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澳门人口、族群与阶层分析

明清时期澳门人口、族群与阶层分析陈文源/李琴2012-8-18 23:25:09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1年3期第181～187页【专题名称】台、港、澳研究【专题号】D424【复印期号】2011年06期【英文标题】On Macao's Population, Ethnics and Class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作者简介】陈文源(1964-)，男，广西桂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李琴(1987-)，女，湖南益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硕士生，广东广州510632【内容提要】澳门从一个边陲小渔村演变为国际知名的贸易城市，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移民聚居的过程。

总体上，澳门族群大致可分为纯种葡人、土生人、华人三大类，由于不同族群所掌控的政治权力和生活资源不同，所以对“祖国”与“故乡”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最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澳门社会底层的土生人与华人，因生计所迫，其“但得安居便死心”的移民心态最为明显，对“故乡”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澳门/人口与族群/文化心理澳门人口与族群问题，关涉到对澳门社会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许多学者对此多有关注，大凡涉及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的论著，均对澳门人口与族群有所涉及，而专文论述者，如葡国学者若尔热·福尔加斯①、阿马罗②、贾渊③、莱萨④、文德泉神父⑤等，而中国学者则以李长森的《明清时期土生族群的形成与变迁》影响最深。

但他们的著作多围绕土生人进行，对澳门族群的整体研究仍有许多不解或模糊之处尚待讨论，本文对此稍作阐述，以飨方家。

一、明清时期澳门人口之概貌澳门开埠以后，澳门人口变化之状况，学者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挖掘大量的档案与当时人的书简史料，但至今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权威的论述。

根据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附表“澳门开埠至17世纪中叶澳门葡裔‘已婚者’统计数字”显示，[1]121-122明朝澳门人口记载较为模糊，其表现有二：一是，这些记录多出自西方文献，记载以“已婚者”为单位，但每位“已婚者”所群带之“家庭成员”数目不明，1640年英国人里察德认为土生葡人平均每户有15人，1644年卡丁神父则认为平均每户有20人，1[1]137而清朝澳门同知印光任则认为“丁口十倍之”。

二是，西方文献中所记“已婚者”数字，有些确切表明包括已入教之华人家庭，有些则表明另有相同数目本地进教者，如1624年记录已婚者有840人，时隔仅六年，于1630年，已婚者数目也是850人，几乎没有变化，但其附加说明时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称840个“已婚者”中有“437人为葡人或者混血，其余为进教华人”[2]，后者称除850个“已婚者”外，“另有同样数字的本地进教者”。

如此算来，人数翻一倍之多。

尽管这样，西方文献关于明朝澳门人口的统计数字也很少超过万人。

相较于中方文献记载，1564年庞尚鹏认为“夷众殆万人矣”[3]卷1。

吴桂芳认为“非我族类，不下万人”[4]卷343。

这与西方记录基本相似。

但1601年王临亨称“香山之夷，盘踞澳中，闻可数万”[5]卷3。

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张凤翼则称“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逞不得，此大可忧者也”[6]卷1。

如此夸张的说法，考之记录者的心态，可能是忧虑葡人将为中国南部边患，故将活跃于珠江口的华商与海盗人数合计，虚报数字，以刺激朝廷对此事的关注。

入清以后，中西文献对葡属人口计算差异不大，基本在4000-6000之间波动，但对华人人口的记载差距甚大，有三、四倍之多(参见附表)。

经对清朝澳门人口政策演变的研究，本文认为，中方所公布的数字，有严密的保甲制度为依托，应较为可信。

西方文献的记载，不言所依，令人质疑。

此说之主要依据是，在十八世纪，华人人口急骤上升，多达两三万人，这与当时中、葡关于澳门华人政策不相适应。

在清政府方面：首先，在澳门实施保甲法，并得到澳门议事会的配合。

1690年6月3日，澳门议事官员说：“香山的满清官员送来广东省官员的一道命令，说：甲长要提交居住在本市木屋、店铺和居民点内所有中国人的名单，每10人中委派一名甲长。

”为避免麻烦，议事会决定：对店铺内的中国人造表，并且葡萄牙人要从其家中将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赶走[14]。

其次，清政府实施禁教政策，严控华人入澳。

1744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了《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规定：“凡贸易民人，悉在澳夷墙外空地搭篷市卖，毋许私入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

”并对为澳门葡人提供商业与劳工服务的人员实施严格的牌照制度[15]卷上。

在澳葡政府方面：首先，配合清政府实施保甲法，遏制华人进入澳门。

先是，葡萄牙在澳门开埠之初，就不断同进入澳门定居的华人发生争执，故葡人很早就有规定，所有在澳门没有固定居所的华人，晚上都得离开城区。

不仅几座城门紧闭，而且各条街道的门也关了起来[12]71-72。

1692年2月6日，澳门议事会发布公告：“市政厅敲钟后在没有路灯的街上闲逛的任何中国人或奴隶都将被抓起来。

在1691年设立之登记簿内未登记姓名的任何在城里的中国人也将被抓起来送交满清官员。

”[14]其次，不断地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

或是出于宗教的人文关怀，或者因明清政府的压力，葡萄牙当局自1595年起，不断地颁布禁止贩卖奴隶的法令。

在1758年，葡王下令24小时内释放一切在押的华童，这一命令在当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澳门教区神父向葡王汇报称：“在阁下颁布禁令后……无人胆敢购买华童。

”[16]再次，自18世纪起，澳葡政府限制华人在澳门置业。

1711年澳葡政府通过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澳门拥有房产物业。

议事会发布命令，将违令租给华人的几所房子拆毁，其中几所由华人自己建造并拥有的房子，也在清政府官员的命令下被推倒[12]72。

此后于1718年、1733年、1773年均颁布了相关的法令。

1773年11月20日，澳门总督要求议事会上报将土地或房子出租给中国人的葡人名单，并要求他们约定收回的期限[14]。

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于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华葡居民租务纠纷案件，应与澳葡政府这一政策有关。

综合考察入清以后中葡双方关于居澳华人的政策与管理状况，在中葡双方合力遏制华人入澳的情形之下，华人人口如此急骤增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西方文献中关于澳门华人人口虚大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将在澳门教区的受洗入教的内地华人计算在内，二是将望厦、湾仔的人口计算在内。

因为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葡国受殖民思潮的影响，一直在谋求对华人管治，并试图将澳门城的范围扩大至关闸、湾仔。

据龙思泰统计，1833年望厦有7000人，湾仔13090人，如将此人数加上住在澳门城内的华人，则将近30000人，与西方文献的记载相近。

二、澳门族群结构鸦片战争以前，澳门的族群状况大致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纯种葡人。

16世纪，随着葡萄牙在远东殖民事业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葡国贵族、冒险家或奉命担任官职，或为寻宝东来。

从资料来看，居澳葡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由葡国任命的官员，或宗教人士，大多是纯种葡人。

在澳门开埠之初，葡国王室为了保障澳门在葡国的管治之下，对澳门的管治班子均有规定，如澳门总督(兵头)必须由葡国任命，澳门法官必须具有葡国的教育背景，这些措施均保证在澳门的管治方面，由纯种的葡人负责。

1710年，若奥五世特许状规定：“议事会议员、法官及议事会官员必须是纯种世代的老基督徒葡萄牙人。

”[8]764二是东来寻宝的商业冒险家。

三是为逃避政治和宗教迫害而逃往东方的葡人，他们入居澳门，可能成为守卫澳门的士官、水手，或闲散人员，处于澳门的低层。

博卡罗在关于17世纪30年代的澳门的描述中说：“该市还有许多葡萄牙水手、舵手和船长，大多数是在葡萄牙结了婚的，其他人则是单身汉，他们在到日本、马尼拉、索洛、望加锡和科钦支那的航线上进行贸易，这些人有150人之多。

”[17]251据A. M. Martins do Vale统计，1773年，在澳纯种葡人约为127人，他们一般拥有丰厚的家资，或担任舰队军官[1]128。

1787年，旅行家德拉佩鲁斯到了澳门，据其记载，当时在澳门只有100人纯种葡人[16]。

由于这些葡人拥有丰裕的资产，或权力，他们成了澳门的上层贵族。

第二、澳门土生葡人。

在澳门开埠之前，葡商已经在远东地区从事合法或非法的贸易，大部分葡商因没有携带家眷，一般会与本地女子同居或结婚成家。

16世纪，葡文文献中“已婚者”，即是对这一群体的称谓。

澳门开埠后，这些已婚者带着家眷入居澳门，而他们的后代当时主要是与印度、马来、日本的混血儿。

至17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葡裔男子更愿意娶有品德华人女子为妻。

博克塞通过研究认为：“建于约1555-1557年的澳门城，在最初的殖民者当中是没有白种妇女的。

他们也没有与邻近的香山县的华人融合在一起，与他们同居的妇女一般是由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印度来的，而这些妇女身份多数是奴仆。

可是过了一阵子，一群为数不少的华人开始定居于逐渐发展的港口，由于在明朝时期，中国禁止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所以澳门很快地便形成了中日贸易中心。

因此，葡萄牙的男人便开始了与中国女人通婚，不过中国女人的角色仍以妾或契约女佣人(妹仔)居多。

”[18]1039这种不同种族结合的家庭，其后裔便组成了澳门颇有特色的土生人。

第三，华人。

澳门开埠以后，为了经商或谋生，大批华人涌入澳门，他们在澳门开埠及此后促进澳门贸易繁荣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首先，华人充当了葡人的参谋者。

由于葡人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其于中国贸易、安全维护一直仰赖华人代为筹谋。

郭尚宾曾指责部分华人“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19]卷1。

据阿尔维斯(S. Alves)研究发现：澳门开埠之初，葡人民选的执政官迪奥戈·佩雷拉支持了两个澳门华人团体：一是以林宏仲(Lin Hongzhong)为首的华商团体，一是由华人翻译员组成的团体。

这两个团体亦是迪奥戈·佩雷拉对中国交往的喉舌与耳目，由一位名叫托梅佩雷拉的人领导[20]。

其次，为葡人在澳门贸易提供后勤支持。

在贸易过程中，“夷无斗、无尺、无秤，则与之较轻重、挈长短”[21]。

在生活上，居澳葡人的居屋、日常所需，无不仰赖于华人。

澳门成为对外贸易泊口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22]卷69。

又有文献称：“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尽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

有见广州之刀环、硝磺、铳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人制造者更多焉。

”[19]卷1此外，凡澳门百工之作，也无不仰视于华人。