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志 历 史 渊 源 和 新 方 志 的 作 用

【内容摘要】我国编修地方志延续了2000多年，据统计，历代存下来的旧志书达90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从秦汉发轫以来，唐宋大体定型，至清而称极盛。这是我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编修地方志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新编地方志在更加开阔的领域将会发挥更好的作用。本文以山西为例探讨编修地方志的历史和新编地方志在当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地方志历史当代作用

一编修和使用地方志历史悠久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的地方性百科全书，它以丰富

的资料和特殊的价值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

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曾视方志为“博物之书”。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典籍，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称其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被誉为“一方之全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还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古代的地方志，源于记载考察各地的历史、地理。秦代以前偏重于历史，唐汉时期偏重于地理，宋以后史志合一。历代存下来的旧志书达90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这是我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的精神财富。

田智红

方志历史渊源和新方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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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编修地方志为例

山西博物院学术文集（2011年）

我国地方志发轫于秦汉，成型于唐宋，造极于元明，到清代中后期形成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期。纵观古代编修地方志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秦统一六国后虽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但仍下令各地官员上报地情资料。汉魏六朝时编修地理志、郡书、都邑志已有较大的发展。到隋唐，编修地方志成为官方的一项要务，强调“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书成为各级当政者必读的典籍。清朝时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都曾亲自过问修志、用志大事。当时的统治者，视地方志为“资治之书”、“致用之书”。在现存的千余种10万多卷地方志书中，清代的有5700余种，其中康、乾两朝最多。即使在战乱不断的民国年间，各地也编修地方志书1200余种，辑录古方志100余种。

山西自古以来素有“文献之邦”称号。自魏晋以来到明清两代，编修地方志始终不衰。山西最早的方志为魏晋时期的《上党记》。若以《上党记》为起点，山西方志的编修，至今已延续了1700多年。从魏晋时期起至民国时期，山西的地方志编修共计898种，其中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前共修65种。永乐十九年后共修志301种。清代共修志441种。民国共修志91种。若除去山、水、寺等志，仅按行政区划（从省至村）编修的志书，山西共有方志460种，约占全国现存方志数的1/20，居全国各省、市、区第八位。在这些志书中，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和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两部《山西通志》，一直被方志学家公认为是地方志的精品之一。成化《山西通志》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存目中。光绪《山西通志》全面记载了上起唐虞三代，下至清末的山西历史及与山西有关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文化教育、金石古迹、风土人情等，是古代山西6部通志中内容最丰富、考证最精要、体例最完备、资料最翔实的一部，梁启超在其《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称其为“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续四库全书提要》则评价它“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它省志书之准绳”。该书中由山西洪洞人王轩撰写的《山西疆域沿革图考》和杨笃手订的《山右金石记》，专门印成单行本发行，至今仍被海内外地理学家、金石家、考古学家所重视。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在继承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历来都十分关心和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和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编撰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任务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国务院在制定我国第一个12年社科远景规划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就提出，要将编修地方志列入20个国家重点项目之中。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次倡议各地要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周恩来在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邓衍林教授谈话时提出，要“系统整理县志”。1959年7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研究编写山西现代史、整编地方志。会议通过由专人起草整理和编写历史资料等问题的方案。到1960年秋天，全省已有原平、离石等50余县开始编修新县志。这标志着山西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撰正式起步。在这次新方志的编撰中，

内部刊印）、《山西矿产志》（1960年内部刊印）、《晋城志》（1962年内部刊印）、《闻喜县志

·革命斗争史部分》（1962年内部刊印）、《祁县志》（1962年内部刊印）、《陵川县志》

（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刊印）、《闻喜县志

·革命烈士部分》（1964年内部刊印）等7种志书问世，为山西省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写下了亮丽而精彩的一笔。

此后，修志活动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方志事业迎来“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首届修志在全国逐步开展，山西作为修志工作开展较早的省份，承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地方志会议，对全国的修志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5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467号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将编修地方志列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职责之一，并规定“每二十年左右编修一次”。经

过20余年的辛勤耕耘，山西省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基本完成了省、地（市）、县（市、区）三级志书的编纂任务，同时各类专业志、

部门志、学校志、企业志、乡镇志、山水志以及年鉴等地情书籍的编纂成绩也非常可观，

数量已远超出三级志书。据初步统计，本轮修志成果达1000余种，超过了山西历代编纂志书的总和。

二新修地方志的作用和意义

我国地方志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2000多年，主要的原因是，在每一个朝代，地方志都发挥着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随着地方志功能的逐渐明晰，各级政府对方志工作重视，方志部门对读志用志工作开展，地方志的作用已经从旧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的概念上不断扩大和提升，具有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特征，使所谓“老古董”、“冷部门”的地情资料，投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并以生动形象的方式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达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效果，这是旧方志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地方志作为一种

迅速、便捷、全面、正确地展示地情的特殊工具，

其根本作用在于它的服务性。功能越大越广泛，服务也就越周全。提供的服务越周全，地方志的读者群和利用率也就越大。从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角度考察，新编地方志在更加开阔的领域已经和将会

发挥更好的作用。综合分析其作用，

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首先可为各级政府机构的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地方志中既有历史的记载，又有当代的各种资料可以为各级各部门领导决策提供大量

真实可靠的资料。它将一个地区历史的和现实的大量资料汇集成一个系统的信息库，

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且其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注、

资料性、可靠性等综合性特征又特别适合决策的需要，这是别的学科所望尘莫及的。如山西太原市修筑太原至古交高等级公路，

原计划走北线，太原市交通局志办主任王玉林同志在修志过程中，通过查找资料，

城西向古道，认为走南线更好，于是便向市领导提交了方志历史渊源和新方志的作用———以山西编修地方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