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生物权力和性政治：福柯的黑色阳光

几个月前，为了处理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同性恋问题，非常艰难地啃完了福柯的《性史》，实在可谓不求甚解。特别是《性史》的第一卷，读得不知所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能真正理解“福柯式书写”背后的思想关怀所在。最近在大量阅读了福柯的访谈、杂文、评论和演讲稿之后，我总算进入了这个法国人的问题域，《性史》的写作逻辑和思想意图也逐渐清晰起来。

福柯终身的关切可归结于一个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自命为忠实的“尼采主义者”。福柯的“权力”之所以是个尼采式的概念，在于它被用来揭示知识谱系背后的结构策略和动力机制，正如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根据，披露西方从古自今的“哲学家的偏见”（见尼采，《超善恶》。所谓哲学家的偏见，也就是使得一种哲学得以生长、成型的权力意志类型）。然而，与权力意志不同的是，福柯的权力概念没有那么形上，毋宁说它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套具体入微的技术程序，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和隐蔽性，以至于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把捉，像看不见的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掌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绝不能将福柯的“权力”等同于国家机器的政治力量。虽然“可见的政治”是权力最为显白的表达形式，然而，正因为其显白性，它往往不具备真正的控制力，因为“权力只有遮盖住自身的实质部分才能为人们所容忍，它的成功与隐藏自己机制的能力成正比”（福柯，《性史》，p75）。在福柯看来，军队、学校、监狱、医院、优生学、人口调查等看似“中性”的机构组织以及贯穿其中的技术程序，作为“不可见的政治”，才是现代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权力机制。福柯指出，这些组织和技术早已全面渗透了我们的生活，并以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名义，掩饰那些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支配形式和统治动机。

在性的问题方面，权力的复杂性、技术性、渗透性和隐蔽性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权力用对生命的管理（以训练生命效率为特征的“肉体的解剖政治”和以管理生命繁衍为特征的“人口的生物政治”）取代了前现代权力对死亡的控制（“剑与血”的绝对权力），而性则处于现代权力的“双极技术”（解剖与生物）的交叉点上：“一方面，它与肉体的训练连接，对力量的管理、强化和配置，对精力的调节与节约；另一方面，它通过性活动产生的所有深远影响，应用于人口控制”（p125）。各种各样的性机构不仅覆盖了从个人到种族的所有权力关系，而且一整套性技术肩负着训练身体和调节人口的统治任务。在现代社会直接关注的两大主题——肉体和人口的问题上，性成为权力网络的中心、技术程序的主线。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称现代西方为“性的社会”（相应的，前现代西方为“血的社会”）。

如果说现代权力通过运用一系列性机构和性技术，成功地“占有了生命”，那么相应的性话语以及对性话语的解释，作为现代知识谱系，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掩饰。在《性史》的开篇福柯就尖锐地指出，占据现代知识界主流地位的“压抑假说”实际上是“性政治”的掩饰手段。福柯认为，压抑假说虚构了性的压抑史，把统治权力等同于对性的压制，并且完全以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来解释性压抑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础，压抑假说提出，近两个世纪以来性话语的爆发乃是一种针对压抑的解放，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相联系。然而，福柯却揭示出，对性话语的鼓动本身乃是权力的策略，目的在于形成并控制性的主体。他把这一权力机制的传统直接追溯到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无论是让“罪恶”讲话，还是让“欲望”讲话，都是权力通过将性转变为话语而实现的统治方式。至于性话语本身是神学的、事关救赎的，还是医学的、事关健康的，其实无关紧要，关键在于通过对性的坦白、对性的讲述和解释，我们最终将自身构建为欲望的主体，从而能够接受“生物权力”的统治。而压抑假说的作用就是掩饰性话语背后的“生物权力”，将它解释为性的压抑者而非鼓动者，从而令现代权力愈发体现为司法律令和道德禁忌的显白形式，遮蔽其真正的隐微形式：对肉体的控制和对人口的管理。

与《会饮篇》所体现的“身体的政治化”相比，《性史》揭示了现代政治的“身体化”。苏格拉底的同性恋问题，最终是一个贵族制城邦的政治问题；男人之间的身体之爱，必须被安排在统治者的灵魂之爱的秩序之中。而灵魂之爱的果实，就是法典、诗歌、戏剧、哲学。这种“灵魂的生育”最终要参与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去。因此，在古典世界，赤裸裸的身体是不存在的，身体消失在政治中。然而，现代政治不仅需要人们的赤裸裸的身体，而且必须运用一套性科学和性技术来实现对肉体的控制和对人口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将自己彻底地身体化了。

福柯告诉我们，现代权力不仅体现为国家机器和垄断资本，事实上，其实质部分早已渗透于家庭、学校、医院、监狱、军队等性话语集中的场所，它们既是现代社会的“性感带”，又是我们举目可见的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现代社会这个布满了性感带的敏感肌体，被各种各样的贯彻着生物权力的关系网络和技术程序所覆盖，以至于我们要反抗的不仅仅是卡夫卡的阴暗城堡，而且是劳伦斯的“黑色阳光”。连阳光也是黑色的，这是不是一种最深的绝望？

[补充] 福柯谈《性史》，摘自访谈“对真理的关切”

这部历史（《性史》）勾勒的是：在古代，人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依照某种特定的生活艺术，来对种种快乐、欲望和性行为进行问题化、反思和体会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生活艺术只是由一小群人所实践的……这种传统还将在基督教时期被重新发现、移位、变形，并且被深入地修整。……自我控制是如何被纳入控制他人的实践？

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性经验是从基督教时期开始的。（对话者：埃瓦尔德）早期基督教给古代的苦行主义带来了几点重要的变化：它强化了法律的形式，但也扭转了自我实践的方向，把它变成一种对自我的解释，一种把自身当作欲望主体的解码。法律和欲望的关联似乎很能体现出基督教时期的特点。……在（古代人）谈论性行为时，有大量的细节论述联系到季节时辰的选择，联系到行止张弛的调配，或者如果一个男孩想要赢得好名声，应当如何作为，但你找不到有哪一项论述，明确地开列出允许或禁止的各项行为，而这在日后基督教牧领实践中是相当重要的。

我打算展示的是：某些类型相仿的特定权力，是怎样生发出许多无论就对象还是就结构而言都差异悬殊的知识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