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安_五失本_三不易_翻译观的新认识

2009年12月（总第224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12，2009

(Cumulatively，NO.224)

一、引言

提到道安及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人们想到的可能是道安的翻译观就是逐字对译，死译，直译。其实，直译的翻译方法只是道安在其翻译观中所强调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观内涵十分丰富。道安除了主张直译的翻译方法外，在翻译标准，作者，读者与译者之间关系，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语言文化观等方面还有着相当先进的论述，这些论述对现代的翻译理论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事实上，这些方面也是现代翻译理论界探讨的热点。本文将着重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道安的翻译观，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分析“五失本，三不易”的丰富内涵，从而使我们对道安的翻译观有一些新的认识。

二、道安及其“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东晋·前秦时期的高僧，其译论大多是关于佛经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就取自于他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五失本”的具体内容为：“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1]。”

其意思是说，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一是经文的词序对汉人来说是颠倒的，翻译时将其改为汉语的语序。二是经文质朴，汉文文采好，翻译时加以修饰。三是指经文里同一意义的论述，特别是颂文，往往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简。四失本，说的是经文中类似汉语乱辞(汉语韵文中最后的总结部分)的“义说”，即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的部分，内容重复，有的一千字，有的五百字，翻译时被删去。五是经文中一件事情讲完，另外要转说其他事时，又把之前的事情简单复述一下，这些复述翻译时也被删除。

“三不易”的内容是：“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掩，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1]。”

意思就是，有三件事决定了佛经翻译是很不容易的，这三

件事就是：一是圣人提出说法的时代跟译者所处的时代有古今之别，二是圣人的智慧非凡，圣人的哲言所要传达的对象是浅俗的大众。三是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还需要字斟句酌，而现在这些经文却是由平凡的译者来翻译。

三、对“五失本，三不易”的评析

从以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方法上，道安主张直译，而“五失本，三不易”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它还包含了道安在翻译的标准上，作者，读者与译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翻译的目的上，两种语言与文化间的比较上等方面的精辟论述。

（一）道安的翻译标准观

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安强调佛经翻译中在五种情况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有三件事情决定了佛经翻译的不易，这就表明了道安强调佛经翻译要避免这五种情况，克服这三种困难以忠实于经文，实现经文与译本之间的对等。也就是说，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中蕴含了他的翻译标准观：忠实。具体说来，道安所要求的忠实体现在经文与译本在形式，风格与思想内容三个方面。

第一，在形式上，道安的“胡语尽倒，而使从秦”的“一失本”强调的是经文的词序对汉人来说是颠倒的，翻译时将其改为汉语的语序的做法会导致“失本”，即他主张的译法是直译，甚至极端化为逐字译，连原文的语序都不能更改，道安认为语言形式也是翻译之本，丧失了原文形式就等于失了“本”。所以，他坚决反对支谦等人在翻译佛经时改胡言为汉意，即用意译取代音译的做法，斥此法为“巧则巧矣，惧窃成而混沌终矣[1]。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道安在强调保存原文形式时犯了过激的错误，把逐字译和直译混为一谈。其实，现在所说的直译是指译文合乎译语的句法结构，且传递了原作词语的基本意义，但意义是孤立的，没有考虑原语用词的上下因素。这与连词序都是按照原文排列的死译(逐字译)有根本的区别。这一点上，道安后来自己也认为行不通，只得赞同“时改倒句”，“言倒时从顺”。因为，正如钱钟书指出的：“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1]。”

但是道安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的绝对忠实这一点与同时代人比起来也有着进步意义，那就是道安已经意识到形式是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在译文与原文的风格方面，鸠摩罗什的做法是一方

对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的新认识

孙丽丽张志芳

（南京工业大学外语院，江苏南京210009）

[摘要]长期以来，在探讨“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观时，人们强调的是道安是直译派的典型代表，却似乎忽视了其翻译观的其他方面。事实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观内涵十分丰富，除了主张直译的方法外，在翻译标准，作者，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语言文化观等现代翻译界仍很关注的这些方面，“五失本，三不易”里都有着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现代的翻译理论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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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译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另一方面也常常“梵文委曲，师

以秦人好简，截而略之”

[2]

。支谦在实践上，大部分译品“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支愍度曾经称他“颇从文丽……文而不越，约而义显”

；任继愈先生也指出：“支谦很讲究文丽简约[3]。”但是道安一贯坚持传递原文文体的主张，他虽不懂梵文，但主张译文的风格应由经文本身的文或质的风格来决定，他指出“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是译经的二“失”本。由此可见，道安意识到再现原文文体风格是翻译的又一“本”，因此他强调译文风格要忠实于原文风格。

第三，在思想内容上，道安的“三、四、五失本”讲的是反对章法的删繁就简，道安所指的翻译时被删简的是重复的、复述性的经文内容，按当时人们的理解，删节这些内容是不会影响经文“大意”的。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在《比丘大戒序》中提出:“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1]。”道安认为，删除这些内容，有如“葡萄酒之被水”，显然，酒和水不能相提并论，即使是重复的内容也是

“酒”，而不能掺进“水”，否则就淡而无味，删去它们不仅是减少了经文的数量，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因此道安强调译文的思想内容要忠实于原文，不能随意删减。

道安把重复的经文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思想内容，这一点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一致。现代语言学语言象似性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的数量与意义的数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某一内容数量上的重复具有特定的文体意义，翻译时应当遵守数量象似性原则，如实地再现，而不是随意删简。道安在当时就具有如此超前的语言学认识，相当难得。

道安强调译文在形式，风格，思想内容三个方面都要忠实于原文，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中的“信”指的就是忠实，而且严复强调译文首先要求忠实，在实现忠实的基本上才能进

而追求“达”和“雅”[4]

，现代翻译理论界仍然认为忠实是翻译所

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

（二）道安对作者，读者与译者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三不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涉及读者的接受性问题和作者、译者和读者间关系问题的翻译论述。“一不易”说的是“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指的是古今时俗的差距。道安意识到要改古以适今很不容易，但又必须努力去实现，这表明道安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性。在中西方翻译宗教典籍的历史上，绝大部分译者一味地强调“求信”，对神或上帝的“虔诚”、“忠实“，而没有关注到译本的可读性，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尤金·奈达才明确指出《圣经》的翻译的成功与否应以读者的反映为衡量的标准。

但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安的“三不易”中就涉及到了考虑读者反应的思想萌芽。

而“愚智天隔，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以及“释氏弟子尚且慎重选经，现由凡人传译更难”

的“三不易”，大意都是作者与译者因人不同而有智力、环境的差异，“愚智天隔”其实是作者和译者的差距，意思是“圣人”的智慧本非凡人可及，而要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很不容易。由此可见，“三不易”中出现了考虑译者的重要性，译者对原作思想内容的理解，读者反应的思想萌芽。

（三）道安的翻译目的观

道安认为

“翻译的目的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1]

。可见，道安的论述已经涉猎到

翻译的目的领域。在道安看来，

由于两国人民语言文化互不相相通，因此需要翻译来担当文化传播，思想交流的重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跨文化交际。正是本着翻译经文是为了传播佛经文化，树立人们的佛教信仰这样的目的，道安主张直译，强调译本与经文在形式，风格，思想内容方面的忠实，以正确宣扬“圣人”的思想而不至于“失本”，这正印证了Toury 所说的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即，翻译中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一行动所服务的目的所调节。因而，要了解翻译的过程及其产品，应该首先确定翻译所要服务的目的[5]。

（四）道安的语言文化观

“五失本，三不易”还反映了道安对中梵两种语言文化差异上的感悟。首先，

在语言上，道安“五失本”基本上都涉及梵、汉两种语言在词序（即句法），风格，表达方式和习惯上的差异。我们知道，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印度的梵文则属于印欧语系。汉语注意合，属意合型语言(Paratactic)，其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义或者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而印欧字母文字则主形合，属形合型语言(Hypertactic)，其词语和语句间的连接主要依仗连接词或语言形态手段来实现。具体到两种语言的翻译，语言的差异必然在词法、句法以及行文方式上表现出来。这种差异在今天的翻译研究与语言对比研究中已有很多论述，但在道安的时代，翻译还处于初期阶段，基本上还谈不上什么理论，所以，道安能对梵、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行描述性的归纳，实在难能可贵。

其次，除语言差异以外，道安还对梵文所反映的印度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有了一定的体会，并在“三不易”中作了归纳总结。

“三不易”中的第一不易就是“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说的就是“圣人”说法本来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而今时代不同，习俗各异。语言即文化，语言的差异反映的也是文化的差异。当印度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如何处理文化的差异，促进文化的交流，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道安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求实求真的态度，主张忠实、原原本本地再现佛教经典、还原印度文化，这对中国迅速引进和吸收印度文化、传播佛教教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今天世界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道安的翻译观内涵十分丰富，除了翻译界所熟知的他是直译派的典型代表外，他的“五失本，三不易”在翻译标准，作者，读者与译者之间关系，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语言文化观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先进的论述。

通过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五失本，三不易”丰富内涵的具体分析，我们对这位历史先贤的翻译思想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发现他所论述的以上几个方面仍然是现代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并且对现代的翻译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正如钱钟书先生说:“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当推此篇(即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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