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

3.1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个人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如何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构成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

初民为维持肉体生存而与自然所作的奋斗，其现代形式已有了最新的变化。

十八世纪号召人将自己从国家、宗教、道德和经济等所有的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的天性——既是本然良善的又是人人具有的——应该自由地发展。

十九世纪，除了更多的自由，还要求人及其工作的功能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个人之间不再具有可比性，并使每个人都成为最大程度的必不可少的人。

然而，它也造成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所有其他人的辅助。

尼采看到了以最无情的个人奋斗为条件的个人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应该抑制竞争。

如其所是，所有这些立场都体现出一个基本动机：人要抗拒自己被社会-技术体制所拉平和耗尽的处境。

要探究特定的现代生活及其产物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实体的精神，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诸如都市的复杂结构如何在个体和超个体的生活内容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这种探究要求回答个体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力量。

这就是我现在的任务。

都市人个性的精神基础是由紧张的刺激不断强化造成的，这种强化来自于迅疾、不间断的变化着的各种内外刺激。

人是一种懂得区分的生物。

瞬间的印象次第而来，其间的差异会对人产生刺激作用。

比起那些持续的印象，彼此只有微小差异的印象和因循守常地发生的与显得习以为常和有规则的印象来，纷乱而千变万化的意象、碎片似的浮光掠影，以及不期而至纷至沓来的印象会耗费人更多的注意力。

所有这些都是都市产生出的心理状况。

面对纵横交错的道路，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形态，在心理生活的感知基础方面,城市与小镇及乡村生活形成深刻的对比。

都市对人这样一种区分的生物要求比在乡村生活具有更多的自觉意识。

在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心理感知意象流都更徐缓，更习以为常，也更加平静。

正是联系乡村生活，人们便容易理解都市人心理生活世故的特点。

小镇中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深层的感受和情感关系，而这些感受植根于比较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以平稳的节奏循持续的惯例而发展。

然而，理智则位于显著的、自觉的、和较高的心理层面。

它也是我们内部最具适应性的一种能力。

为了适应变化和现象的反差，理智不需要任何强烈冲击和内在的剧变；而只有借助这种剧烈的改变，更保守的心灵才能适应各种事件的都市节奏。

所以，都市类型的人——他们当然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发展了一种保护机能，以抵御可能毁灭他的外界环境的刺激流和差异带来的危险。

他们用脑袋而不是心灵来作反应。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自觉意识握有了心理的特权。

都市生活因而强调都市人的高度的意识和理智的优先地位。

因应都市现象而转变来的保护机能是最麻木且远离深层人格的。

所以，理智被看作是对主体生活的保持，以对抗都市生活汹涌的力量。

理智也向各个方向伸展，并且与大量的分离的现象相勾连。

都市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

在这里，经济交换的多样和集中赋予交换手段以重要性，这是匮乏的乡村经济所没有的。

货币经济和理智的支配有内在联系。

它们对人对物时都持一种就事论事(mater-of-fact)的态度；而且，出于这种态度，形式公正(formal justice)常常带有一种不可通融的冷酷。

心智老练的人对所有真正的个性漠不关心，因为对由以引出各种关系和反应的个性是无法用逻辑操作完全对付的。

同样，对现象的个体性也无法运用金钱原则。

货币只处理一切事物中的共性：它问的是交换价值，它将一切的质和个性还原为一个问题：值多少钱？一切人们之间的亲密的情感关系都建立在他们的个性之上，而在理性关系中，人则被当作一个数字来计算，如同本身无关紧要的一个元素。

只有可以客观度量的成果*本文原名”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选自Kurt Wolff 编译的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409-424.才有意义。

于是都市人算计他的商家和顾客、他的家佣，甚至还常算计他必须与之社交的那些人。

这些理智的特征与小圈子(small circle)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小圈子里，人们必然对各自的个性知根知底，这导致圈内一种更温情脉脉的行为基调，使行为超出仅仅是付出与回报的客观平衡。

分析小群体的经济心理，有一点十分重要，最初的生产是为订购商品的消费者服务的，生产者因此与消费者彼此熟悉，然而，供应现代都市的生产几乎完全面向市场，即，面向完全不知名的购买者，而后者作为个人从未真正进入生产者的视野。

这种匿名性使各方的利益采取了一种无情的就事论事的方式；而且，由于不考量个人关系，对双方经济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也就不必害怕出现任何偏差。

货币经济支配了都市；它取代了家庭生产和物物直接交换的最后残存形式；它一天天地减少来自消费者订购的产品。

就事论事的态度与都市中主导的货币经济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理性的精神状态最先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了前者。

都市生活方式无疑是最适合这两者相互促进的土壤，这一点只需引用最杰出的英国宪政史家的名言便可佐证：贯穿整个英国历史，伦敦从未扮演过英格兰的良心（heart），却常常是英格兰的智囊，而且一直是她的钱袋！在浮在生活表面的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表征中，同样的精神之流汇合了。

现代人的心智是越来越善计算了。

货币经济带来的对现实生活的精确计算，呼应了自然科学的理念：把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把世界的每个部分安到数学公式之中去。

只有货币经济才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整日权衡计算，用数学做决策，将品质问题简化为数量问题。

由于货币的可计算性，一种在定义相同与差别时要求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在制定协议和计划时要求的毫不含糊，都被带进生活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中，就像怀表的普及使这种精确性在外部得以实现那样。

然而，都市生活的条件既是这种表征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典型都市生活中的关系和事务通常差异很大，极为复杂，如果不确保严守时间，整个结构就会陷入难以摆脱的混乱中。

首先，众多怀着不同兴趣的人聚到一起，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整合到高度复杂的组织中，由此带来时间精确的必要性。

假如柏林的钟表突然乱了套，哪怕只有一小时，城市全部的经济生活和交通都会长时间混乱。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外部因素，长距离，也使所有耗时等待或不守信的约会显得近乎奢侈地浪费时间。

所以，若是不把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整合进稳定的非个人化的时间表里，都市生活的技术几乎无法想象。

在这里，全部反思工作的一般结论很清楚，即从存在表面的任何一点——无论怎样地只与表面相关联——都可放下一枚探针，直达心灵的深层，结果就会发现，生活中一切平庸肤浅之事，都与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定密切相关。

都市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和广阔迫使守时、计算、准确成为生活的必须，它们不但与都市的货币经济和理性密切相关，而且改变了生活内容的色彩，有助于排除非理性的、本能的而又自主的表征和冲动，这些表征和冲动力图从内部出发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接收普遍而又精确计划的生活形式。

尽管以非理性冲动为特点的独立个性并非不能在城市中存在，但它毕竟与典型的城市生活相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罗斯金①和尼采何以都市深恶痛绝。

他们的天性发现生命的价值在无法预制的存在中，不能用任何精确性来描述。

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憎恨货币经济和现代生活的理性化。

那些嵌入生活形式之严密性和精确性的因素，也同样嵌入了最高度非人格化的结构中；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了高度的人格主观性。

也许还从未有一种心理现象能够像“腻烦”（blasé attitude）一样如此无条件地属于都市。

“腻烦”最早发端于神经受到瞬息万变而又高度密集的剧烈刺激。

都市人知性的提高似乎也可以溯源于此。

因而，那些一开始知性就不活泼的迟钝的人通常并不会真正感到“腻烦”。

只有生活中充斥了无穷满足的人才会感觉“腻烦”，因为他们的神经经受了长久的强烈刺激，到最后就根本不再会有什么反应了。

同①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画家、科学家、诗人、哲学家和环境保护活动家。

他为之努力并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以倡导自然主义、揭示自然真理而闻名。

——译住样，在急剧而冲突的变化中，众多印象尽管无害却会激起强烈的反应，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他的神经不会有机会重新蓄积力量。

于是产生了一种能对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投入恰当精力的“不作为”（incapacity）态度。

这就构成了“腻烦”，事实上，与那些在宁静而少有变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比，每一个都市里的儿童都表现出了这种态度。

造成都市“腻烦”的原因除了心理的根源，还有源于货币经济的因素。

“腻烦”的实质是钝化辨别力。

这并不意味着要像个呆瓜一样不感知事物，而是将物的含义、物的不同价值乃至物本身当作无实质的东西来经验。

感到“腻烦”的人语气平稳低调；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大惊小怪。

这正是货币经济完全内化在主观上的真实写照。

由于充当了纷繁芜杂的事物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成了最可怕的平等派。

货币只用一个问题就可以表现所有的品质差异：“值多少钱？”货币，了无特色又不偏不倚，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它不可避免地掏空了事物的核心，它们的个性、独特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比性。

所有的东西都同样漂浮在货币之流中，处在同一水平，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有的大些，有的小些。

事物的特色，或干脆说无特色，会被货币这柄尺度不知不觉地消减至于最小。

然而，通过货币在财富和客体之间建立的种种关系，甚至通过当代公众的精神气质处处加诸于这些客体的全部品质，货币独一无二地衡量对象的作用变得十分强大。

大城市，作为货币交易的主要场所，较之小地方更明显地把事物的可购买性置于首位。

那正是“腻烦”发端于城市的道理。

人流物流的聚集刺激个人的神经系统，使其达到接收的顶峰，在“腻烦”中表现出来。

通过强化纯粹的数量概念，使这种刺激走向反面，表现出“腻烦”特别的调节作用。

在这种现象中，神经系统用拒绝的态度应对刺激，作为适应都市生活内容与形式的最后防线。

对人格的自我保护，带来了整个客观世界贬值的代价，最终逃脱不了发现自己的人格同样毫无价值的境地。

为个人自身着想，面对大城市，这种生存方式的主旨必须完全与它合拍，自我保护机制迫使他采取一种社会性的至少是消极的行为。

对于都市人彼此的心理态度，我们可以正式地称为“有所保留”。

在小镇上，一个人认识他遇到的所有人，而且与他们都保持积极的联系。

都市人则会和无数人打交道，如果他们都像小镇里的人那样与人交往，他们的内心将会完全分裂并处于一种不可想象的精神状态。

一方面是这种心理事实，另一方面是对都市生活中大量的一面之交有理由不予信任，这都使“有所保留”的态度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