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导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权力、知识和主体的研究为后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福柯的思想围绕着权力实践、知识形成和主体解构展开，从而对现代人的社会存在和政治权力有了新的理解。
本文将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出发，以及他的“人之死”概念为线索，探讨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一、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视角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西方的知识形成和权力实践进行梳理，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
他将知识视为一种权力实践的产物，通过历史的视角，追溯各种知识形态的出现和转变过程。
福柯认为，知识不仅限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还包括诸如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形式，这些知识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既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也与权力实践息息相关。
在福柯看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知识形成的历史变迁，更为重要的是，它暴露了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
他指出，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都与特定的权力机构和机制相连，通过这些机制，某些知识形态得到推广和强制实施，而其他形态则被边缘化或排斥。
这种权力运作使得知识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控制的工具，进而影响和塑造了主体的认识和行为方式。
二、权力知识与主体解构福柯将权力和知识作为主体解构的关键要素，认为主体是权力和知识的受托者和生产者。
他以权力知识的交织关系为出发点，分析了权力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和运作来约束和操控主体的思想和行为。
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概念，认为通过对生命的控制和规训，权力得以深入主体的内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和法律的监管，将主体纳入到自己的支配之下。
福柯关注的“人之死”概念是他主体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人的生命和死亡被权力所制约，权力通过生命的规训和控制来塑造主体的行为和身份。
福柯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关于人之死的不同实践和观念，揭示了生命权力如何通过技术、医学等手段对主体进行干预，从而影响主体的自由和身份认同。
让生命成为艺术品｜美学与生命政治第一讲｜福柯《性经验史》导读｜上
让生命成为艺术品｜美学与生命政治第一讲｜福柯《性经验史》导读｜上本次推送的是2016年“美学与生命政治”系列讲座中的导读福柯部分，共有两讲，分别关于福柯的《性经验史》和《生命政治的诞生》。
这是第一讲的上半部分，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生命”和“生活”是互训的。
让生命成为艺术品，是理解到生命政治的现实后，对现实进行的超越与克服，它是以康德意义上绝对命令的形式说出的。
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颠覆了“人类的安睡”和人类中心主义，而福柯则宣告了“人之死”，即作为现代知识型支点的“人”的死亡。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指出疯癫不是自然疾病，而是知识的建构，文化的建构，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如果说只有疯癫才最接近于绝对知识，那么这其实是对整个西方的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理性话语的一个彻底的颠覆。
这个课程是一个系列，它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命政治上。
作为前期的工作，为什么要讲尼采，为什么要讲福柯的生命美学，都是为最后的生命政治问题来做一些铺垫和导入。
此讲的主题就是福柯的一句很有名的话：“让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美学与生命政治”讲座后续讲稿将在院外陆续推出。
文｜夏凡责编｜姜山第一讲｜让生命成为艺术品｜上｜2016本文12000字以内1｜福柯的生命美学与生命政治学我们上次说过，在西方的语境中，不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也包括俄语，这些语言我当然不懂，但这个单词我是懂的啊，生命和生活都是一个词。
无论是life，das Leben（德语），levie （法语），la vita（意大利语）还是la vida（西班牙语），反正它们就是一个词，就是“生”。
但是在汉语的语境中，你会把它区分成“生活”或者“生命”。
可是在西方语言中它其实就是一个字。
所以无论是生命政治、生命美学还是生活美学、生活成为艺术品，大家自己脑子里要有个互文的概念：在这个语境中，你读到的所有的“生活”其实就是“生命”，你读到的所有的“生命”其实就是“生活”。
没有任何加以区分的必要。
布迪厄思想观点与著作总结
布迪厄重要思想观点与读书总结书单：《实践感》——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布迪厄《男性统治》——布迪厄《国家精英》——布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布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布迪厄《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布迪厄《再生产》——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布迪厄《遏制野火》——布迪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一．布迪厄对理论和实践二元对立的超脱布迪厄以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来观察我们生活的世界。
他看到的是各种区隔和对立，这种二元甚至多元的对立不仅存在于理论世界，而且充斥于经验研究。
那么他所进行的努力就是在理论上进行融合，实践上进行突破。
面对理论界长期存在的各种认识论上的主客观二元对立，学科上的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研究上的理论与经验上的对立等，布迪厄在综合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提出了社会实践理论。
首先他认为，所有理论上的二元对立的出现，并非必然和自然，相反这是一种建构的结果，其忽视了实践逻辑和学术思维的差异性，进一步的他提出了实践感的概念来融合这种理论上的唯智主义偏见。
他认为所有的这些二元对立都可以在实践中实现融合，要用一种实践感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研究。
那么这种融合在实践中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着眼于实践分析，布迪厄引入场域、惯习和策略来分别实现对行动所处结构及其遵循的规范和规则进行替换，进而从论述场域和惯习的不可分离来实现实践中分裂的弥合。
场域是某种被赋予特定引力的关系结构，处于特定场域中的惯习作为外在结构内在化的结果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体的系统方式对场域要求作出回应，成为指导特定场域中行动者的行为倾向系统。
惯习的形成根源于特定场域的内在结构，场域形塑着惯习，而惯习又赋予场域以意义。
场域和惯习不可分离，在相互关系之中发挥作用。
通过这种转化分析，着眼于实践，布迪厄对抽象理论分析中的各种二元对立在实践中实现了融合。
被特定场域和惯习牵引下的生活世界又是怎样的呢？着眼于经验世界，布迪厄对生活中存在的各个场进行了分析，他看到的社会是阶级对立，区隔分化严重的社会，艺术场为艺术而艺术和资产阶级艺术的对立、文化生产场中的不能自主原则与自主原则之间的斗争以及现存的男性统治等都存在着深刻的统治与压迫。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Maurizio Lazzarato170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通过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天已变得日益明显的话题：“生命”与“生物”成为新政治与新经济战略的筹码。
他也同时向我们展现出，“生命的历史进入”（l’entrée de la vie dans l’histoire）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
实际上，从18世纪以来，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的展布就已被纳入“生命过程”以及检查与修正这些进程的可能性。
“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只有生命与生物，只有物种和它的生产条件才能被变成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人类历史上构建一次彻底的更新。
“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
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基因专利与智能机器的发展，生物技术及其在生命力量中的应用，给生命权力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图景。
这些战略把讨论纳入到生命自身的形式中。
福柯的工作正是以间接地描述这些新的生命权力为轴心的。
如果权力把生命视为训练的客体，那么，福柯所感兴趣的正是去指出那些在生命中抵抗权力的东西，通过这种抵抗，创造了一些主体化的形式和从生命权力中退出的生命样式。
我以为，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从19世纪以来便被大政党与大的政治机构占有的政治产生途径”的条件，正是贯穿福柯全部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
实际上，“历史中生命”（vie dans l’histoire）之论述已被福柯阐释为构想一个从身体出发并从“把伦理主体思考为政治主体”的力量出发的崭新本体论，用来反对仅在“权利主体”的形式下思考它的西方思想史传统。
福柯拷问权力，它的展布及其实践，不仅从一种服从理论和承认形式出发，更从全部的“权力游戏”所能牵连的“转变能力”与“自由”出发。
阿甘本思想探源之一种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1
阿甘本思想探源之一种：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1成红舞2[摘要]：当今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以例外状态、赤裸生命为核心关键词建构起了围绕国家主权、个体生命、法秩序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重新阐释，这一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现代生命政治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理论的建构借鉴了包括福柯、本雅明、阿伦特以及卡尔·施密特等人在内的理论和观点，其中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阿甘本对福柯某些关键词和理论的借鉴最值得关注。
福柯对现代生命政治的科学技术、医学技术与人口组织控制的关注发展了现代权力的技术控制一面，而阿甘本则从福柯在晚年对生命政治权力的分类中看到了国家主权权力仍然显性地存在于当下的生命政治当中，并且随时可以悬置法秩序，因此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将由技术控制转向例外状态的强制力控制，也从而产生了赤裸生命。
福柯与阿甘本之间这种影响、接受以及发展乃至分离的关系，使得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出现了多面向、多元化以及对现实批判性的鲜明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互相缠绕的几个关键词、以及阿甘本在什么意义上发展了福柯乃至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分离等三个问题，以期展现和阐释现代生命政治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性以及现代生命该如何反抗以利于新主体的诞生。
[关键词]：福柯阿甘本生命政治赤裸生命反抗当代哲学巨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陨落之后，他晚年集中探讨的问题——生命政治——为其他哲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前期理论条件。
而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则是在生命政治这一研究领域继承福柯衣钵而又往前继续推进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当我们在讨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即福柯的生命政治）时，我们必然要问这样的问题：对生命进行治理的权力是否是固囿在现代社会本身上的一种治理形式，它与现代社会同生，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能够以技术治理的方式存在的必然物？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另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既然现代社会必然采用技术控制和1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巴特勒及后‘9•11’时代美国小说”（项目编号：2015M580177）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生命伦理的重构：后‘9•11’时代的美国文学与电影”（项目编号：2016T90179）以及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命伦理的重建：美国后‘9•11’时代的文学、电影与新闻”（项目编号：16CZWJ21）的阶段性成果。
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理念与市场经济精神的共性
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理念与市场经济精神的共性作者：巴雅利格来源：《理财·经济版》2024年第05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或游牧或农耕，或自然或市场，各种经济形态的转变过程都有一定的经济思想或理念作为指引。
现今世界的市场化过程中，每一个市场上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市场伦理及精神。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利用前人关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思想和市场经济精神的研究，探究民族经济理念和市场经济精神伦理的一致性、相通性，以期对民族经济发展的思想及民族地区市场化的理论研究做一补充。
一、北方游牧民族经济理念和市场经济精神简述（一）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及其理念——“天人合一”在游牧经济中，“天时”是最重要的因素，“地利”次之。
故而当地牧民有“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寺院的喇嘛听鼓声，草原的牧人看天时”和“伏天雹打一扫光，人和牲畜都遭殃”等民间谚语，这几句谚语表现了北方地区的牧民对“天时”的重视，也显示出北方各个少数民族的生产、生存理念是“天人合一”，即传统的“谋事在牧民，成事在天时”的观念。
游牧民族会根据气候、季节、草场特点进行四季游牧，根据草场植被种类调整“五畜”（骆驼、牛、马、山羊、绵羊）的畜群结构与数量，使之与草场的承受能力平衡；牧民转移放牧地点时，会对旧址的垃圾和灰烬进行掩埋；水源附近不能丢弃垃圾，保护水源地和牧草地的清洁；在青草发芽之后，绝对不允许动土；等等。
牧民更为注重草原上的各类物种和谐共生，对草原和牧场尽己所能地去保护，以维护畜牧业生产活动和牧场生态之间的平衡，这表现了牧民对于“地利”的重视。
“天人合一”更表现在“人和”。
牧民会根据对牲畜的朴素的生物学理解和习性特征来驯化牲畜，为畜牧业生产服务。
他们也会在遇到诸如“黑灾”“白灾”等自然灾害时相互合作，以减少其造成的损失。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发现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们在畜牧业生产中持有一种自然敬畏，他们相信，只有根据时令进行生产活动，根据草场的生态状况安排牧场，依靠自己的经验调节牲畜与草场生态的关系，只有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生产活动才能有序地进行。
福柯的身体政治评析
福柯的身体政治评析作者：徐国超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06期摘要：福柯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身体政治。
在他那里，规训机构通过作用于身体对人实施控制。
福柯的身体政治意义重大，它提供了对权力新的理解、开启了空间政治的研究、为消费社会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对“新社会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但同时，他的身体政治存在着缺乏宏观维度、良好的政治策略及意识形态维度的片面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福柯；尼采；身体政治；空间政治；规训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6-0017-05一、福柯的身体政治福柯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身体政治。
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直接受惠于尼采。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康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一直存在着意识与身体的对立。
意识举足轻重，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身体或者被压制、或者被视为罪恶之源、或者被认为微不足道。
身体在西方传统理论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一现象直到尼采才发生改变。
尼采可以说是第一位将身体提高到哲学高度地位的哲学家。
在他那里，权力意志就是身体，身体就是一切（）。
正如用权力意志去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尼采用身体正是为了反对西方传统意识哲学。
福柯堪称尼采的忠实信徒，福柯在历史、主体、权力，当然也包括身体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因此他又被视为新尼采主义者。
在福柯那里，身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各种社会控制机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构都是通过身体作用于人，达到规训和控制人的目的。
福柯一生都非常关心权力的运作问题，他认为从古典时代开始，身体成为了权力运作的对象和目标。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直言：“身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只有在身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文化研究关键词
文化研究关键词治理术安婕文。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
治理术是福柯前期权力谱系学与后期主体伦理学研究之间重要的转渡概念。
这一术语取意复杂，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变化。
福柯的治理术研究始于1970年代末对生命政治的考察，终于1984年他逝世为止对自我技术伦理学的探讨。
福柯1978、79年法兰西学院讲演在生命政治的总体框架下，从谱系演进的角度探讨了政治治理术。
在1978年第4次课上，福柯第一次提出了“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并从三个层面来定义治理术。
其一是作为生命权力之方略的治理术。
它是生命权力得以实施所需的制度、反思、策略等的总体；其二是作为治理权力之历史趋势的治理术。
该趋势推动“治理”权力的重要性超越主权、规训等权力；其三是作为国家形式转变过程的治理术。
它是司法国家（État de justice）转变为“治理化”的行政国家（État administratif）的过程。
在此福柯给出的是狭义上的治理术定义。
它代表了西方政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而广义上，治理术则提供了分析权力关系的框架。
福柯从广义上把“治理”定义为“指导人行为的技术和程序”，而对行为的引导则正是权力的施展。
相应地，在内容上，治理术的研究同时涵盖了政治和人的治理术，而后者又包括对他人和自我的治理。
可见，治理术融合了权力、技术、历史、性、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谱系悠长，面向繁复。
正因此，福柯才有可能通过治理术的研究，将控制技术与自我治理的主体化实践结合起来。
福柯最终将治理术定义为统治他人的技术与自我技术的结合。
狭义上的治理术代表了政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在谱系学意义上，政治治理术是一种“历史元叙事”，从国家理性开始赋形，经由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最终发展而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
福柯将治理术的源起追溯至希伯来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
从神圣人概念透视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
摘要“神圣人”概念取自于古罗马法典，是一种被“神法”和“人间法”双重排除的边缘性存在。
当代欧洲激进左翼思想家阿甘本将其赋予崭新的政治哲学内涵，使它成为其生命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
阿甘本的“神圣人”概念继承自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在这个理论中探讨了作为个体的人究竟以何种方式融入到“国家”这个社会群体中的，或者说“国家”是怎样实现对其中个体的“规训”的。
不过，阿甘本反对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诞生学说，他并不认同福柯所认为的生命政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诞生的，而将其看作是原本就镶嵌于人类群里内部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权力统治术。
在阿甘本看来，“生命政治”最典型、最极端的展示场所就是在阿伦特所探讨的二十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这正是福柯所忽视的向度。
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将福柯和阿伦特做出一个连结，他将福柯的生命政治放置于阿伦特的集权国家中。
在阿甘本看来，自从“赤裸生命”变成“政治性生命”，或者说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诞生之日起，存在于看似正常化规训社会中政治性生命就已经具有了被推入“集中营”的潜在可能。
通过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分析，阿甘本进一步揭示出现代生命政治的结构性内因，即法律与主权的悖论。
主权运用权力制定法律，而法律反过来给予主权至高无上权力的合法保护，这种内部逻辑将人类共同体纳入一种至高暴力的统摄之下，现代国家中对于区分赤裸生命与公民的界限在不断地扩张和移动，一旦个体被主权权力所抛弃，就将沦为“神圣人”或者说当代的难民，从而失去其为人之权利。
在阿甘本看来，在这种暴力统摄下，无法找到突破其自身的途径，只能期待一种外部力量的到来。
阿甘本通过对“弥赛亚”，即一种即将到来共同体的描述，表达了其对当下生命政治的批判。
在他所描述的这种终极人类共同体中，人将拥有一种“如其所是”的权利，人类将形成一个“无区分”的联合体，共享平等的权利，对于个体而言，更深层的质变便是一种个体潜在性能力的发挥。
然而这种外部到来的力量在阿甘本以及激进左翼思想家看来都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我们只可能探讨其发生的条件，却无法预测其发生。
生命政治视域下的《战狼2》
生命政治视域下的《战狼2》刘若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市100048)影视观察 85 |___________________《戏剧之家》2018年第22期 总第286期【摘要】生命政治这一概念由福柯提出，其核心是保证所有人生命的健康和幸福。
电影《战狼2》中呈现的 对生命进行治理的主体可以分为三个，分别是：非洲、中国和西方。
而引发生命治理的三个大事件是：瘟疫、内战和撤侨。
本文将以这三个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的权力主体是如何对生命进行治理的。
【关键词】生命政治，《战狼2》，福柯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生命政治这一概念由福柯提出，是“政治面对人口 时形成的一系列合理化的治理策略，是一种以生命为对 象，关注生命的权力形式，也是一种追求合理化治理的 艺术，以期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与管理。
”® 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核心是保证所有人生命的健康和幸 福。
电影《战狼2》中呈现的对生命进行治理的主体可 以分为三个，分别是：非洲、中国和西方。
而引发生命 治理的三个大事件是：瘟疫、内战和撤侨。
并且这三个 事件存在一定因果逻辑的联系。
影片并没有具体交代内 战爆发的原因，却强调了叛军捉拿的头号对象——援非 医疗专家“陈博士”。
那么便可以这样理解：国家大面 积爆发拉曼拉病毒疫情，而当权政府无作为，导致大量 民众染病、死亡。
在这种局面下，哪一方势力掌握“让 人活”的医疗资源就意味着哪一方掌握了权力，因此对 医疗资源的争夺是内战爆发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逻辑 前提下，本文将分别从瘟疫、内战和撤侨三个事件，分 析不同的权力主体是如何对生命进行治理的。
一、瘟疫当国家爆发疫情时，健康不再仅仅是个体化的私人 事件，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性，需要国家权力监控人 口的生命安全。
此时，国家权力应该制定一整套与健康 问题相关的政策，积极地对个体实施合理化的干预，来 采取恰当的治理策略，去应对瘟疫的侵袭。
而影片呈现 的则是当地政府面对拉曼拉疫情肆虐的无作为，尸体未 经处理堆积如山，病人没有进行隔离，导致大量民众染 病、死亡。
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
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三、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的真正诞生自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内容之后，福柯就不再满足于将生命政治仅仅看作是一种调节人口的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
生命政治研究的重点也就不再是主体的政治权力如何在人的普遍生命经验中布展开来，而是生命政治如何在本质层面上将自己的规范性力量生产且不断地生产出来，这就是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
正是沿着这条线索，福柯在1977-1978年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更深入地借助新自由主义的内容来挖掘生命政治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生命政治得以发生的根本机制。
可以说，直到《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才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中揭示了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福柯的生命政治才真正诞生。
所谓新自由主义，当然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分享了许多基本的经济原则，它根本上倡导通过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来实现个人的根本自由，推崇个体自由、企业自由、市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推崇更少的干预，以便保证经济活动的最高效率。
但是，福柯明确指出，与过往支持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不同，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成功地将市场经济的活动原则延伸为调控人的生命存在、政治权力的运作原则。
对福柯来说，新自由主义更是一种带有着意识形态统治效果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之中，他研究的生命政治可以被理解了。
第一，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自由竞争的“企业家”。
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制便诞生于此，它来自于自由竞争的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
这也是生命政治维系其统治的根基所在。
经典的自由主义是在商品市场自由交换的实践中确立了人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存在，但在20世纪60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中，人不仅是交换活动中的经济人，而且沦为了一名自由竞争、奋发向上的企业家。
在现代活动中，所有人都分别扮演着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受教育者等不同身份，但在这些不同的身份背后，福柯认为，所有人都遵循着现代企业的运作逻辑在生活。
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
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一、作为“规范”的生命政治诚如当代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 Roberto Esposito) 所说：“自从米歇尔· 福柯 ( Michel Foucault) 重新提出并重新定义“生命政治”这个概念( 他没有造这个词) ，政治哲学的整个框架已然深层次地被改变了。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已享大名的法国哲学家与思想史家福柯的研究重点从“规训权力”( disciplinary power) 转到“生命权力”( biopower) 。
福柯第一次使用“生命政治”一词，是在 1976 年 3 月 17 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上( 后结集为《必须保卫社会》出版，该日课程为最后的第十一讲) 。
他将生命政治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
作为历史学家，福柯强调生命政治绝非自古就有，而是一种全新的、伴随现代性而到来的政治形态，其核心特征就是“生命权力”的使用。
根据福柯的考察，生命权力产生于其所称之为文艺复兴以降的“古典时期知识型”中，其操作形态乃针对个体之身体及其生命本身，对它进行监视、干预、扶植、优化、评估、调节、矫正。
不同于至高权力( sovereign power) ，生命权力并不旨在“使你死”( 死亡威胁) ，而是通过干预个体之生活形式来致力于如何“使你活”( 扶植生命) 。
故而，生命权力呈现出如下的复杂性：在仍保持诸种压迫性与否定性的力量( 如摧毁、剥夺、限制、阻碍等) 之同时，它具有生产性的、肯定性的力量，行使着规范化的和规则性的“生命治理”职能。
这种生命治理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操作：( 1) “人体的解剖政治”，即“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规训机制；( 2) “人口的生命政治”，即“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一连串的介入与调整控制。
具而言之，前者包含一系列规训性的技术( disciplinarytechniques) ，施加于个体之身体上：代之以直接压制或掩藏身体，这一层面的生命权力以介入性的方式( 比如通过医学话语、卫生控制等) ，构建起了关于“人体”的生理常规。
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
智能吋代的数字一生命政治蓝江内容提要福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提出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概念，并将之与规训机制对应起来。
不过在随后一年，福柯提出了在规训机制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以规训化的个体为基础的安全机制。
这种新的治理技术在福柯的时代并未完全展开，在今天的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福柯提出的安全机制提供了新的形态&这种新形态就是数字一生命政治，数字一生命政治以数据收集和智能分析等算法治理为基础，能够对诸多个体进行精准治理，而不再需求个体按照统一的规范来行事。
这种“放任”的治理，并没有带来无序，而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庞大数据网络下，有效地控制了多样性个体的行为和思想。
关键词智能时代福柯数字一生命政治精准治理这是一个熟悉的时代，也是一个陌生的时代&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我今天步行回到家里，打开手机看了看步数，勉强上了一万步，在朋友圈里,大概排名四十来位&一款APP告诉我，这个步数消耗了128卡路里的热量;而另一款APP告诉我运动时的平均心率，并给出了详细的健康建议，例如按今天的运动量适合摄取什么样的食物，大概能够吃多少，喝什么样的饮料;还有APP告诉我昨晚的睡眠质量如何，当我白天超过半个小时没有运动，这款APP就会自动报警，提醒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坐太久，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在智能手机APP的监督下，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对这一整套程序是如此熟悉，依照APP的建议进行身体锻炼和营养搭配，塑造着我的身材，努力让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而我所依赖的途径是一种智能化的监控手段&之所以陌生，是我不禁怀疑这还是我自己吗?在智能手机APP尚不太普及的日子里，我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在书桌前长时间地阅读书籍，忘却了时间,在文字中自由驰骋;而如今，这种自由的驰骋或许在某一刻被一阵短促的闹铃声惊醒，提醒我该走动了&尽管我十分理解,APP的警告和建议都是为了让我具有一个被监控数值认可的身体&但是，我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完全的掌控权&这些致力于规训我的身体、让其保持数值指标正常的APP可以被视为一种良性的辅助&但另一些APP则让我们逐渐失却自我控制&人们花费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以及抖音等平台上的平均时间与日俱增&有时候可能只是偶然看一下手机的讯息，结果却在朋友圈里连续刷屏十来分钟;还有《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手机游戏，让原先一开始只准备玩半小时就收手的玩家连续奋战了三个小时……这些在智能手机APP高度普及时代才发生的现象,正在日益影响着使用智能手机的每一个用户,在手机屏幕的背后，我们似乎面对着一个陌生的自我，我们会不禁感叹：“我们被异化了!”的确,在这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里,我们的确有一种被异化的感觉&不过这种异化，不再119刁匚進學干32020.1是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异化:数字异化。
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1）
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1）国内学界关于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已然是汗牛充栋。
一般都认为，福柯最早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中最早确立起了“生命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一种总体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
至此，似乎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就同质化地横贯于福柯后续的研究中，特别是他在1976-1980年间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关于生命政治与当代资本主义隐性权力统治的研究中。
但实际上，福柯并未停留在政治权力对人口的生命活动进行治理的经验指认上，也没有完全延续最初的生命政治概念内涵，甚至还在生命政治概念上发起了一场范式革命。
最终，福柯才揭示了生命政治的本质内涵，即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与生殖。
因此，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我们就将以福柯涉及生命政治讨论的重要文献为基础，除了众所周知的《性经验史》第一卷和法兰西学院讲座等，还包括1974年福柯最先提及生命政治概念的圣保罗讲座新文献，来重塑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诞生。
一、圣保罗讲座：生命政治的初现普遍认为，福柯最初是在1975-1976年间的《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正式宣布了他关于生命政治的新发现，资产阶级自18世纪以来发明了一种不同于规训权力的生命政治权力。
生命政治是一种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它总体调控和优化人口的生命状况，旨在通过“使人活和让人死”的建构性方式、来完成资产阶级权力的现代统治。
这是我们熟悉的关于福柯生命政治的定义。
但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关于生命政治概念的描述只集中在最后一部分、篇幅较少，与规训权力对比的内容又较多，因而生命政治概念的具体内涵和框架结构如何，其实并不够清晰。
无独有偶，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曾在其讲座《1974-1979年间福柯作品中生命权力的突显》中回顾了福柯的生命权力思想，他指出，福柯最早提及生命政治，其实是他于1974年11月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所做的“社会医疗的诞生”讲座上。
“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生命政治 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吴冠军*在当代的政治哲学界, 生命政治 (biopolitics)已成为一个核心关键词,乃至在欧陆思想中形成了一个 生命政治的转向 (bio-politicalturn)㊂①在思想史的层面上, 生命政治 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端于法国思想史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而在90年代中期由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其推到 显学 的位置㊂然而就学理而言,福柯与阿甘本并非一脉相承 两者的 生命政治 论充满着深层次的对立与抵牾㊂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思想史的隐秘线索㊂为了追踪 生命政治 内在的这条线索,我们有必要向上追到20世纪初叶㊂一生命政治的 史前史尽管 生命政治 在晚近20年的政治学界大放异彩,但这个概*①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Monash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欧陆政治哲学的研究㊂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Sitze, Biopoli-tics:An Encounter ,in Campbell and Sitze eds.,Biopolitics:A Reade,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pp.3-4.88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念的源头,实则可以上追到20世纪20年代㊂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 生命政治 这个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学家科耶伦(Rudolf Kjellén)创制㊂是以,要深人地分析 生命政治 论,实有必要从20世纪该概念的源头处人手㊂如果从思想史背景来考察的话,科耶伦所处的年代,正是 生命哲学 (philosophyoflife)最为兴盛的时代㊂科氏对 生命政治 概念的创造㊁阐述与经营,实是植根于其时关于 生命哲学 的大讨论㊂生命哲学于19世纪末兴起,确如施拿戴巴赫(Herbert Schn-delbach)所论,乃由三股强大思潮交织而成㊂①第一股是以柏格森(Henri Bergson)为代表人物的形而上学的生命哲学㊂这一生命哲学路向将生命视作超越体验㊁知觉与意识的一种普遍的㊁非历史性的本体实质,唯有通过 直觉 或 直接把握 (directapprehension)才能抵达㊂尽管作为一个永恒的形而上学力量,生命在人的体验王国之外,但正是它使这个世界生机勃勃,人(乃至非人)的一切体验都需要诉诸它才能进行解释㊂第二股思潮则可以称之为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生命哲学,其代表人物应数当年大名鼎鼎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㊂这一路向将整个历史 文化进程视作一个生命体,有其生长与衰败㊂各个社会或文明,也像达尔文笔下的物种与生命形态那样,彼此竞争并随之兴盛或败亡㊂第三股思潮则可称之为伦理性的生命哲学,其当之无愧的代表便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㊂生命成为衡量以及重估所有价值进而建立所有价值的那个力量㊂提升还是阻碍生命,是尼采对一切事物进行考量的唯一准绳㊂尤其受到历史哲学的生命哲学的影响,科耶伦将 生命体 的理解方式植人政治论域,以一种有机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国家,把它①Herbert Schndelbach,Philosophy in Germany,1831-1933,trans.E.Matthew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See also Mark Olssen, Poli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fe:Towards a Normative Framework ,in Jon Yorke(ed.),The Right to Life and the Value of Life:Orientations in Law,Politics and Ethics,Farnham,Surrey:Ashgate,2010,pp.39-40.视作一个准生物性的有机体㊂在科氏笔下,国家作为一个 超个体的生物 , 同个体一样真实,只是大得惊人,并且在其发展进程中远比个体更为强壮有力 ①㊂科耶伦进而提出,国家的 自然形态 ,就是民族国家㊂仍是同作为有机生物体的个体相类比,科氏把民族国家称为 族群的个体性 ㊂②可见,科耶伦并不把国家看作因个体群处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共同体形态(通过契约缔结抑或历史俗成);在科氏眼里,国家本身,便是一种生命的有机体形态,它先于个体生命而独立存在,具有自身的 精神 利益 ,以及与所有有机体一样的生㊁老㊁病㊁死等状况㊂基于这样的有机主义框架,科耶伦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社会群体之间的争斗乃至战争,认为它们的根本肇因,可以从生命的生存㊁利益等角度得到理解,即同趋利避害的个体为了生存而斗争一样,国家或其他社会群体也是在其自身 生命 的持存意义上而斗争㊂这就是科氏笔下的 生命政治 :有鉴于内在于生命自身的这种典型的紧张,笔者倾向于将这一追随生物学之特殊科学的学科命名为生命政治㊂在社会群体的战争中,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为生存与成长的生命斗争的残酷性㊂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检测到在群体内部为了诸种生存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强有力的合作㊂③透过如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科耶伦的 生命政治 论在学理上是相当粗鄙的,因为他把生命置人到政治之域的方式,仅仅是通过类比 将 国家 和 社会群体 比作有机体的生命㊁ 超个体的生物 ㊂因此,科耶伦式的 生命政治 ,应当被看作是20世纪98 生命政治 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①②③Rudolf Kjellén,Der Staat als Lebensform ,1924,p.35,quoted from Thomas Lemke,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trans.Eric F.Trump,New York and London:NYU Press,2011,pp.9-10.Thomas Lemke,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trans.Eric F.Trump,New Yorkand London:NYU Press,2011,p.10.Ibid..。
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生命政治”表明始于18世纪的一种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
而实现合理化的方式便是对人的治理。
进入19世纪后，这些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并逐渐影响到政治和经济。
与治理艺术相对的是自由主义，福柯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基于保罗・维尼对历史普遍性的反思，以及尝试一种历史唯名主义方法论的需要。
他既没有将“自由主义”纳入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范畴，也没有将它看作是“社会”的“自我表述”。
与大多数人相反，他将“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实践，一种行事方式，针对着客观对象，并通过不断反思来自我调节。
这样，自由主义就被看作是使治理实践变得合理化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合理化的治理追求的目标是经济最大化，如此，治理实践愈发走向趋利与管控，讽刺的是，政府将这种治理术称作“国家理性”。
基于与管控的对立，自由主义最终与“国家理性”决裂。
福柯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在18世纪发展出治安科学，最大原因便是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管得太少”。
治安科学是国家理性原则所主导的治理技术形式。
它是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来讨论人口问题。
要使国家强盛，人口问题或许是最大、最活跃的要素。
就此，健康，出生率，卫生，理所当然地在其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
国家以发展为借口，大力推行其治理术。
事实是，治理不一定会带来发展，但一定诞生权力。
而权力，才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依托。
国家越想强大，越离不开权力，权力要维持，就必须不断打磨“治理术”，循环往复，变本加厉，到人民这，不会是发展，而是“管的太多”。
人们欲抵制“管的太多”，就必然倒向“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并非是一种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而是对治理现实进行批判的工具。
它批判的现实包括：（1）人们试图摆脱的先前的治理术；（2）人们试图先将其解散，然后进行重组和合理化的当前的治理术；（3）遭到反对的，并限制其滥用的治理术。
为寻求“自由主义”，人们做过多番尝试。
有一段时间，人们倾向于以法律手段保障个人权益。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一文简要导读--------为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社会学本科“专业外语”课讲授阅读材料：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in The Essential Foucault, ed. by Paul Rabinow and Nikolas Ros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pp. 202-207.一、释题及背景说明：虽然在阅读材料中福柯没有直接提及古希腊政治生活，但是我们有必要首先从题目的古希腊文辞源讲起，因为这构成了福柯生命政治思考的未明言的深远背景。
（我们知道福柯晚年的工作都是围绕古希腊而展开的，如我们在前面几讲中读过的几篇文章，Ethics、History of Sexuality等等，所显示的那样。
）Biopolitics=βιο+πολιτκη(Bio+politikê)生命（弓）+ 政治（城邦公民之公共事务）但是，在古希腊语境中，城邦公民的生命既不是在现代自由主义个人（modern liberal individual）意义上得到理解，也不是在“人口”或大面积的人群生活意义上得到理解。
古希腊城邦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自由生命是以有限的空间为前提保证的：很小的城邦国家、人数比例不大的和高度同质的（homogeneous）公民权范围（广大妇女、奴隶和外来移民无公民权）保证了城邦内部政治的和谐。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只有小“国家”+小“社会”（但其实“国家”和“社会”这两个词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此不详及）。
这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早的政治经验——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这才是“政治的”经验，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但是这种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范围巨大、高度复杂的结构形式时遇到困难，因为它无法面对广大人群作为一个整体所带来的问题。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生物权力和性政治：福柯的黑色阳光几个月前，为了处理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同性恋问题，非常艰难地啃完了福柯的《性史》，实在可谓不求甚解。
特别是《性史》的第一卷，读得不知所云。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能真正理解“福柯式书写”背后的思想关怀所在。
最近在大量阅读了福柯的访谈、杂文、评论和演讲稿之后，我总算进入了这个法国人的问题域，《性史》的写作逻辑和思想意图也逐渐清晰起来。
福柯终身的关切可归结于一个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自命为忠实的“尼采主义者”。
福柯的“权力”之所以是个尼采式的概念，在于它被用来揭示知识谱系背后的结构策略和动力机制，正如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根据，披露西方从古自今的“哲学家的偏见”（见尼采，《超善恶》。
所谓哲学家的偏见，也就是使得一种哲学得以生长、成型的权力意志类型）。
然而，与权力意志不同的是，福柯的权力概念没有那么形上，毋宁说它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套具体入微的技术程序，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和隐蔽性，以至于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把捉，像看不见的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掌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绝不能将福柯的“权力”等同于国家机器的政治力量。
虽然“可见的政治”是权力最为显白的表达形式，然而，正因为其显白性，它往往不具备真正的控制力，因为“权力只有遮盖住自身的实质部分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它的成功与隐藏自己机制的能力成正比”（福柯，《性史》，p75）。
在福柯看来，军队、学校、监狱、医院、优生学、人口调查等看似“中性”的机构组织以及贯穿其中的技术程序，作为“不可见的政治”，才是现代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权力机制。
福柯指出，这些组织和技术早已全面渗透了我们的生活，并以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名义，掩饰那些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支配形式和统治动机。
在性的问题方面，权力的复杂性、技术性、渗透性和隐蔽性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权力用对生命的管理（以训练生命效率为特征的“肉体的解剖政治”和以管理生命繁衍为特征的“人口的生物政治”）取代了前现代权力对死亡的控制（“剑与血”的绝对权力），而性则处于现代权力的“双极技术”（解剖与生物）的交叉点上：“一方面，它与肉体的训练连接，对力量的管理、强化和配置，对精力的调节与节约；另一方面，它通过性活动产生的所有深远影响，应用于人口控制”（p125）。
福柯论现代医学体制的诞生-最新年文档
福柯论现代医学体制的诞生在“国家医学”的这种形式中,个体的健康不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事件,它要被展示、被调查、被研究,被一种国家机器紧密地包围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更加是一个政治化的事件,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有效的干预手段。
医学不再仅是围绕着个体健康组织起来的话语,而更加是一种政治话语,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力量增长的政治机制。
对于个体而言,他自身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私密的领域,而是一个与国家整体休戚相关的政治地带。
70年代中期,福柯转向了对“生命政治”(governmentality)的研究。
“生命政治”指的是“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力图理性地对“人口”的生命体征加以管理和协调。
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政治”不仅仅是一种国家主权的运作,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干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有时是主要或唯一的推动者(如国家医学时期),有时退居幕后,由社会中的医疗保健机构(如医院、疗养院、防疫站等)来主持。
相应地,医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古典时期之前,医学还只是救济程序的一部分,担负着济贫、管理流浪人员等责任。
但在“生命政治”出现之后,医学成为了“健康”工作的重要力量,它不仅要应对突然而来的疾病,而且还要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参与城市的卫生规划等等。
从18世纪开始,现代医学体制逐步开始形成,它一方面要参与国家健康政策的制定中,另一方面则要在社会中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机制。
在福柯眼里,现代医学始终是与政治权力纠缠不清的,从18世纪到19世纪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每一种都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
从“生命政治”的角度看,为了对“生命”进行管理,单纯的政治行为虽然可以对人口进行统治和划分,但却无法深入“生命”具体的运作中。
正是在这里,医学才在政治实践中找到了立足点。
一、人口与国家健康“人口”这个词最初是在一种消极的方式上使用的,是指那些遭受重大灾害、失去大量人口的“无人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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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权力和性政治：福柯的黑色阳光
几个月前，为了处理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同性恋问题，非常艰难地啃完了福柯的《性史》，实在可谓不求甚解。
特别是《性史》的第一卷，读得不知所云。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能真正理解“福柯式书写”背后的思想关怀所在。
最近在大量阅读了福柯的访谈、杂文、评论和演讲稿之后，我总算进入了这个法国人的问题域，《性史》的写作逻辑和思想意图也逐渐清晰起来。
福柯终身的关切可归结于一个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自命为忠实的“尼采主义者”。
福柯的“权力”之所以是个尼采式的概念，在于它被用来揭示知识谱系背后的结构策略和动力机制，正如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根据，披露西方从古自今的“哲学家的偏见”（见尼采，《超善恶》。
所谓哲学家的偏见，也就是使得一种哲学得以生长、成型的权力意志类型）。
然而，与权力意志不同的是，福柯的权力概念没有那么形上，毋宁说它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套具体入微的技术程序，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和隐蔽性，以至于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把捉，像看不见的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掌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绝不能将福柯的“权力”等同于国家机器的政治力量。
虽然“可见的政治”是权力最为显白的表达形式，然而，正因为其显白性，它往往不具备真正的控制力，因为“权力只有遮盖住自身的实质部分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它的成功与隐藏自己机制的能力成正比”（福柯，《性史》，p75）。
在福柯看来，军队、学校、监狱、医院、优生学、人口调查等看似“中性”的机构组织以及贯穿其中的技术程序，作为“不可见的政治”，才是现代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权力机制。
福柯指出，这些组织和技术早已全面渗透了我们的生活，并以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名义，掩饰那些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支配形式和统治动机。
在性的问题方面，权力的复杂性、技术性、渗透性和隐蔽性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权力用对生命的管理（以训练生命效率为特征的“肉体的解剖政治”和以管理生命繁衍为特征的“人口的生物政治”）取代了前现代权力对死亡的控制（“剑与血”的绝对权力），而性则处于现代权力的“双极技术”（解剖与生物）的交叉点上：“一方面，它与肉体的训练连接，对力量的管理、强化和配置，对精力的调节与节约；另一方面，它通过性活动产生的所有深远影响，应用于人口控制”（p125）。
各种各样的性机构不仅覆盖了从个人到种族的所有权力关系，而且一整套性技术肩负着训练身体和调节人口的统治任务。
在现代社会直接关注的两大主题——肉体和人口的问题上，性成为权力网络的中心、技术程序的主线。
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称现代西方为“性的社会”（相应的，前现代西方为“血的社会”）。
如果说现代权力通过运用一系列性机构和性技术，成功地“占有了生命”，那么相应的性话语以及对性话语的解释，作为现代知识谱系，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掩饰。
在《性史》的开篇福柯就尖锐地指出，占据现代知识界主流地位的“压抑假说”实际上是“性政治”的掩饰手段。
福柯认为，压抑假说虚构了性的压抑史，把统治权力等同于对性的压制，并且完全以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来解释性压抑的必要性。
以此为基础，压抑假说提出，近两个世纪以来性话语的爆发乃是一种针对压抑的解放，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相联系。
然而，福柯却揭示出，对性话语的鼓动本身乃是权力的策略，目的在于形成并控制性的主体。
他把这一权力机制的传统直接追溯到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无论是让“罪恶”讲话，还是让“欲望”讲话，都是权力通过将性转变为话语而实现的统治方式。
至于性话语本身是神学的、事关救赎的，还是医学的、事关健康的，其实无关紧要，关键在于通过对性的坦白、对性的讲述和解释，我们最终将自身构建为欲望的主体，从而能够接受“生物权力”的统治。
而压抑假说的作用就是掩饰性话语背后的“生物权力”，将它解释为性的压抑者而非鼓动者，从而令现代权力愈发体现为司法律令和道德禁忌的显白形式，遮蔽其真正的隐微形式：对肉体的控制和对人口的管理。
与《会饮篇》所体现的“身体的政治化”相比，《性史》揭示了现代政治的“身体化”。
苏格拉底的同性恋问题，最终是一个贵族制城邦的政治问题；男人之间的身体之爱，必须被安排在统治者的灵魂之爱的秩序之中。
而灵魂之爱的果实，就是法典、诗歌、戏剧、哲学。
这种“灵魂的生育”最终要参与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去。
因此，在古典世界，赤裸裸的身体是不存在的，身体消失在政治中。
然而，现代政治不仅需要人们的赤裸裸的身体，而且必须运用一套性科学和性技术来实现对肉体的控制和对人口的管理。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将自己彻底地身体化了。
福柯告诉我们，现代权力不仅体现为国家机器和垄断资本，事实上，其实质部分早已渗透于家庭、学校、医院、监狱、军队等性话语集中的场所，它们既是现代社会的“性感带”，又是我们举目可见的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
现代社会这个布满了性感带的敏感肌体，被各种各样的贯彻着生物权力的关系网络和技术程序所覆盖，以至于我们要反抗的不仅仅是卡夫卡的阴暗城堡，而且是劳伦斯的“黑色阳光”。
连阳光也是黑色的，这是不是一种最深的绝望？
[补充] 福柯谈《性史》，摘自访谈“对真理的关切”
这部历史（《性史》）勾勒的是：在古代，人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依照某种特定的生活艺术，来对种种快乐、欲望和性行为进行问题化、反思和体会的。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生活艺术只是由一小群人所实践的……这种传统还将在基督教时期被重新发现、移位、变形，并且被深入地修整。
……自我控制是如何被纳入控制他人的实践？
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性经验是从基督教时期开始的。
（对话者：埃瓦尔德）早期基督教给古代的苦行主义带来了几点重要的变化：它强化了法律的形式，但也扭转了自我实践的方向，把它变成一种对自我的解释，一种把自身当作欲望主体的解码。
法律和欲望的关联似乎很能体现出基督教时期的特点。
……在（古代人）谈论性行为时，有大量的细节论述联系到季节时辰的选择，联系到行止张弛的调配，或者如果一个男孩想要赢得好名声，应当如何作为，但你找不到有哪一项论述，明确地开列出允许或禁止的各项行为，而这在日后基督教牧领实践中是相当重要的。
我打算展示的是：某些类型相仿的特定权力，是怎样生发出许多无论就对象还是就结构而言都差异悬殊的知识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