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
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鉴赏在中国文坛上，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杰出作品。
而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其独具风采的短篇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
本文将对汪曾祺经典短篇小说进行鉴赏，展现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1. 《又见月圆》汪曾祺的《又见月圆》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以简洁明快的笔触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性的抉择和情感的升华。
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年代，描写了一个日本侦察兵遭围困的情节。
通过对主人公古井的刻画，汪曾祺熟练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勇敢与机智。
他不仅具备了智慧和勇气，还表现出对自身价值和对国家荣誉的意识。
在最后关头，他不惜牺牲自己保护了自己的阵地，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感和责任担当。
2. 《另一种望远镜》《另一种望远镜》是汪曾祺的另一篇经典作品，通过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呈现出了深邃的内在世界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妇因为儿子的不孝行为而遭遇困境。
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家庭纠纷，而是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他通过叙述儿子的外国朋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观念的变革。
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思索和反思，引发了对家庭、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深思。
3. 《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生活琐事的关注和思考，揭示了人生的独特价值和对美的追求。
小说以糊涂的老头子韩老农为中心，通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举动和反应，展现出了生活的乐趣和艺术。
作者以优雅和幽默的笔触，表达了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
在这个小小的镇子里，汪曾祺以他独特的眼光，将一个普通人的精彩展现出来。
4. 《人间草木》《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创作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性的复杂性。
故事通过一个乡下小伙子和一段意外事件的展开，让人们不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绘，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关于汪曾祺小说叙事艺术的思考
关于汪曾祺小说叙事艺术的思考
王 亮
为进一步研究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本文以 叙事的结构、时间、意向为切入点，分析汪曾祺小说 中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叙事风 格较为独特的作家，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汪曾祺 是极少的从一而终坚持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之一。 通读他众多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小说只是在对某 种生活进行记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人物和 情节，这种散文式的小说形式使得汪曾祺以一个“异 质”的形象存在于中国现当代的文坛中。众所周知， 汪曾祺曾把自己称作“文体家”，他曾表明：他不 愿意自己的小说看起来太像小说，而愿意小说像诗 歌、散文，甚至什么文体也不像。但与此同时，他 又认为小说应兼备诗歌、散文等文体的长处，正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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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 丹
现出以下两种叙事的结构。首先，“回忆性叙述—现 实性描述”的双重结构，在汪曾祺的众多小说中，很 多作品描述的是旧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并在回忆性的 二、汪曾祺小说中恬淡悠然的叙事时间 读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数人会有一种“不知时 间为何物”的悠然感，徜徉在他的文字中，时间像一 叙述中描述自己心中理想的故乡， 虽未明确提到现实， 条小河似的流逝，正如作者所说，要有滋有味地描述 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双重性结构是相互存在的，只要 写出其中的一重，另一重便会于无形中存在。在汪曾 祺的一些小说中，回忆性的叙述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结 构，现实性的描述则是其中的隐含结构。如在《鸡鸭 名家》这一小说中，作者写的是两个人物炕鸡与赶鸭 的往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文本是回忆性的。但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这两个老人……过得怎 么样了呢？”这一结尾中的问句含蓄地指出了现实， 把读者引入到怀念过往及审视显示的双重思维中。 在汪曾祺的笔下，“现实”这一问题占据的笔 墨少之又少，经常被作者压缩成一句或两句感慨，没 有明确显现出来，但也隐含在其中。其次，“自然 的人性描写—非自然的人性描写”的双重结构，与 上一双重结构一致，这一双重结构在汪曾祺的小说 中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都致 力于描写自然的人性，在小说的显层结构中，我们 能显明地看到这种人性的描写，但作为与自然人性 相对立的非自然人性，作者没有给予太多笔墨，把 其放置到隐层结构中，但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 者仍然能明确看到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人性。如 在《大淖记事》这一小说中，“大淖”与“街里” 分别代表着自然与非自然两种人性。在文中，作者 叙述的重点是“大淖”身上的“野性”，这便是自 然的人性描写，而对于非自然人性代表的“街里”， 作者仅仅风轻云淡地说到：“街里的人说这里的风 气不好”，虽笔墨甚少，但已足够，这样的叙述， 不但能避免累赘复述，使文章结构更加简约，且能 出一件事，不能心急，应缓缓道来，这样才能引人入 胜。这种恬淡悠然的叙事方式，让汪曾祺的小说中蕴 含着诗意的审美性。 总的来说，汪曾祺小说中恬淡悠然的叙事时间 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汪曾祺小说中时间标志具有 独特性，时间具有整体性。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除了 少数几篇描写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明确点出时 间外，其余大部分小说都没有明确给出时间及时间的 标志，其时间呈现的方式具有独特性。在他的小说中， “立春前后”“重阳近了”这类时令时间，“菊花开 过后”“杏子下来时”这类植物成熟时间较为常见， 此外，“一进腊月”“到年底”“到灯节”也是汪曾 祺小说中比较常见的时间标志。这些时间标志具有整 体性，属于“世俗性”的时间，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在这种波澜不惊的时间状态下，无论是描述一件事， 还是讲一个故事，都能给人以“怡然自得”的感觉， 也正是这种描述时间的方法，才让汪曾祺小说中充满 自然与和谐的审美性。 第二，小说中的时态具有特殊性。一方面，在 汪曾祺的小说中，作者要描述的生活和人性的“美”， 这些“美”不受时间限制，正如《受戒》的开头，作 者说“明海已出家四年，他是 13 岁来的”，在这一 虚化的时态中， 作者开始用现在时叙述接下来的故事， 作者似乎讲述正在发生的故事，读者看到的仿佛是正 在发生的事情，作者与读者均沉浸在“永远的现在时” 中。通过这样的叙述，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体现出生 活、人性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汪曾祺似乎有意识地
汪曾祺短篇小说
汪曾祺短篇小说汪曾祺短篇小说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下文就是有关他的短篇小说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一、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浓郁的乡土风俗画描写：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幅幅清新隽永、淡泊静雅的风俗画，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和对苏北水乡风土人情的谙熟，使得他描述起来潇洒自如，而且大量的风土人情描摹有着深刻的人生内涵。
在汪曾祺笔下，地方风俗多靠人物来体现。
风俗即人，这是他和很多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大淖记事》近一半篇幅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相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大淖记事》故事梗概和赏析【内容简介】此地名为大淖。
大淖，一片浩淼的大水，春时芦芽紫，夏日芦荻白，秋后芦花飞，冬至芦叶黄，四时景致，是幅水乡图画。
大淖东西两丛住户。
西边住了二十几个兴化锡匠。
他们讲义气，通有无，互相扶持，对人和气。
为首的老锡匠，有个侄儿徒弟叫十一子，一表人材，常惹得姑娘媳妇过来看他。
老锡匠告诫十一子不要拉扯上东头的姑娘媳妇。
大淖东头住的是挑夫，挑稻谷，也挑别的。
卖力气，吃糙米，乡风古蛮。
这里的媳妇也能挑，专挑鲜货，她们性情泼辣，能爱能恨。
男女关系也较随便，只有一个标准：情愿。
黄海蛟是挑夫中的好手。
女儿巧云漂亮又勤快。
巧云十七岁时，黄海蛟摔断了腰，巧云一人挑起了家庭重担。
虽然老锡匠不让十一子往淖东跑，但十一子还是和巧云好上了，只是心里有，像一片云淡淡的飘来飘去不成雨。
一天晚上，巧云洗衣时落了水，十一子救她上来。
巧云昏迷不醒，十一子紧紧抱着她，心里软软的，但十一子送巧云回家后还是走了，巧云看着一天的好月亮，心里说：“你是个呆子。
”这天晚上，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了巧云。
但巧云心里悔的是没有把自己先交给十一子。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摘要：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
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早期小说；思想内涵；叙事风格汪曾祺先生以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享誉文坛，广为人知，在文学史上奠定了牢固的地位。
当我们沿着他的创作道路探寻其轨迹时，汪曾祺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些作品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它们特有的风神气度打动着读者。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早期创作对其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着一种重要的引领意义，就像《狂人日记》之于鲁迅和《大堰河》之于艾青一样，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是其早期作品思想底蕴的延伸和发展，他们后来成熟的艺术风格也均发端于其早期作品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
因此，研究汪曾祺早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对其作品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总体评价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出版于1947年，集子收有《复仇》、《老鲁》、《落魄》、《戴车匠》、《艺术家》、《鸡鸭名家》、《邂逅》等八篇小说。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抒发生活内在的诗意，表达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者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即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这也是汪曾祺一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正因为汪曾祺作品中有某种内在的东西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才使得汪曾祺小说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和如此持久的影响力。
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
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作者：卢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摘要：短篇小说《河上》是汪曾祺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因其当时选修了沈从文的写作课程，《河上》在叙事风格上受沈从文乡土文学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等方面。
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的散文诗，通篇洋溢着明快欢乐的情感基调。
关键词：汪曾祺《河上》沈从文叙事风格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河上》发表于1941年7月《中央日报·文艺》第71期，《河上》书写了一种内在生命的欢乐情绪，也暗含着汪曾祺初恋的生命体验。
时年二十一岁的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选修了沈从文讲授的两门写作课程：个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
因此，《河上》从构思行文到人物塑造都打上了鲜明的沈从文小说的印记，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散文诗。
一、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是沈从文常用的，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社会道德理想及价值评判标准来审视城乡两个世界，描写了湘西人自然、纯朴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描绘，揭示出城市是病态文明的滋生地。
汪曾祺也采用这种叙事模式，《河上》描写了一个患神经衰弱症的城里少爷去乡下疗养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逐渐对乡下生活方式产生的依恋之情。
小说的表层情节构成是“城里少爷到乡下——回城买东西——再次回到乡下”，但如果从少爷内心情感的变化来说，内在的叙事模式则为“不习惯乡下生活——逐渐喜爱乡下生活——不愿离开乡下”。
小说通过来乡下养病的城里少爷“他”的视角，将城乡生活相连接。
小说开头交代了少爷之前是不习惯乡下生活的，“说这是乡下，将就着过去”，这句话说明之前“他”是排斥乡下的，压根没打算在乡下长住。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因为“他不断在掘发一些更美丽的”事物。
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的思想转变的原因及过程。
汪曾祺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成就
汪曾祺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成就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精细入微的描写和独特的叙事方式而闻名。
他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汪曾祺的创作手法和他的艺术成就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汪曾祺的创作手法1. 细腻入微的描写汪曾祺的作品以其细腻入微的描写而备受赞誉。
他善于通过对细节的刻画，展现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和社会背景的变迁。
例如，他在小说《新年》中描述了一个小城市里过年的场景，通过描绘细小的细节，如庙会的热闹、烟花的绚烂和人们的喜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味的深厚和城市生活的变迁。
2. 叙事的跨越性和反差性汪曾祺的叙事方式独特，常常进行跨越性和反差性的叙事。
他善于将距离和时间的变换巧妙地融入作品中，使得故事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意境。
例如，在短篇小说《暗淡的星》中，他通过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人物之间切换，巧妙地展示了一段师生情感的发展和变化。
3. 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汪曾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常生动，他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和细节的反复出现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
他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将每个人物的个性特点逐渐折射出来。
例如，在小说《白日梦》中，他通过对主人公身边的人物进行刻画，展现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和追求，以及他们在社会变迁中所遭遇的不同命运。
二、汪曾祺的艺术成就1. 展现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汪曾祺的作品融合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他通过描写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和民间故事，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他的作品以其鲜活的形象和内涵，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传统文化的画卷，让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
2. 对社会变迁的敏感触动汪曾祺的作品深刻地关注了社会变迁和人性的命运。
他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和心理的观察，勾勒出了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起伏和生活困境。
他所展现的人性冲突和境遇变迁，让读者产生共鸣，思考社会变革背后的人类命运。
3. 对人性的深刻探讨汪曾祺在作品中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通过对个体的描写，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赏析汪曾祺《鸡毛》
赏析汪曾祺《鸡毛》赏析汪曾祺《鸡毛》汪曾祺先生的《鸡毛》虽短但经典，要如何进行赏析呢？下面来看看!一、故事梗概汪曾祺先生的《鸡毛》，根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大学的见闻经历加工而成，写出了文人眼中的市井百姓生活的原味。
故事表述以笔记兼散文的格调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经济系学生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琐碎故事。
金昌焕在毕业离校前，偷吃了以养鸡、缝洗衣物为生的寡妇文嫂的鸡并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
直到金昌焕毕业“不声不响”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焕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才知道是金昌焕偷了她的鸡。
二、人物形象文嫂。
文嫂不是西南联大在册之人，新校舍的建设占地，使她这位寡妇与西南联大中的“先生们”有了生活的交集。
文嫂人很老实。
一个“很”字进行了有力度的概括。
让文嫂形象跃然纸上。
小说中又提到“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
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简洁的文字描写，反映文嫂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则的性格。
金昌焕。
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
冷漠的'表现是：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
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吝啬的表现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
功利的表现是：追求女同学送戒指，括号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三、小说主旨(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
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
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
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
”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
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个性
第１９卷第２期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Ｎｏ．２ Ｖｏｌ．１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１－２１ 作者简介：鞠晶晶（１９７５－ ），女，山东夏津人，德州学院中文系教师。
・25・汪曾祺小说的叙事个性鞠晶晶１ ，张凤燕２（１． 德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２． 沧州师专中文系，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汪曾祺小说具有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平静淡泊的叙事心态、流畅平实的叙事语言，形成独特的叙事个性。
关键词：汪曾祺；叙事个性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７６２（２００３）０２－００２５－０２ “个性”在五四时期就被提出和强调。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尊个性而强精神”的主张，呼吁作家写出真实有个性的文学。
茅盾在《文艺丛谈》、《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等文章中对小说题材单调、缺少个性、情节模式化提出批评，提倡叙事个性。
强化叙事个性，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伟大作家，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三十年。
但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叙事个性发展的道路中断了，对胡风“重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使得“个性”成了不敢提及的名词。
随着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复苏，作家的叙事个性得到了充分张扬。
汪曾祺于１９８０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受戒》，而后又相继发表《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多部小说。
汪曾祺的小说以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平静淡泊的叙事心态、流畅平实的叙事语言，为主要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个性，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一、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 小说这一文体，自产生以来发展到近现代，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结构模式。
人们在结构特点上对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在文体上进行了概念化的区分。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小说的文体的概念被冲破了。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
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
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
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
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
《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
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
论汪曾祺的叙事风格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王江化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跨越现当代并具有独特的风格。
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其作品一发表便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这一时期，他陆续发表小说20余篇，是他小说创作的发轫期，也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可以这么说，他以他独特的行文风格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便迈入了文学史的大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在经历“文学的浩劫”后迎来了新生，进入到一个新的“百花齐放”时代。
此时，当代文坛上一些作家正在为文学的新生而嘶声呐喊，反思文学文化的伤疤时，经历在文坛上近半个世纪的历练，年逾花甲的“老头” 汪曾祺却显得出奇的平静（这种平静显然不是一般的平静，而是显现出他老而成熟且平淡从容的心态），独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追求“宏大叙事”“感伤叙事”的创作潮流之外，避居一隅，固守着恬淡幽然的心境，以超然于世外的眼光用絮絮道来的方式和饱含感情的笔调抒写着一首首别具风格的乡土牧歌。
他用他至臻于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将“散漫”“随便”融入其中，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描画出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无论是40年代创作的诸如《翠子》、《鸡鸭名家》、《老鲁》、《复仇》等名篇，还是80年代以后在个人风格上更成熟的更具汪曾祺个人特色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这些烙上了汪曾祺印记的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慢慢品味的空间。
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汪曾祺的小说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在他独特的叙事文本中探求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1．叙事结构的多样性“故事构成中最核心的要素，按照亚理士多德的理论来指称，那就是人物和行动。
小说在展现人物及其行为的过程中所确立的叙事方式和线索就构成了作品的文本结构。
‘结构’一词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是一个涵义极其复杂的概念。
英加登曾经将文本结构分为六大要素，而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则列举出文本结构的三十一种功能要素。
换言之，大到故事构架小到语言的语素和词义，无一不可进行结构分析。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风格叙事艺术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散文化的风格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清淡的文笔，自由散漫的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汪曾祺有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创作心态，散文化的风格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的形式摒弃了情节负荷，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文从汪曾祺的“回忆”式写作方式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两方面入手，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
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
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
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
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
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
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
”[1]汪曾祺不刻意关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有着独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关怀。
《八月的骄阳》叙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怆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残酷的运动，凡俗百姓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交流的多是家常话语，这话语中透露出对荒唐时事的难以理解和惧于理解。
“文革”本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汪曾祺并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深重的灾难，而是把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悲剧隐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动着平和温情，遮蔽的却是邪恶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残的生命。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摘要：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跨越现当代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其作品无论是40年代创作的诸如《翠子》、《鸡鸭名家》、《老鲁》、《复仇》等名篇，还是80年代以后在个人风格上更成熟的更具汪曾祺个人特色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都用他至臻于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慢慢品味的空间,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描画出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叙事结构双重性多元化叙事视角一、叙事结构的多样性与双重性1.叙事结构的多样性。
叙事结构可分为四种常见的类型：情节结构、人物结构、心理结构、散文结构。
汪曾祺的小说囊括了在叙事文本中常见的叙事结构：情节结构、人物结构、散文结构。
（1）情节结构。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在情节叙述上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模式：总体以慢节奏推移为主，突变直到最后关节处产生，情节在此处出现一个陡转。
可以将这个情节结构模式表示为：均衡——均衡——均衡——……失衡。
在很多小说的文本叙事中，汪曾祺都是以这样的情节结构模式来完成文本叙事的。
（2）人物结构。
在小说中，叙事总是和叙人难舍难分，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叙人；反过来也一样，只有写好人，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体会到“事”的存在魅力。
《安乐居》中，文本的叙事就是以人物结构为中心的叙事结构组织起来的。
（3）散文结构。
汪曾祺十分推崇契诃夫的小说结构，认为契诃夫“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走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所以汪曾祺在叙事上也力图打破旧有的叙事结构，以一种全新的结构来叙述故事。
2.叙事结构的双重性。
如《受戒》的结尾：“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
这里虽然没有一句形容明子和小英子，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征1．浓郁的抒情色彩2．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3．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
4．清水出芙蓉的语言。
一、汪曾祺的文化小说汪曾祺的文化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
同时，老庄的那种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哲学意念又成为他笔下人物无力反抗黑暗现实，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思想手段。
这成为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昧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
这种"入世"和"出世"的相反相成的审美态度，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这其中分明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
《受戒》和《大淖纪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正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是合乎人们传统美德的理想规范的。
二、汪曾祺的小说的特色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而乍的将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展现在人们面前，铺开一幅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况且是运用平和恬静的散文、随笔的笔调，向读者娓娓地叙说着一个个优美动人的小故事，汪曾祺的小说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都造成了一种诗的韵味。
它们与人物的诗意相契合，为形成整个小说的总体诗境作了恰到好处的渲染和铺陈。
从总体风格的角度考察，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亦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
作者善用口语叙述．但连续起来阅读却韵味十足。
他擅长于用短句，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
其人物对话的描写也往往采用短句，极富有诗的含蕴。
汪曾祺文学作品的叙事策略
汪曾祺文学作品的叙事策略汪曾祺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瑰宝，他的作品以风趣幽默、写实精准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融入了多种叙事策略，使得他的作品别具一格，赋予读者无穷的想象力和审美意境。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汪曾祺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策略。
首先，汪曾祺的作品往往采用生活化的叙述方式，以真实的场景和人物描绘展开故事。
他善于观察身边的人和事，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真实的对话，使得作品充满生活的韵味。
例如，在他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通过对乡村家庭悲欢离合的描绘，呈现出了一个真实而温暖的社会画卷。
这种叙事策略让读者感到亲切和融入其中，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其次，汪曾祺文学作品常常运用回忆和追溯的叙述手法。
他善于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和思考，展现出人物内心的复杂世界。
这种叙事策略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时间的流转和人物的成长变化，增加了作品的情感共鸣力。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晕船》中，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将读者带入到一个深入人心的故事中。
回忆和追溯的叙述方式让作品更加具有思考性和思想深度。
此外，汪曾祺的作品中还常常使用对比和冲突的叙事策略。
他通过对比不同人物、不同情境的描写，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突出了作品中的主题。
例如，在他的小说《马桥词典》中，通过对比城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和社会的弊端。
这种叙事策略能够让读者在对比和冲突的碰撞中思考问题，并引发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反思。
此外，汪曾祺的作品还常常运用幽默和夸张的叙事手法。
他以生动有趣的语言和离奇古怪的情节，吸引读者的眼球，并在欢笑的背后揭示人性的真相。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狗》中，通过对狗的描述和主人的行为，以夸张的手法表达出人与动物之间的亲情和延续。
幽默和夸张的叙事策略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总之，汪曾祺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多种叙事策略。
他善于运用真实生活的场景和人物，通过回忆和追溯的叙述方式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对比和冲突的手法突出作品的主题，同时运用幽默和夸张的叙事手法增加作品的吸引力。
汪曾祺小说叙事的特色
汪曾祺小说叙事的特色一、摄像式的外视角和全知视角摄像式的外视角和全知视角是汪曾祺小说采用的主要叙事视角。
摄像式的外视角是作者如同扛着摄像机的摄影者，只“拍摄”下他所看到的画面，对于摄像机以外的事件作者不做描述，由读者自己想像。
汪曾祺小说中的《落魄》、《老鲁》、《庙与僧》等，都是外视角的叙事视角。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会以“我”的身份出现，作为拍摄者，记录下他所看到、听到的人和事，而不做过多的说明与解释，让读者自己对摄像机以外的事件进行猜想。
这些作品，往往是作者对一个生活中的人物，或经历事情的回忆。
如《老鲁》，即是作者在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时对一个老校工的描写，作者描写他眼中见到和耳中听到的老鲁，而不深入老鲁的内心，也没有过多的对于人物的评论。
全知视角是小说叙事视角中采用的较多的视角。
在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视角中也是如此，全知式的视角很多。
他的大部分小说应该主要采用的是全知视角。
他的著名的小说《受戒》就是如此，以全知全能的角度叙述一个故事。
二、分叙和零叙的叙述时间汪曾祺小说在叙述时间上会采用分叙和零叙的方式。
分叙，叙事者叙述在同一时间内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两件事，即“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零叙是，叙事者在叙述上有意的空缺，故事仍在继续，但是叙事者忽略过一部分。
例如《落魄》中，“我”在叙说扬州人的“落魄”的同时，也说了大学生生活的变化，基本上是一段写大学生一段写扬州人。
作者只写“我”看到的扬州人的变化，至于扬州人为什么“落魄”，其实作者没有交代。
这当中有“我”叙述者视角的限制，但是作者没有通过“我听说”这样的方式把扬州人“落魄”的原因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而是这个空缺留给读者填满。
三、现代派的印象式的场景描写和意识流的心理描写汪曾祺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采用了现代派的描写手法，如印象式的场景描写和意识流的心理描写。
这在汪曾祺的早期小说中比较常见，后期作品则较少这样大量运用现代派技巧。
汪曾祺的早期作品1944年的《复仇》里就大量的采用了印象式的场景描写和意识流的心理描写。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Revised by BETTY on December 25,2020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
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
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
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
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
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
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
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试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
第18卷第6期2004年12月延边教育学院学报Joumal of Yanb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Vol.18 No.6Dec.2004・1・试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张景忠河红联（延边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吉林延吉 133002）摘要：汪曾祺的小说最大限度地颠覆了中国小说的传统观念。
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形式着意摒弃了情节负荷，给作品留下了极大的艺术空白，形成了以情绪为文的独特叙事风格。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情绪；叙事风格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传统的小说观念强调情节、结构和人物，而且一直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最高理想。
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最大限度地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形式摒弃了原来的情节负荷，给作品留下极大的艺术空白，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以情绪为文。
而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正是源于其独特的文本叙事，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解构汪曾祺的小说，进而探析汪曾祺小说“以情绪为文”的叙事风格。
一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由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异秉》）①“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受戒》）②“陈四是个瓦匠，外号‘向大人’。
”（《故里三陈・陈四》）③……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语言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
”④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机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是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
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
转喻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受戒》。
《受戒》是一篇以佛教僧人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对僧人受戒仪式的描写，展示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运用了丰富的细节描写和独特的叙事手法，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受戒仪式的庄重和神圣。
文章以主人公不舍离别的心情开篇，通过描写寺庙、僧人禅堂的布置、佛殿里泛黄的壁画等细节，让读者感受到受戒仪式的庄严和神秘。
通过对僧人袒露心声、短短十八字的受戒誓言以及嗓音沙哑的僧人的描写，使读者对受戒仪式的神圣感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分析，《受戒》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汪曾祺在《受戒》中注重对细节的描绘。
通过对寺庙的描写，如“香烛腾腾，檐口初现云彩，层层圣象似乎隐现”，作者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庄重的佛教世界。
作者对佛殿内的壁画的描写，如“泛黄的壁画早已剥落”，让读者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的长久流传。
这些细节的描写使整个受戒仪式更加真实，读者可以通过这些细节感受到仪式的庄重和神圣。
汪曾祺在《受戒》中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
整篇小说围绕着僧人受戒的经历展开，通过主人公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将读者带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通过主人公在仪式中的心情变化的描写，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起伏和变化。
叙事手法的灵活运用使整个受戒过程更加丰满，使读者能够在欣赏小说的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佛教的思想和文化。
汪曾祺在《受戒》中表达了对佛教文化的敬仰和赞美。
通过对佛教僧人的描写，如“高大而结实的僧人”、“他们斗志昂扬地唱，直到喉咙发哑”，作者赞美了佛教僧人的虔诚和奉献精神。
通过对仪式的描写，如“受戒誓言结结实实被我说下”，作者赞美了受戒仪式的庄重和神圣。
作者对佛教文化的赞美以及对仪式的庄重性的描写使得整个受戒过程更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读者也因此更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美。
汪曾祺的《受戒》通过细节描写、独特叙事和对佛教文化的赞美，展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导语：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读他的作品犹如潺潺溪水在心底流淌，亲切美好、舒缓有致，往往悲伤的故事作家也能写得平淡有节制，不使读者产生情绪波动，读他的作品简直就是美的享受。
一、叙事语言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
”(《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
”(《祁茂顺》) “瑞云越长越好看了。
”(《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
(《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
”(《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
”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
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
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
如《受戒》的结尾：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
这里虽然没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芦花才吐新穗，让读者联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刚刚开展。
其次，这段话中表示颜色的词：“紫灰色、银光、通红、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时候，如“长脚蚊子、水蜘蛛”，被惊起的青桩扑鲁鲁鲁飞远了，通过自然的突变，我们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引起的波澜，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庙的主持，特别是世俗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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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
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
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
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
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
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
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
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
”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
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
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
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
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作品常常显得故事性不强甚至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因此也就缺乏故事赖以依附的完整情节,缺乏完整生活场面的展示与清晰完整的人物行为描写。
汪曾祺坦言：“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
”③所以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现象的印象式描绘，是主体对某种情景的瞬间感受，是作者对某种情感的抒发。
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他的一次次人生体验，细腻却不乏味，散漫却不冗长。
汪曾祺的创作，从小说到散文，从诗歌到戏剧、文论，从语言到结构、文本，无一不受众多评论者的青睐，分析品评的笔触由汪曾祺具体的文章开始，一直剖析到汪曾祺内心深处，大有穷其根本的势头，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中说他“既修为高深，亦近炉火纯青的境地，又不失去生命感性的体验，能够在有情世间出入自如。
”④汪曾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创造模式，在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创造出散文化的小说，形成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松散随意的结构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松散随意的结构。
传统的小说结构是以完整的故事情节为框架，来设置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而汪曾祺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形态，着意于叙述者内心意蕴的抒发，其故事情节呈现散文化的片段，不再是有头有尾的连贯故事。
作品通过片段事件的叙述和自然景物以及社会风情的描绘，呈现出一种形散神聚之美。
汪曾祺曾界定自己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潮、悬念”，结构松散的小说，为“散文诗式小说”。
⑤它的文体特征体现了散文的叙事模式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和渗透，也体现了作者在停笔多年后对人世体察的老辣和独到。
在《受戒》中，一以贯之的是明海当和尚受戒这件事。
作品围绕这条线索描写了明子与英子青涩朦胧的恋情，文章开始为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叫作明海的小和尚，以及他“出和尚”的家乡。
镜头慢慢推进，出现与他一同乘船的英子，庵里的师兄。
而他们的性格、命运也在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展示出来。
不以人物为中心，不考虑中心事件的结构，它就形成了超越传统小说的“散”的结构模式。
经过一番审美关照之后，我们发现故事看似散乱，其实是有一条线隐隐贯穿其间——人物和事件链接上的戒与恋。
作者说的明白，在《受戒》中他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是对初恋朦胧的感受。
恬静怡人的庵赵庄，两小无猜的小儿女，是作者用情编织的一种理想花环，创造的一种和谐、优美、自然、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活形态。
由于作者用深沉的情感来组织这些散的事件，作品便成为一个极富张力的情感结构。
这种出乎法度之外，而又无处不合乎法度，浑然天成就是它的“形散”而“神聚”。
这种主体情绪隐含于叙事中，而叙事又散淡随意，正如苏轼所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⑥汪曾祺这种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结构布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⑦却神韵十足，有如国画中的小品，好像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
其中非情节因素的涌入，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细腻恰当的背景。
在《故里杂记·李三》中，李三既是这篇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又是结构全篇的叙事线索。
他是地保、更夫，同时又是庙祝。
由李三几种职责引出当地的有关风俗，用顶针连续的手法一件一件往下说。
就像聊天，说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带着善意的调侃，幽默;最后，才用八分之一的篇幅，完整地写了一件事；李三因这些天坊里“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于是在敲更的时候，偷篙子被抓认罚。
最后一句“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便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鸡毛》中由文嫂引出先生们，由对先生们的宿舍描述又牵出“姓金名昌焕”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直到最后才出现“鸡毛”这一中心事件，整篇小说似乎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大淖记事》也是用大篇幅的笔调来描写“大淖”这片独一无二的水域，其特别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也就引出了十一子与巧云的悲剧。
汪曾祺的毫无定式，随心所欲的写法使小说结构得到了很大的解放，这也大大激活了读者的审美期待。
这种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同时也是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切合了他的审美理想。
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巧妙地将这种审美理想隐藏于故事背后。
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汪曾祺的作品读起来看似散漫，但他内在的创作情绪却始终影响并引领着读者。
结构的“松散”凝结为小说艺术的外在形式就是他的散文体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散文化”。
这一点无疑是对当代小说的散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散文化的人物描写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还表现在用散文的笔法叙写人物。
一般来说，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而人物的刻画主要是用事件、情节、环境来完成。
汪曾祺在人物描写上，打破传统小说描写人物的方法，将散文化的写人手法移植到小说中来。
他不强调故事情节的环环相扣，设置悬念，而重在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他的大部分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但却不能一一说出人物的来龙去脉。
例如《老鲁》、《王全》等文章中的人物塑造，他们的身世、遭遇和结局，谁也说不清。
但他们的性格却是那么栩栩如生。
这得力于作家那表现力极强的叙述语言对人物性格作精凿细刻的描写，使读者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这些叙述语言的部分就是散文笔法。
《受戒》中对仁渡的描写，就很典型。
没有中心事件，只是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聪明精干、身怀绝技的和尚，从水调山歌中我们听出了他的风流倜傥。
读汪曾祺的小说可以感觉到，作家一般不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不是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纠葛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而是将人物分割成一个一个的“个体”，通过对他们各自的经历、命运或行为的描写，表现人物的个性——他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各自独特的意识和品性，使“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这种写法与他的作品缺少集中讲故事、缺少具体情节的“散”式结构是相一致的。
由于没有中心事件和一个围绕中心事件设置的结构，就使人物失去了凝聚点，人物与人物之间联系不那么紧密，就“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
这是散文笔法描写人物的一个方面。
在《鉴赏家》中，作者对人物就作了分割，不分主次，各作平行描写。
文章开头就写到“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⑧接下来便独立成章，描写叶三卖果子的特别之处。
叶三的果子得四时之先，他卖果子，不只是为了挣钱。
他喜欢走街串巷看沿路的风景，更喜欢季陶民的画，自然引出画家季陶民，而季陶民画画时喜欢吃水果。
文章为这对知己各自立传，使人物各有其貌，各得其心。
但人物之间彼此却不割裂，均有内在联系。
《岁寒三友》就是以三个挚交为线索的。
这样小说中的人物既“散”又“联”，使全篇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有些作品，仅集中描写一两个人物，对主人公的一生进行描述，如《小芳》、《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有的写一个人的几个侧面，类似于素描，如《詹大胖子》、《李三》。
从不同的方面来塑造人物，看似零零散散，但人物形象却异常丰满。
《詹大胖子》中从詹大胖子的工作地方写起，写他的外貌、工作、业余生活，接着笔锋一转说詹大胖子很坏。
这里的“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而是人性中贪小便宜的那种坏。
对于他坏的表现，作者也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来讲述的。
詹大胖子偷卖糖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多少坏处，最后反而成了五小学生的美好回忆。
从詹大胖子对张蕴之与王文慧的包容，可以看出此人并不坏。
《故里杂记》写李三也是从他是地保、更夫、庙祝的职责情况和他的日常生活来进行描写的。
这种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散文手法叙写人物也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对人物作个体描写时，汪曾祺还运用分合的手法，既分开来逐一描述，又合起来交叉描写，以弥补分写的不足。
《星晴天》在分写学校各个教员的经历后，又以一次舞会将其汇合，点出赵宗浚心中的痛楚，王静仪的追求。
《羊夕一舍》在分别描写小吕、老九、留孩和丁贵田四个孩子以后，合写他们在一个夜晚相聚的情景。
此外，《岁寒三友》、《王全》、《安乐居》等也都用了这种手法。
三、朴素平淡的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
他用自己独到的语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他作品的叙述语言多采用接近口语的市民语言，而鲜少冗长和累赘的文学描写。
王安忆在1987年写的《汪老讲故事》中说：“汪曾祺的小说，可以说是顶容易读的了。
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⑨他的平凡就是朴素平淡的语言，看似易，实则难。
汪曾祺善用口语叙述，简洁生动，节制而富有弹性。
《求雨》中写的是大旱时节一群孩子敲锣打鼓求雨的事。
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他们走得很累了。
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着了。
”⑩纯粹的口语，仿佛随时能从野老村妪中听到，但放在这里，却贴切自然，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