致の見地から宋学を講じました。
しかし、日本の禅林の宋学提唱は、もとより宋学そのものの普及を目的とする者ではなく、それは宋学を「助道の一つ」と見て結局禅法を揚げる方便にはかならない。
彼らは、ただ儒学と仏教、特に宋学と禅宗の形式の関係に注目して、両者の交渉、融合を論じついに宋学をその本来の姿において、把握するまでに達しませんでした。
当時の宋学は、仏教の禅宗の従属物として存在したのでしょう。
鎌倉時代、禅僧の間に唱えられた宋学は、鎌倉時代の末期から、その影響が宮廷の天皇、公卿、博士家に波及しました。
鎌倉時代では、儒学の新注派は禅林の宋学で、古注派は清原などの諸博士家でした。
江戸時代になって、日本の儒学は禅宗の従属としての状態から抜け出し、独立を始め、いよいよ全盛期を迎えるようになった。
藤原惺窩が先週の世界を脱し、還俗して儒学に転身したことは、日本の儒学の独立の象徴的な出来事と言えよう。
惺窩は、朱子のように、利を形而上的なもの、万事万物か生まれる根源だ見なしたのです。
惺窩は多くの儒学を育成しました。
林羅山はその中の一人でした。
日本朱子学派の真の開祖は、林羅山でした。
林羅山は、朱子の思想を修正し、概念内容を置換して、朱子学の日本的な特色を現しています。
例えば、忠と孝の関係について言えば、中国の伝統的な見方は、「忠」より「孝」を重視するものだが、林羅山は、「孝」より「忠」を重視します。
林羅山以降の日本朱子学派の全体から見れば、それは二つの方向へと分化したと言えます。
一つは、朱子学の唯心論の側面を強化し、朱子学の封建論理学を強調して、「窮理」より「居敬」を重視したことです。
山崎闇斎はその代表人物です。
彼は朱子学と神道との結合に力お注いで、新しい神道流派、「垂加神道」を樹立しました。
また、山崎闇斎は朱子学の大義名分論を強調しました。
崎門の学統は連綿として、明治以降まで継承され、その尊王思想神道思想は天皇制国家を支える理念として国粋主義者によって誉めそやされ、太平洋戦争の時期に、それは最高潮に達したのです。
実は、崎門学派こそ最も典型的な日本朱子学派の停滞と固陋の側面を表したのです。
もう一つは、朱子学の内包する唯物論の要素を強化し、朱子学の認識論の合理部分を強調して、「居敬」より「窮理」を重んじて、「民生日用の学」ないし科学技術に興味を示したことです。
その代表人物は、貝原益軒があります。
かれの「窮理」は、事物の法則性を客観性に探究すると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ました。
また、益軒は窮理において、合理性と客観性に徹てしようとし、学問が博学を旨と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ました。
貝原益軒の博学的な学風はまさに崎門学派の学風と対照的なものです。
一般的には中江藤樹(1608-1648)が日本陽明学の祖だと言われるが、実は室町時代において、日本人はすでに王陽明に接触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江戸時代、日本には、中江藤樹を始め、その門人熊沢蕃山及び三輪執斎、佐藤一斎、大塩中斎らによって、代表される王陽明の思想に共鳴する思想の傾向は確かに存在していたが、中国の陽明学派と違って、これらの学者は全面的に王陽明の思想を受容したのではなかったし、中断されることなくはっきりした伝授関係を持つ学派として形成されませんでした。
江戸時代に日本の陽明学は容易に発展できなかっ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中江藤樹は、全面的に陽明の思想に影響されて自己の思想形成したのではなく、陽明学への方向を取りながらも自分の思想の特色を持っていたと言える。
中江藤樹の門人の中で、最も優れた者は、熊沢蕃山と淵岡山です。
蕃山を中心とした人々を事功派と呼び、岡山一派を存養派あるいわ省察派などと称し、前者は必ずしも師説に盲従せず、独自の見識を立てたのに反して、後者は藤樹の思想を忠実に継承しました。
熊沢蕃山が陽明学から学ぼうとする点は、「自反慎独」「心を内に向はしむ」、すなわちいわゆる「進学」に共通の心の内に契機を重んずる点でした。
実は蕃山は朱子学と陽明学との中間的立場でありながらも、幕府の圧迫を被って、困厄の中に世を去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三輪執斎は、日本陽明学の中興の祖と言われているが、彼の主な業績は1721年における「伝習録」の翻刻に過ぎない。
三輪執斎以降、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から、日本の陽明学は再び復興の勢いを表す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その代表的な人物は、佐藤一斎は、内心では陽明学を奉じながら、表では朱子学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ず、「陽朱陰王」と評されました。
彼の思想の影響力は、他の陽明学者より大きいでした。
幕末の思想界に行動主義的な陽明学が広く流行したのは、中央学界にあった一斎の促進的な役割が大きかったからです。
ともかく、日本の陽明学は、時に個人的に深く心酔するものが現れても、社会的に持続してその思想的な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く、学派を形成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したがって、日本の陽明学はただ一種の思想的な傾向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1)反体制性:日本の陽明学者は、その全体から見れば、中江藤樹から大塩中斎、吉田松陰まで、彼らの思想は多かれ少なかれ反体制的な批判精神を内包しています。
(2)行動性:日本人に対する陽明学の影響は、内面性への関心の深まりのみではなく、社会的な行動性を強めることにあります。
幕末の陽明学者大塩中斎及び維新期の吉田松陰らは、この行動性の実践者でした。
山鹿素行、伊藤仁斎、荻生徂徠は日本古学派の三人の代表者です。
彼らの共通点は、復古を唱えました。
ただし、彼らの復古の要求は、決して簡単に中国の伝統的な孔孟の学(原始儒学)に復帰することではなく、古典を持って日本の朱子学を否定して、思想の自由を求め、古典から当代の社会に実践理論として役立つ生活の知恵を求めたのです。
山鹿素行(1622-1685)は日本古学の先駆者と言われます。
彼にの日本思想史上の評価は以下の三つです。
(1)日本古学の立役者(2)日本主義の鼓吹者(3)武士道の提唱者山鹿素行は古学思想の先駆者としてよりも、儒学的な武士道の提唱者として大きな歴史的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彼は、「死の覚悟」の武士道から「道の覚悟」の武士道への転換を完成した思想家です。
伊藤仁斎(1627-1705)は文献学の方法で朱子学派のよりどころである『大学』と『中庸』の正統性を否定し、『論語』を「最上至極宇宙第一の書」として推尊して、『孟子』を『論語』の不可欠の柱脚としました。
彼は、人の情欲を敵とする朱子と王陽明の「窮天理、滅人欲」論を批判しました。
荻生徂徠(1666-1728)は宋の文学から脱却して「古文辞」を提唱しました。
16世紀の中国の「古文辞」運動は、強烈な古典主義の文学の主張でした。
徂徠はこの主張を儒学古典の解釈に取り入れ、儒学に応用しました。
日本思想史上における徂徠学の位置については日本学者の評価は相当に高いです。
彼の思想は、政治と道徳、公的領域と私的領域との連続性を断ち切って、政治、公的領域の優位を思想的に確立しながら、私的、内面的世界の自立性をも承認して、近代的精神としての資格をもちます。
徂徠学は、近代的制度観への道を切り開いたとされます。
四、後期の儒学(明治維新から今まで)明治維新の後、文明開化が唱えられ、仏教、神道、儒学などの封建文化が批判され、一時、儒学が零落されました。
しかし、自由民権運動の迅速な発展に恐怖を感じた明治政府は再び儒学思想を復活しました。
1890年に、『教育勅語』が公布され、その公布によって、儒学道徳を骨幹とする国民道徳方針を確立しました。
1945年8月の日本の敗戦まで、『教育勅語』は日本の最も基本的な経典としての役割を果たしました。
日本の軍国主義の膨張の過程では、儒学が悪用されました。
儒学は日本国内では、その徳目を重要な内容とした「武士道」が、まず、「軍人精神」として新しい形で再生され、さらに、国民道徳として宣揚されました。
そして、国外に向けては、「王道楽土」の建設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で、中国ないしアジア諸国への侵略のイデオロギー用具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のです。
戦後になって、戦前の儒学道徳教育を学校の道徳ないし国民教化の根本方針とした政策を放棄しました。
現代の日本では、思想体系としての儒学は、ただ人文科学研究対象として、中国思想史あるいは日本思想史の著作が論述し評価する内容のみになっています。
しかし、それは日本の現代生活で儒学が影響力を全部失ったことを意味しませ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